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學家巴爾的摩訪談

檔案 　　巴爾的摩 　　（David　Baltimore）

　　1938年3月7日生於美國紐約。高中時因母親的建議參加了一個生物夏令營，從此走向生物學領域。1960年巴爾的摩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州斯沃斯默學院，1964年獲洛克菲勒大學博士學位。

　　他的成就遠不止於科學研究，在教育、管理和參與制定科學政策等領域都極有建樹，在關注艾滋病、美國的“對癌戰爭”、基因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幹細胞研究等方面，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領導者。巴爾的摩當過兩個世界著名大學的校長，80年代在他就任洛克非勒大學校長期間，因著名的“巴爾的摩案件”被趕出該大學。但巴爾的摩最終贏回自己的尊嚴，重返科學界並受邀擔任加州理工大學校長至今。 　　1975年，巴爾的摩因發現腫瘤病毒與細胞遺傳物質的相互作用，與杜爾貝科、特明共同分享了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巴爾的摩用新的分子生物學理論說明了腫瘤和艾滋病病毒破壞正常細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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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記

　　政界要人曾呼籲取消他的獲獎資格

　　在到美國之前，我就被告知，我將要採訪的第一個對象是一個很傳奇很厲害的人物，他就是美國生物學研究的領袖人物、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學的校長大衛·巴爾的摩。 　　在很多同行的眼中，巴爾的摩是美國生物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70年代他發現了反轉錄酶，這種酶可以從RNA模版來合成DNA，將正常細胞變成癌細胞，這一發現大大增進了人們對癌症和艾滋病機理的了解，從而使他在37歲時榮獲諾貝爾獎。

　　科研成果僅僅是他成就中的一部分，他是優秀的科學行政管理者，曾做過美國第一家政府和私人企業共同投資的白頭醫學生物研究所的領導，他管理過美國兩座世界著名的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和加州理工大學。他是科學界的領袖人物和社會活動家，參與了美國很多科學政策的制定，在美國的“對癌戰爭”、對艾滋病的關注、遺傳工程學的發展與限制問題、敦促布什政府支持幹細胞研究等前沿領域中，他都是領軍人物。 　　他的教育方式十分獨特，既帶有逼迫性質，又激發了學生的科學激情，他培養的很多學生也同他一樣成為生物學各領域中的領導者，所以在他身邊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基因集團。

　　但聲名顯赫的巴爾的摩同時也是一個極富爭議的人物，他的同事評價他：“他是一個光芒四射的、善於雄辯的人，同時也是一個連其最親近的朋友都會說他傲慢無情的人。”早在中學時期，巴爾的摩就開始進入生物領域，但他很少只跟一個老師，他只和能教給他東西的老師親近，反之則明顯地表示鄙視。在他讀研究生的早期，其導師就稱他是一位麻煩人物。 　　巴爾的摩最轟動的事是“義麥利緒·卡瑞事件”，又稱“巴爾的摩案件”。1986年在他就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期間，他的學生義麥利緒·卡瑞在著名生物學雜誌《細胞》（《Cell》）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被人指控偽造數據，巴爾的摩為此反應激烈、態度強硬，認為科學本身不應受到審判，一時間成為美國政界和科學界的眾矢之的。以美國國會議員丁格為首的政界要人和著名科學家共同發起，呼籲取消他的諾貝爾獎資格和將他逐出美國國家科學院。巴爾的摩堅持自己無罪，著名生物學家沃森曾主持一個聽證會來調查此事，但以巴爾的摩拒絕出席而告終。 　　他的回答偶爾閃現出凌厲的鋒芒

　　這個著名人物伴隨着他的翩翩風度和彬彬有禮出現在我們眼前，他比照片上顯得柔和，在主動與兩位博士握手寒暄之後，他只是對我微微頷首——顯然他恪守着西方禮儀中不主動與女性握手的禮節。落座之後，他以一個漂亮的坐姿面對我們，眼裡立刻流露出一個肯定的、表示可以開始的眼神。那是一種公眾人物面對公眾時的姿態，完美、守禮卻不容親近，即使是面對採訪，他也是絕對的領導者。這樣咄咄逼人的王者之風多少令我們不由自主地緊張。

　　然而他絲毫不令我們失望，在那樣精明的外表之下，他的回答同樣的精明、簡潔。他總是一下能抓住我們問題的要點，嚴謹、扼要、肯定、措辭完美地回答問題，偶爾閃現出凌厲的鋒芒。那聽起來更像是政治家外交辭令的話語方式多少令我們不適應，但卻無法不折服在他的威儀和他的答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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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

　　記者：您獲得諾貝爾獎時年僅37歲，與其他眾多獲獎者相比顯得相當年輕，獲獎是否對您的研究和生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巴爾的摩：我不認為這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由我的興趣決定的，並不為獲獎所影響。人們總認為獲得諾貝爾獎就能得到很多錢，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那些給經費的人認為既然你已經獲了諾貝爾獎，你的科研生涯就已經到了巔峰，再給經費沒有意義。對我而言，我的大多數科學工作是在我獲獎以後開始的，我認為即使我不獲獎，我做的研究仍然是這些。相對而言，它對我的生活影響更多一些，它使我成了公眾人物。諾貝爾獎獲得者在社會上是被當做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來看待的，人們非常尊敬我們，沒有其他任何一個群體能受到這樣高的尊敬，這就使我們必須對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

　　記者：您如今已經是美國生物科學家中的領導者，您覺得是什麼素質使您成為這樣的人呢？

　　巴爾的摩：我對整個世界有着廣泛的興趣，我不是狹隘地指對科學研究、癌症研究和免疫學感興趣，而是對自然的運轉機制、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都感興趣，所以這能讓我在看問題的時候有更寬闊的視野，這是我成為領袖的原因。從小時候起我就天天看所有我能看到的報紙，仔細地讀，不放過任何消息，主要讀《紐約時報》。這對我的生活有着令人吃驚的影響。

　　記者：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並非不聞窗外事，但能像您這樣同時成為科學領袖的人並不多呀？

　　巴爾的摩：很多書裡都談到領袖氣質的問題，但我認為沒人能真正理解這一點。我的意思是，在某種意義上，這並非取決於我怎麼做，而取決於別人對我的反映。很多年來人們都很樂於聽我說話，領導者並不意味着總是對的。（笑）

　　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我也聽取別人的意見。我對每件事都採取一種科學家的方式，即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不變的，你從來不對某件事做絕對的判斷，總是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學習，更多的觀念需要更新，所以我習慣於向別人學習，我也必須向別人學習。同時你也必須有自信，有時候說一些話、做一些事並不那麼容易為大眾所接受，這時你必須相信自己，我的人生準則就是這樣。我經常為一些我認為是正確的、但別人表示懷疑的事而抗爭，最終表明我是正確的。我的自信稟承自我的母親。

　　記者：您能為我們展望一下21世紀這一學科的發展前景嗎？有人說這將是生物學的世紀。

　　巴爾的摩：我從不理解人們為什麼要說21世紀將是生物學的世紀，因為我認為20世紀下半葉已經是生物學的世紀了。自從沃森和克雷克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之後，生物學就變成非常重要和前沿的研究，其實在他們之前生物學研究已經相當熱門了。薛定鍔曾寫過一篇名為《生命是什麼》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感召下，很多科學家進入了生物領域，其中包括沃森和克雷克。 　　生物學在現在的科學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基因組的序列向我們提出了無數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探究足以推動科學的發展。我們所發現的每一個基因，以及基因組中每一個新發現的結構，都會是一個很新的課題。人有3萬種基因，各種生物加起來就有更多的基因，在這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成千上萬的問題需要研究，這會導致很多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

　　生物學在21世紀會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當然是了，好得不能再好了。正因為如此，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們都被吸引進來研究這一方向，這個領域中的現象是如此地豐富和有趣，而且不僅限於生物學本身，甚至牽涉到社會學、語言學、行為學……

　　記者：人類的行為是由基因控制的嗎？

　　巴爾的摩：是影響，不是決定。因為我們要受到環境的影響，我們的行為受到基因的限制。比如，不管我如何地努力，我不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籃球運動員，我的基因沒有給我這方面的天分，但卻決定我能做一個生物學家。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會發現你的基因會指引你在某些方面發揮得更好一些，基因不同的特性決定你是成為運動員、音樂家還是生物學家。

　　也許到某一天我們就可以這樣判定你是否會具有這樣的天分，因勢利導地使你直接發揮你的優勢。但我們並不希望給人們一個簡單的印象，那就是基因能決定一切，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很多不確定和不了解的事情，基因在各種現象中有不同的潛能和方向，在談到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非常準確地說，這個人能幹什麼或不能幹什麼。只能說基因的特性可以讓我們有一定的預見能力。

　　記者：我知道您很關注對基因工程研究加以限制的問題，那您對克隆人是怎麼看待的？

　　巴爾的摩：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克隆人非常危險，我們連想都不應該想。即使現在克隆動物都還有很多不同程度的缺陷，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都不會想看到克隆人的出現，在科學界大家都很清楚， 沒有人會支持克隆人。如果我們解決了所有克隆動物的問題，我們一步步解決了克隆技術上的問題，再去考慮要不要克隆人。本質上來說，克隆人和孿生子沒有什麼區別，而孿生子在自然界是很常見的。

　　記者：您認為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科學家 是否從小就必須非常優秀，比如各門功課都要名列前茅呢？

　　巴爾的摩：我在中學裡就不是最優秀的學生，但我是個好學生。過分注重分數的危險在於學習中的創造性被抹殺了。很多普通的學生在學校里功課不是很好，但進入社會後卻很出色。在商業上成功的人大多不是在學校里考試成績最好的。 　　很多美國式的英雄實際上是那些實業家，他們能追隨自己的夢想，並全身心地投入去實現它，比如比爾·蓋茨。這些人中不少在學校里功課並不好，他們一般很早離開學業，因為他們對社會實際問題有更大的興趣。在這個社會中，通向成功的道路並不主要取決於考試的分數，而是抓住社會給你的機遇。無論研究科學還是經商，興趣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敢於冒險絕對是成功最重要的一點，在硅谷有一句話：你永遠不要相信從沒有失敗過的人。一般都認為失敗是不好的事情，但我們認為失敗是一個學習過程，失敗乃成功之母，在所有的事上都知道正確的答案在人生中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加州理工大學絕不只看重分數。 　　記者：那是不是說您更願錄取分數低的學生或說您希望自己的學生都像比爾·蓋茨？

　　巴爾的摩：如果讓你誤解了，那我收回我說過的話。我的意思是說分數也很重要，但考試僅有高的分數是絕對不夠的，你還必須展現你的創造性和對人生主動出擊的態度，那些有特長的學生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比爾·蓋茨以前在哈佛大學時也是很優秀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