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光明日報》近期關於北大張築生教授生平事跡的報道，心裡很不平靜。他在數 學教研方面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但這些工作算不上“成果”，記不上“工作量”，大概因此他做不上“博士生導師”，因此他在蔚秀園的家“非常清貧”。在聽過他課的學生的眼裡，他是“真正的教授”；但在當今一些以“改革”名義下出籠的折騰科學家的戲法面前，他是不堪一擊的弱者。他不是政治思想教育首長可以樹立的無私奉獻的楷模，因為他沒有由豪言壯語組成的日記；他也不是達官貴人所推崇的甘坐“冷板凳”的知識聖人，因為他知道自己是硬着頭皮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當然，他更不是“學術”名利場上的獵手，否則以他的才智若走一條撈取名利的捷徑，何至於貧病如斯？總之，他是一位沒有好心情的好教授。他所引用的詩句“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正是他生存狀態的寫照。

　　疾病愛找沒有好心情的人。無疑，錯不在北大的校院領導，他們一定對張教授有過應有的關懷。張築生教授遇到了這一代科學家遇到的困境：他們從事的職業是最具風險的職業，而他們的職業遊戲規則卻不能使他們規避風險！

　　我曾經在《南方周末》“時事縱橫”版上談過科學家的職業風險問題，張築生教授令人憂傷的故事是支持我論點的案例。科學家真正的創造期在三四十歲時期，數學家的創造期會更早一些，科學的弄潮兒是年輕人。一個科學家具體的創造期有多長，不僅與他的體能有關，也與他的研究方向選擇有關，這都是極不確定的因素。過了創造期，科學家的任務就是教書或從事其他知識普及工作，走上知識界領導崗位的是少數，而且在本質上對科學的貢獻並不重要。如果要終生以工作成績來決定科學家的職業資格，並決定科學家的報酬，那麼，多數科學家恐怕就要流落街頭了。

　　目前中國科學界的一些遊戲規則是在折騰科學家。具有毀滅性的規則是兩條，一是無休止的資格認定，二是下達科學論文發表的硬性指標。從讀博士學位開始，有的大學就定了發表論文的指標，達不到就不授學位。然後從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一步一步通過資格認定。有的大學通過“改革”，又增加了新的資格認定等級，有“終身教授”和“×級教授”等，每個台階上的每一年都要完成論文發表指標。大部分科研單位還有“年審”制度，雖然是做樣子，但還是給科學家施加了一種壓力。科學家本身就承受職業成就感的壓力，加上規則的重壓，真是不堪重負。

　　目前科學界的規則我看倒是弊端叢生。某些科學家的投機鑽營，徇私舞弊，弄虛作假，都與我們的規則有關。目前的規則給科學界帶來了官場習氣，那些安守本分的科學家容易受到冷落，而名利場上的好獵手則平步青雲，玩名利於股掌之間。銀子在追捧等級，有的學科造就了富豪學者，為世界所少見。像張築生這樣的教授在騎自行車往來街區之時，早有人名車出入了。

　　科學界的遊戲規則需要改革，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是少折騰科學家，多約束管理者。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在高等學校工作一段時間後可以申請終身(副)教授資格，經嚴格的審查程序給予認定或否定。一旦獲得此資格，科學家的工資晉升納入一般的管理程序；正教授晉升再經過一次資格審查，如果審查不能通過，仍應保證科學家不至於“下崗”。要堅決取消對科學家的年審制度。一個大學教授，即使他在資格認定以後不再發表學術論文，只要能完成一般的教學工作，其職業資格就不得取消。在機構的風險與科學家個人的風險之間，制度更應該保證避免科學家個人的風險，這是科學活動的本質決定的。通過這種改革，將大大降低科學家的職業風險，為科學家的科研活動創造自由、寬鬆的氛圍。

　　約束管理者的辦法是建立大學和科研單位的“教授(科學家)委員會”，和“道德委員會”，由前者行使科學活動規則的制定權並決定科研經費的使用方案，由後者對管理者的行政決策進行監督並行使對行政決策的否決權。教授委員會和道德委員會將與大學或科研單位的董事會合理分工，相互制約，共同形成對行政首長的約束。

　　據說知識分子的“民主素質”要高於粗通文墨的農民，但從經驗看，中國農民對民主訴求在觀念上和行動上似乎都要高於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我甚至對本文提出的關於降低科學家職業風險的建議落實的可能性是沒有信心的，但我還是想說，因為不說不快。也許新規則的建立需要一種環境，這個環境就是徹底打破國家對高等教育的壟斷，大力發展私立高等學校。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