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 ——謹以此文紀念先師蔡孑民先生百年誕辰

我以為一個大學的精神，最好讓後代的教育文化史家來寫。但是有人以為當時的人尚且不留紀錄，那後代的史家更缺少相當的憑藉。又有人說當時人的觀察雖不能和“明鏡台”那般的晶瑩，然當時人的心靈，也不見得就如頑石般的毫無認識和反想。我是勸人注重近代史的人，對於這番話自然無法來否認，也無須來爭辯。我是治歷史的人，願意忠實地寫我對於北大精神的認識和反想。我不願意誇張，也無所用其回護，然而這些認識和反想，終究是從我的觀察體會中得來。強人相同，則吾豈敢！

　　一個大學的精神，可以說是它的學風，也可以說是它在特殊的表現中所凝成的風格。這種風格的凝成不是突如其來的，更不是憑空想象的。它造就的因素，第一是它本身歷史的演進，第二是它教職員學生組合的成分，第三是它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實施。這三項各有不同，但互為因果，以致不能嚴格劃分。即以北京大學的精神而論，又安能獨為例外。

　　北京大學的歷史，我不必細說，因為毛子水先生在《國立北京大學的創辦和歷年的經過》（見《國立北京大學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篇里，已經考據精詳。我們不願意攀附以前歷代首都的太學、國學；但是在首都要建立一座類似近代的大學，則自以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創立京師大學堂的詔書開始。而其內部的建置，主體是仕學院，收翰林院編修、檢討、六部中進士舉人出身的員司和都察院的御史等等做學生，並把官書局和譯書局併入。這是最初時期的第一階段。中經庚子之變而停版，到1901年才恢復。嗣後把同文館併入，以嚴復為譯書局總辦。次年取消仕學院而分設仕學館和師範館，並設英、法、俄、德、日五國語文專科，此系譯學館的前身。這是最初時期的第二階段。1902年7月張之洞等會奏《重訂學堂章程》以後，大學中分為八科，上設通儒院（即現在大學研究院），下設預科，附設進士館、譯學館和醫學實業館。畢業後，分授科舉時代進士的頭銜，並將成績優異的進而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這是最初時期的三階段。綜觀這最初時期的三個段落，我們可以看出京師大學堂的幾種特點：

　　第一、承受當時維新圖強的潮流，想要把中西學術熔合在一爐；吳汝綸、嚴復諸先生同在一校擔任重要教職，就是象徵。但是舊學的勢力當然比新的深厚。

　　第二、是要把“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此實行。當時學生半途出家的情形，演出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如上課時，學生的聽差，進房屈一膝打扦，口稱“請大人上課”。除譯學館學生較洋化而外，仕學館和以後的進士館則官氣瀰漫。

　　第三、因為學生的學識和資歷均高，所以養成了師弟之間，互相討論、坐而論道的風氣。這點對後來卻留下了很好的影響。就在這裡，讓我寫一段學術界的逸事。在清季象山陳漢章（字伯弢）先生是名舉人，以博學聞於當世，於是京師大學堂請他來當教習。他到校後見一時人才之盛，又因為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可以得翰林（當時科舉已廢），於是他決定不就教習而做學生，在馬神廟四公主府梳妝樓上的大學藏書樓里，苦苦用功六年，等到臨畢業可以得翰林的一年，忽然革命了，他的翰林沒有得到，可是他的學問大進，成為樸學的權威。

　　1911年，蔡元培先生任教育總長，特別選學通中西的嚴復先生為大學堂總監督，不久改為國立北京大學，仍以嚴先生繼續擔任。這正是着重在融會中國文化與西洋學術的傳統精神。

　　1916年底，蔡元培先生自己被任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本來在清季就不顧他翰林院編修清高的地位和很好的出路，而從事革命，加入同盟會。當時黨內同志有兩種意見，一種贊成他北上就職，一種不贊成。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的教育，所以主張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認做大學校長是做官，於是決定前往。他在北京大學就職的一天，發表演說，主張學生進大學不當“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大學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又主張“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他又本其在教育總長時代的主張，認為任何挽救時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為中堅”。這種精闢、勇敢、誠摯而富於感動性的呼聲，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不但給北京大學一個靈魂，而且給全國青年一個新啟示。

　　蔡先生對於北京大學及當時學術界的影響如此其深，所以我們不能不把他的思想和態度，重新平情和客觀地認識一下。

　　第一、他是一位中國學問很深、民族意識極強、於中年以後再到歐洲留學多年的人，所以他對於中西文化，取融會貫通的態度。他提倡新的科學研究，但當時他為北京大學集合的國學大師，實極一時之盛。他對於雙方文化的內涵，是主張首先經過選擇而後加以保留或吸收。

　　第二、他研究哲學而又受希臘美術精神的影響很深，所以主張發展人生的修養，尤其當以美有來涵養性靈；以優美代替粗俗，化殘暴而為慈祥。

　　第三、他在法國的時候，受到兩種思想的感應：一種是啟明時代一般思想家對文藝和科學的態度，以後他並贊成孔德（A．Comte）的實證主義；一種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自由、平等、博愛”的號召，所以他主張民主。

　　第四、他對於大學的觀念，深深無疑義的是受了19世紀初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Wilhelm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大學者的影響（英國著名史學家谷趣G．P．Gooch稱，當時柏林大學的建立，是19世紀一件大事）。蔡先生和他們一樣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但不主張，而且反對。有如馬克思的思想，他以為在大學裡是可以研究的。不過在“五四”時代，北京大學並未開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課程。經學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劉師培先生，為一代大師，而劉教的是三禮、尚書和訓詁，絕未講過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鴻銘先生，是老復辟派，他教的是英詩（他把英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卻是十分欣賞），也從來不曾講過一聲復辟。

　　第五、他認為大學的學術基礎，應當建立在文哲和純粹的自然科學上面。在學術史上，許多學術思想的大運動、大貢獻，常是發源於文理學院研究的對象和結果里。所以大學從學術貢獻的基礎來看，應以文理學院為重心。其他學院可在大學設置，但不設文理兩院者，不得稱大學。這個見解裡面，確是含有了解學術思想全景及其進化的眼光。

　　第六、他是主張學術界的互助與合作，而極端反對妒忌和排擠的。他提倡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論。他認為學術的研究，要有集體的合作；就是校與校之間，也應當有互助與合作，一個學校不必包攬一切。所以他曾經把北京大學的工學院，送給北洋大學。

　　第七、根據同樣的理由，他極力反對學校內或校際間有派系。他認為只能有學說的宗師，不能有門戶的領袖。他認為“泱泱大風”、“休休有容”，為民族發揚學術文化的光輝，才是大學應有的風度。

　　第八、他幼年服膺明季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對於宋明理學的修養很深，所以他律己嚴而待人寬。他有內心的剛強，同時有溫良恭儉讓的美德，所以他能實行“身教”，不但許多學生，而且有許多教授，“中心悅而誠服”。

　　在他主持北大的時候，發生了三個比較大的運動。

　　第一是國語文學運動，也常被稱為白話文運動或新文學運動。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文學解放運動，以現代人的語言文字，表現現代人的思想感情，不必披枷戴鎖，轉彎抹角，還要穿前人制就的小腳鞋子，才能走過狹長的過道。並且就可把這種“國語的文學”，來形成“文學的國語”，使全民的思想意識都能自由地交流，而鞏固中華民族的團結。英、德、意各國能形成為現代的國家，它們都經過這種文學革命的過程。這種運動，當年受過許多猛烈的攻擊，到現在也還不免，但其成效俱在，不必費辭。就是當今總統和政府重要的文告，都用國語，已足證明。至於多年來節省億萬小學生、中學生和一般青年的腦力和心血，使他們用在科學和有益的學問知識上，實在是全民族一種最大的收穫。到現在新文學中還不曾有，或是有而不曾見到偉大的作品，是件遺憾。同時我們也知道，從馬丁路德於1521年在華特堡（Wartburg）開始用德國民間的白話翻成新約全書以後，一直等到18世紀初葉，才有歌德和席勒兩大文學家出現，產生出最成熟的現代德國文學。我們正熱烈地歡迎和等待中國新文學裡的歌德和席勒出現。至於當年北京大學的工作，只是“但開風氣不為師”而已。

　　第二是新文化運動。它只是從新文學運動範圍的擴大而產生的。當時，不想到現在，還不免有人對他談虎色變，其實它一點也不可怕。簡單扼要地說，它只是主張“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也就是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分門別類地按照現代生存的需要來重新估定其價值。無論什麼民族文化都是為保持它民族的生存，它自身也附麗在這民族的生存上。“處今之世而無變古之俗，殆矣！”若是國粹，自然應當保留；若是國糟，自然應當揚棄。文化是交流的，必須有外來的刺戟，才能有新的反應；必須吸收外來的成分，才能孳乳、增長和新生。我國在漢、唐時代，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外來的文化。到今天吸收西洋文化是當然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事。科學方法最忌籠統，所以“全盤中化”、“全盤西化”這種名詞，最為不通。我不曾聽到當年發動新文化運動的人說過，尤其不曾聽到蔡先生和胡適之先生說過。就以“五四”以前傅斯年先生和我編輯的《新潮》月刊來說。《新潮》的英文譯名，印在封面上的是“The　Renaissance”，乃是西洋歷史上“文藝復興”這個名詞。當然這新文化運動的工作，至今還未完成。以前它曾收到許多澄清的效果，也產生了很多學術上有價值的著作。當年大陸上北平圖畫館收集這種刊物，質量均頗有可觀。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學者在外國科學定期刊物上發表的貢獻，為數不少，而且有些是相當重要的，斷不容輕視和抹煞。只是新文化建設性的成績，仍然還不足以適應國家當前的需要，這是大家應當反省和努力的。至於北京大學的任務，也還只適用於上節所引的龔定盒那一句詩。

　　第三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也很簡單，它是為“山東問題”中國在“巴黎和會”里失敗了。國際間沒有正義，北京軍閥官僚的政府又親日恐日，辱國喪權，於是廣大的熱血青年，發生這愛國運動。這運動最初的起源是在北京大學，但一轉瞬就普及到全北京大中學生，瀰漫到全國。不久全國工商界也就很快的加入，這是中國第一次廣大的青年運動，也是全國性的民眾運動。所以這運動不是北京大學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數身預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就北京大學而論，學生從軍閥的高壓和官僚的引誘中，不顧艱險，奔向一條救國的道路，實在是蔡先生轉移學風的結果。蔡先生一面在校提倡大學生的氣節，一面於第一次大戰停後在中央公園接連三天的講演大會，以國際間的公理正義來號召。嗣後不過數月，“巴黎和會”竟有違背公理正義的決定（因為英國與日本在戰爭後期成立密約，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與日本，以交換他種權利。美國當時不是不知道，乃是有意緘默和優容，等到在和會中威爾遜總統竟公開的讓步，犧牲其《十四條》中有關山東一條的主張。此事與“雅爾達會議”中同盟國和俄帝訂定違害我東北主權密約的經過，有若干相似之處）。當時北京軍閥官僚誤國賣國的逆跡，又復昭彰，於是“五四”運動遂在這適當時機而爆發。還有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漢朝和宋朝太學生抗議朝政的舉動，也給大家不少的暗示。“五四”那天發表的宣言，也是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原文如下：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宣言明白標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八個字的口號。這是最顯著的愛國目標。誠然“五四”運動以後發生過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但是“五四”當年的精神是愛國的。“五四”是青年在北方軍閥的根據地站起來對抗反動勢力的第一次。受到“五四”的激發以後，青年們紛紛南下，到廣東去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有如風起雲湧。蔡先生常說“官可以不做，國不可以不救”。到“五四”以後學生運動發現流弊的時候，他又發表“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名言。 　　但是，北京大學始終認為學術文化的貢獻是大學應當着重的任務。因為時代的劇變，更覺得灌溉新知，融會中西文化工作的迫切。以前外國人到中國來教書的，大都以此為傳教等項工作的副業，所以很是平庸，而無第一流的學者肯來講學。就在“五四”這時候，北京大學請大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來講學一年有餘，實開西洋第一流學者來華講學的風氣。以後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里舒（Hans　DriAesch）、泰戈爾（R．Tagore）均源源而來。地質學家葛利普（Grabau）長期留在中國，尤其能領導中國地質學界不斷作有價值的科學貢獻。

　　當然一個大學的學風，是各種因素構成的。如師生間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一部分是京師大學堂的遺留，但到1918—1919年間而更甚。我尤其身受這種好處。即教授之中，如胡適之先生就屢次在公開演講中，盛稱他初到北大教書時受到和傅斯年、毛子水諸位先生（當時的學生）相互討論之益。以後集體合作從事學術研究的風氣，一部分也是從這樣演變而來的。除了國語文學運動是胡先生開始提倡，和他對於新文化運動有特殊貢獻，為大家所知道的而外；他對於提倡用科學的方法和精神，並且開始實地的用近代科學方法來治國學，其結果的重大，遠超過大家所說的考據學的範圍。

　　從1927年蔣夢麟先生繼長北大以後，北京大學更有意識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學方面走。那時候文史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沉着地加強，大學實在安定進步之中。到1934—1935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親日派（以後許多在“七七”事變前後公開成為漢奸的）狼狽為奸，橫行無忌。北平空氣，混沌異常，反日的人們常感覺到生命的威脅。那時候北京大學的教授，尤其是胡適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堅決反對“華北特殊化”，面斥親日分子，並聯合其他大專學校的教授，公開宣稱要形成文化戰線堅守北平的文化陣地，決不撤退。在日本決定大規模作戰以前，北平的教育界儼然是華北局勢的安定力量。這仍然是表現着愛國運動的傳統精神。

　　等到抗戰勝利以後，胡適之先生被任為校長，而先以傅斯年先生代理。傅先生除了他個人的學術造詣而外，還有兩件特長。第一是他懂得集體學術研究工作的重要，而且有組織能力來實現這種工作，如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堅實的學術成就，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第二是他懂得現代的大學是什麼，而且應該怎樣辦。他把北京大學遺留下來的19世紀初葉德國大學式的觀念，擴大而為20世紀中葉歐美大學式的觀念。他又大氣磅礴，能籠罩一切。於是把北京大學，擴大到文、理、法、工、農、醫六學院，計三十二系，為北方最大規模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