也談 “抄襲的一代”——兼與倪樂雄先生商榷 　　時間:2002年1月12日 作者：周祥森(《史學月刊》編輯部副編審） 來源:學術批評網 　　華東理工大學倪樂雄教授最近就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教授抄襲事件發表了很好的評論。倪教授的評論文章最初發布在學術批評網，題為《“抄襲的一代”？》，後據說因該文將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報》1月17日刊出，網上發布不到一天又應作者要求暫時刪除了。1月7日，中華讀書網在“每周學術”專欄中刊出了此文，標題略有變動——《我們這一代學者是“抄襲”的一代？》（http://www.creader.com/news/20020107/200201070010.html。系轉發自學術批評網）。兩天后，1月9日傍晚，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周刊”也在“第一時間”醒目地登出，文章標題改為《我們是“抄襲的一代”？》（http://www.cc.org.cn/zhoukan/diyishijian/0201/0201091000.htm）。 　　筆者對倪教授的不少評論持贊同意見，但對於倪教授界定“抄襲的一代”的方法卻不敢苟同，因為倪教授的界定方法對於人們分析學術腐敗的外部根源可能會起誤導作用，並有可能為某些抄襲剽竊者“漏網”、推卸責任開出一扇方便之門。 　　倪教授在文章中寫道：“屈指算來，老一代學者教授幾乎沒有類似行徑，而抄襲的一代人皆是‘文革’後成長起來的，由於‘文化大革命’既‘革’宗教的命，又‘革’傳統道德的命，幾乎什麼都‘革’，所以這代人既沒有信仰支撐、也沒有道德支撐，只剩下一個‘利’字為其立身之本。”於此可見，倪教授說的“抄襲的一代”，指的是出生於“文革”、而在“‘文革’後成長起來的”“這代人”。他們之所以抄襲，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傳統在其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刻上了烙印，產生了某種根深蒂固的影響，以至於過了二三十年，直至20世紀80、90年代，他們依然生活在“文革”傳統的籠罩之中。這樣說來，抄襲者至多只不過是“文革”的受害者罷了。抄襲剽竊也好，“既沒有信仰支撐、也沒有道德支撐”也罷，非這代人之過，要怪就只能怪他們生錯了年代。 　　很巧合的是，筆者出生於“文革”，成長於“文革”後，但乍聽此論，卻頗感吃驚。而更讓筆者吃驚和不解的，則是倪教授依據年齡來界定“抄襲的一代”的作法。這使筆者聯想到“文革”年代盛行的家庭出身論（血統論）和階級出身論。在世紀之交，一個學人生錯了年代，就和“文革”時期一個人生錯了家庭、生錯了階級一樣，真是一種極端的不幸！不過，有一弊即伴之以利，於“罪”者，則可以不必對自己的行為承擔什麼責任，因為這是他無可更改的出生年代、家庭和階級成分造成的；而欲追究其“罪”者，也可獲致便捷的、一勞永逸的途徑：追究其出生的年代、家庭和階級即可挖出其“犯罪”的根源。關於“抄襲的一代”的年齡論，其謬亦如此。網友“神槍手”在世紀沙龍的跟帖中提出“‘一代人’都被綁架了？”的疑問，是有道理的。 　　實際上，若欲從外部分析學術腐敗的社會根源，我覺得最靠得住的界定方法應是依據該學術現象大量發生的年代，而不是該學術現象當事人的出生和成長年代（或者說當事人的年齡）。這是一種基於學術史角度的界定方法。因為一種學術現象構成為某一時代的重要而顯著的學術特徵，即可以該種學術現象來命名這個學術時代。如春秋戰國時期，在學術史上我們可以定它為諸子時代，兩漢特別是東漢為讖緯時代，魏晉南北朝為玄學時代，宋明為理學時代，清前期為考據或樸學時代，等等。諸子學人之為諸子、讖緯家之為讖緯家、玄學家之為玄學家、理學家之為理學家、考據家或朴學家之為考據家或朴學家，與其出生、出身及年齡無涉，只與其學術活動特別是學術成就，即是否預此學術之潮流有關。 　　抄襲剽竊這一學術現象是否構成了我們所處時代的學術特徵？筆者不敢遽下論斷。但似乎可以把範圍縮小到“一代”，即把20世紀最後二十年定為“抄襲的一代”。在“抄襲的一代”，有幸奪得“第一”桂冠的第一個抄襲者是誰，筆者未做確考。“一代”的時限一般是二三十年。所以，如果把20世紀80、90年代劃為“抄襲的一代”，大致上還是說得過去的。 　　前後兩個十年相比，從報刊媒體披露出來的情況看，後十年即上一世紀90年代的抄襲現象要比前十年即80年代要普遍得多，也嚴重得多。90年代初以來，抄襲事件不僅越揭越多，而且抄襲者所在學校的知名度也一個比一個高，從復旦、南大到北大、中國社科院，無一倖免；抄襲者也由一般的名不見經傳者發展到教育部評定的作為全國高校青年教師楷模的“全國高校青年優秀教師”、博士生導師，其抄襲的手法也日新月異，明搶暗奪，無所不用其極。從《中華讀書報》、《南方周末》、《光明日報》、《自然辯證法通訊》、《歷史研究》、《學術界》、《社會科學報》等報刊以及世紀中國網、學術批評網等媒體公開批評的抄襲剽竊事件來分析，在目前的文抄公隊伍中，儘管不排除“‘文革’後成長起來的”這代人占相當大比例的可能性，如出生於60年代的北大王銘銘教授、原華東理工大學胡黎明教授，但同時也不能因此排除“文革”前已“成長起來”或文革後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學生的人，如出生於50年代的復旦申小龍教授、張汝倫教授，甚至不乏出生於40年代的著名大學的教授、博導。因此，實際情形很可能是：目前，在不同年齡段的學人中，或許都有程度不同、數量不一的抄襲剽竊者。換言之，抄襲剽竊現象很可能分布於各個年齡段的學人之中。所以，把“抄襲的一代”的帽子一下子扣在“‘文革’後成長起來的”人頭上，大概是失諸簡單化了。 　　（寫於2002年1月11日，完成於1月12日。初稿完成後，曾寄楊玉聖先生教正，玉聖先生從字詞句到材料都做了認真的修改、補充，值此完稿之際，謹致謝意。）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首發 2002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