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負責到底:回憶三峽工程上馬過程的始末

by LI RUI

三峽工程是一個超大型的水電工程項目。早在80年前中國就出現過關於這一工程的構想，解放後也一直有人積極主張這一工程上馬。為什麼八十年代以前，這一工程始終未能上馬？八十年代當中，又是經過什麼樣的決策程序，使得這一工程得以重新上馬的?我在五十年代就參與過這一工程的相關討論，文革以後也一直關心這一問題，比較了解這一項目決策的歷史過程和演變。在此文中，希望通過介紹三峽工程上馬的始末，回顧一下中國水利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同時，也就三峽工程的防洪效應、該工程與中國的經濟以及生態環境的關係等問題，作一些分析。

1949年以前的三峽工程設想

如果要追根溯源，歷史上最早提出三峽工程的是孫中山。

1919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講到航運問題時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長江河道有急流灘石礙航，"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這一設想實際上是主張興建低水頭閘壩，以解決航運問題為主要目標，結合水力發電。1932年，工程師惲震等在三峽地區查勘後提出，可以在黃陵廟和葛洲壩建堤壩，他們考慮的主要也是發電和航運。因此主張建低水頭的大壩工程，設想中的壩高比現在已建的葛洲壩還低。

在四十年代，當時的國民政府有一個主管經濟建設的機構，即資源委員會，其中設有一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抗戰後期，這個委員會的主任翁文灝和錢昌照邀請了美國最有名的大壩專家薩凡奇到重慶訪問。當時，資源委員會水力發電工程總處正在研究四川的龍溪河、大渡河、馬邊河、岷江等長江支流以及雲南的螳螂川等中小河流的水力開發,於是就請薩凡奇對此提些意見。正好那時美國派到中國的戰時生產局顧問、經濟學家帕斯克爾提出，可以由美國貸款，在長江三峽建高壩水電站，同時興建大型電解工廠，用一半的電力製造化肥,其產量足可占領國際市場,這樣依靠出口的收入也就能償還美國的貸款。於是，1944年9月，薩凡奇由資源委員會水力發電工程處負責人黃育賢等陪同，到三峽地區查勘,研究了高壩方案。那時的設想是,水庫蓄水的(海拔）高程是200米左右，大壩以發電為主,兼顧灌溉、防洪、航運等，水電站的裝機容量為一千多萬千瓦。當時，這樣大的發電站已經是了不得的了。

日本投降後，資源委員會和有關部門就派了五、六十個水電、水利專家到美國墾務局，在該局總工程師薩凡奇的領導下,做了一年多的研究。這批人大部分都回國了，多數留在水電部門，少數人到了水利系統工作；也有少數人留在美國，其中有的人到現在還十分關心三峽工程，比如徐懷雲先生，1989年我到美國去時曾見過他，三峽大壩截流時他也被邀請來過。

五十年代以來水利部門防洪方針上的偏差和三峽水庫案的提出

中國地處亞熱帶，季風型暴雨會造成較大的洪水，容易面臨洪水威脅。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把治水看成一件大事，“善治水”與“善治國”是相關聯的；而且，防洪從來是多管齊下的，主要是靠堤壩，同時還靠分洪、蓄洪，河道本身也要經常疏治。歷史上，長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雲夢澤，湖北是千湖之省，有上千個大小湖泊。自古以來，長江南北岸都有堤防，但從明朝起，傳說是由於那時有名的宰相湖北人張居正的支持，湖北逐漸把長江北岸的堤防加高，把分洪的口子也都堵死了。結果，北岸的江堤又高又厚，南岸的堤卻又低又薄；於是，洪水就先後在南岸沖開了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個口子，淹到了湖南和洞庭湖，而北岸的荊江地區的很多湖泊卻變成了土地。不過，洪水雖然使洞庭湖地區當年會蒙受損失，但水退之后土地淤肥了，第二年就可能高產豐收。

可是，解放後我們的水利部門卻形成了一種觀念，進而又演變成一個大方針，就是一定要把洪水堵起來，用一個個水庫來裝洪水，從而一舉解決防洪這個大問題；但他們對維護提防、河道疏浚等日常工作的興趣卻不大，即使有一個堤防維護方案，也不認真執行。這種思想的危害持續了多年。

1952年我調到北京主管水電工作後，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水利部要修官廳水庫，想攔蓄永定河水、防止洪災。但是他們沒有綜合利用的思想，只考慮防洪、不管能否發電。當時他們設計的官廳水庫有兩套泄洪措施，一是從壩頂溢洪道泄洪，另外右岸還有個泄洪隧洞。水電總局為了綜合利用庫水來發電，就向水利部建議用那個泄洪隧道做水電站的引水洞；可是水利部門堅持說，這個洞是放洪水用的，不能給你們送水發電。後來，我們水電總局沒辦法，只能在水庫左岸專門作了地質勘察，重新打隧洞、修電站，還補做了水庫範圍的地質調查。因為要發電就擔心水庫底漏水，而水利部門為了防洪而修水庫、是不管庫底漏不漏的。這件事反映出水電系統與水利部門多年來工作上存在的矛盾。

後來，水利部門雖然也注意到了水庫的綜合利用，但他們總的方針是想用水庫把洪水裝起來，從淮河、黃河的規劃到長江的規劃，一貫如此。淮河流域呈扇面型，上游的支流都很短，到了下游安徽境內才匯成淮河幹流。五十年代治理淮河時，就是單一地在上游的支流修佛子嶺、磨子潭、梅山等防洪水庫，可是這些水庫所控制的流域面積總共不到5%，無法控制淮河的洪水，起不到防洪作用。後來，水利部門才考慮如何利用這些水庫來灌溉和發電。

解放後，長江水利委員會首先提出要修建三峽水庫，該會負責人是林一山。1954年長江發生了大洪水，他就以解放前美國的大壩專家薩凡奇的建壩設想為基礎，提出要儘快修三峽大壩，但他的目標與美國薩凡奇的目的根本是兩回事。林一山主要是想通過修建大型水庫來裝長江的洪水，以防止長江的洪水災害。

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任務是規劃、管理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應該是在全流域實地考察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上游到下游提出整套的規劃，如果要設計安排多個梯級電站，也應該有通盤考慮。但是，由於長江水利委員會有一個建大水庫、一勞永逸地解決洪水問題的指導思想，所以在主持長江流域規劃時，就把全流域的規劃收縮成論證三峽工程的問題，把長江的防洪任務簡化成了全力以赴、爭取修建水庫的工作。1954年的長江洪峰時期，有大約一千億立方米的水量既無法及時下泄、又不能靠堤防有效蓄攔，林一山就想建個三峽水庫，把這一千億立方米的水裝起來。

五十年代當中，淮河、長江、黃河先後發生洪水。毛主席、周總理當然非常關心洪災問題。毛主席認為，在中國的建設問題上，首要問題是治水（第二是修建鐵路）。他那時的幾次題字都是關於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等。由於林一山強調，長江的洪水問題就是三峽問題，毛主席曾被林一山說動了，很想早些修三峽工程，於是在1956年寫了那首有名的“高峽出平湖”的詞。

水電部門不贊成三峽工程設想

水電部門對三峽工程是不贊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電工作的是燃料工業部內的水電工程局。1952年我調到該部工作後，發現水電工程局這個部內局不能充分開展工作，於是成立了水電總局（當時燃料工業部下設四個獨立的總局，即煤炭總局、石油總局、火力和電網總局以及水電總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為了三峽工程而去美國研究的專家們，回國後絕大多數人都在水電總局工作，黃育賢（已故）是總局的總工程師。

我在大學是學工科的，比較容易理解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工程中的要害問題。設想中的三峽大壩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特大工程，要建那麼大容量的水電站，其技術要求、工程規模，都大大超越了當時的世界水平，也非國家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當時我負責水電工作，知道中國能夠建設多高的水電站大壩，也知道要建一個數倍於全國現有水電站發電總能力的三峽電站會有什麼樣的困難。蘇聯和美國當時的技術能力比中國先進，我們在蘇聯參觀過不少大壩和水電站，水電總局裡也有很多人了解美國水電站的情況。即使按照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水平來衡量三峽水庫方案，也只能用四個字來表達，就是“不能設想”。所以我認為，三峽工程太大、太複雜，只能留給後人從長計議。

1954年底，中國電力代表團到蘇聯參觀水電建設工程，團長是劉瀾波，我是副教授。我們在蘇聯期間，於1955年初接到過國內的一個電報，內容是徵求我們對水利部修三峽水庫計劃的意見。當時，我和劉瀾波的意見一致，認為不宜修建。因此，立即給中央回電錶示，“對國家來講，這是很長遠的事情，現在提不到日程上來”。在蘇聯，我與蘇聯水電設計總院的有關專家談過三峽問題，請他們提意見。他們的意見基本上和我們水電總局的意見是一致的。從蘇聯回來後，根據燃料部領導的意見，我曾就蘇聯有關部門關於三峽工程的看法給周總理寫過一份比較詳細的報告。

水電和水利部門在三峽工程問題上的公開爭論

當時，因為中央正在議論長江防洪的問題，水利部就抓住這個機會強調修建三峽水庫的緊迫性，催得很緊。1955年下半年，請了一批蘇聯的水電、水利專家來研究這個問題。這批蘇聯專家中，除了個別的為蘇聯農業部所派，大部分都是電力部門、水電系統的專家。我國的水利部與蘇聯對口的政府機關應該是蘇聯的農業部，蘇聯農業部中的水利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是管水利灌溉，並不象中國的水利部門那樣直接管大河流上的水電工程。在蘇聯，管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修水電站、運河）的不是水利部門，而是電力部或水電水利設計院，因為修建水電站是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本來，我們的水電部門與這些來中國的蘇聯水電專家是同行，彼此之間容易溝通，但是那些蘇聯專家到中國以後，只有兩位到我們水電系統工作，有十幾位卻被安排到長江水利委員會，而長江水利委員會本身並沒有真正了解技術問題的水電專家。因此，我們水電部門對長江水利委員會的這類做法，是不贊成的。

水電和水利部門關於三峽工程的第一次公開爭論發生在1956年。當時，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林一山在水利部的技術性月刊《中國水利》第5、6期上，發表了一篇兩萬字的長文。他提出，只有修建了三峽水庫，才能解決長江的洪水問題。為此，他設想的水庫蓄水高度為235米。為什麼必須要達到235米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千億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庫容，從而把1954年長江防洪時堤防擋不住的那一千億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裝起來。

我們水電系統的許多技術幹部看到了林一山的文章後，都認為水利部門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提出的這個方案太離譜了，應該說實際上是很荒唐的。235米高程是個什麼概念呢？它比目前三峽大壩的設計高程175米還要高出60米。如果真的建成這樣的三峽水庫，大半個重慶市都會被淹沒，重慶段的長江江水將上漲到會淹沒市區的抗戰紀念碑的高度，整個庫區還必須遷移200多萬人口，淹沒四川省沿江的十幾個城市。這樣就變成了要通過犧牲重慶及其他大片地區，來免除武漢地區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脅。何況，即使犧牲了重慶等地，也未必能防止三峽下游地區的洪水威脅。

我們水電部門認為，防洪工作應該採取綜合規劃的原則，要注意在加強堤防、湖泊窪地蓄洪排澇、修建支流水庫以及幹流水庫這四個方面協調發展，不能從簡單化的“單其功於一役”的指導思想出發，試圖用一個大型幹流水庫去解決長江的防洪問題。堤防的作用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廢；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標準提得過高，我們只能根據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條件，逐步提高防洪標準。至於水利部門當時要求建成超大型的三峽水電站，這大大超越了當時國民經濟的條件和電力建設的基礎，並且將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從未經歷過的技術難題。

因此，1956年9月，作為水利部門修建三峽工程主張的輝映，我們在水電總局的技術性月刊《水力發電》上出了一期長江規劃專號，共有十來篇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我寫的。這個專號全面地論述了防洪、發電、航運等方面的問題，以及有關經濟、淹沒損失和地質等種種技術上的問題。當時長江的水還比較清，所以沒有考慮到泥沙問題。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比較長，由於對方的文章長達兩萬字，我也寫了兩萬字。我在文章中指出，從防洪、國民經濟等各種角度來講，對方的論點都是不合理的。我們的這個專刊出來之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就不吭聲了，既不說我們講得對，也不說我們講得不對，只是對我們的意見保持沉默。可是，《水力發電》這種刊物的專業性很強，不為人們注意，毛主席和中央當然更不知道。

可是，水利部門通過邀請一大批蘇聯專家來討論三峽工程，卻形成了推動三峽工程的輿論，同時中央也有人喜歡這樣的項目，這樣一來，三峽工程問題就提到了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尤其是，1956年9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載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報道，甚至介紹了“圍堰發電”、“臨時船閘”等設想和關於施工工期的具體措施，給讀者一個鮮明的印象，似乎三峽工程已經定案，很快就會開始施工了。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只差中央正式下命令、動手施工了。

為了以正視聽，我只好寫了一篇短文“略談三峽問題”，寄給《人民日報》。報社隨即寄來了清樣，準備發表，但後來卻並未將我的信刊登出來。以後，《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揖告訴我，《人民日報》把我的“略談三峽問題”一文的清樣也寄給了周總理，但總理說，這個問題不在報紙上爭論，所以未能刊登出來。

在“大躍進”當中三峽工程案擱置

當時，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三峽工程主張其實是與“大躍進”氣氛相呼應的。那時，不僅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要修個三峽，淮河流域的水利部門也要修個“三峽”，要在平原地區修個大水庫來裝淮河的水，地址在臨淮崗。我對這樣的“一哄而上”有自己的看法，曾經用帶點諷刺的筆調寫了一篇雜文“大魚網主義”，刊登在195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我給這篇文章取這樣的標題，是看了廣東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有感而發的。廣東報上的文章說，一個縣的某位部長不相信別人的勸告，強迫漁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魚網，做了一個三萬多斤的大魚網，想一網把海中的魚全部打上來。結果，這個網拋下海以後，一條魚也未打着。我就借用了這個詞。

我在這篇雜文中說，現在中國有很多的“大魚網主義”，“生活中確實有人喜歡辦大事情，熱中於解決大問題，急於一次徹底解決問題；還有人把這提到理論的高度，說這種‘大’癖是解決問題的‘重點主義精神’”。在文章中，我也不點名地批評了三峽工程：“據說，有一條河流，為了解決防洪問題，在支流上已經修了許多水庫來裝洪水，然而解決問題不大。於是現在有新的規劃：在幹流上修一個最大的水庫，以徹底解決防洪問題。可是，這個大水庫的代價是多大呢？移民一百萬以上，投資好幾十億元”。

“大躍進”開始後，毛主席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提出要修三峽。當時的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薄一波都持保留態度。於是，薄一波就提出，有個李銳是搞水電的，他和林一山爭論過三峽工程的問題，李銳是三峽工程的反對派。毛主席就說，把他們兩人都找來當面談一談。有關南寧會議的情況，我已有文著談及，這裡就不多講了。總之，毛主席聽了我的意見後認為，在三峽工程的問題上，我的意見對。我沒有料到的是，後來毛主席就要我去當他的兼職秘書。這個秘書當得並不長，1959年的廬山會議後，我就因不擁護“大躍進“而挨了批鬥。而我的那篇雜文”大魚網主義“曾被作為罪證之一而印發，以供批判。更糟糕的是，因為我負責過水電工作，對我的批判使整個水電建設工作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說成是“反三峽、反水利、反火電”。

雖然我個人在“大躍進”中遭到了厄運，但三峽工程也未能上馬，而被擱置下來了。南寧會議後，周總理就帶隊去長江三峽地區視察。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形成了關於三峽工程的決議案，其中談到，三峽工程何時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完成後，才能作出決定；要防止規劃集中三峽一點，不及其它；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和有了三峽就萬事大吉的思想。我參加過這個決議案的起草，認為這個決議案是完全正確的。

1958年底長江水利委員會曾提出三峽初步設計要點報告，建議1961年開工、1965年至1966年發電、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慮。此後，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樣催三峽工程上馬，毛、周都未點頭。後來我獲知，周總理曾讓張愛萍從國防上考慮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張愛萍考察後提出的正式意見是三峽大壩不能修。到現在為止，張愛萍還是反對修三峽大壩。

三峽工程上不了馬、水利部門違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壩工程

雖然毛、周去世以前，三峽工程始終未能上馬，但水利部門還是使葛洲壩工程上馬了。其實，葛洲壩水局的設計功能本屬三峽水庫的反調節水庫，不應先於三峽水庫修建。由於三峽水庫是個超大型水電站，而用電需求有時段差異，時多時少，發電多時水庫下泄水量就大，發電少時則下泄水量少，流量的忽多忽少對航運不利。所以，需要在三峽水庫的下游修一個反調節的水庫，以便調節水量，利於航運。既然在七十年代並未修建三峽水庫，所以本不需要先修葛洲壩水庫。但是，當年水利部門的負責人堅持要在長江上興建大型水利工程，建不了三峽，就堅持要上葛洲壩。主張興建葛洲壩水庫之初，連一向不遺餘力地鼓吹三峽水庫的林一山，也反對先修葛洲壩。因為他知道，葛洲壩其實是三峽水庫的反調節水庫，應該先有三峽水庫，再建反調節型的葛洲壩水庫。但是，最後他又改而贊成水利部負責人的意見了。

當年動工修建葛洲壩的過程是相當荒唐的。水利部負責人為了能有大工程可干，明知葛洲壩工程在技術上有許多問題沒解決，論證並不充分，也要急於上馬，於是就從政治角度上去推動這項工程。他們把毛澤東說動了，於是毛澤東就題了詞：“贊成修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這一題詞是明顯違反基本建設程序原則的。基建程序的常識是，任何工程必須在一切都準備好之後才能施工，怎麼可以設計都不完備就匆匆開工，邊施工、邊設計，干不下去了又推倒重來呢？但是，水利部的主要負責人真正關心的，並不是工程質量或節省經費，而是能不能在手中抓住一個大工程。他們即使明明知道工程倉促上馬是違反基建程序的，還是照樣幹下去，因為他們已經這樣干慣了。

所以，水利部的負責人把毛澤東關於贊成修建葛洲壩的題詞奉為聖旨，特地把毛的這幾句話到處懸掛。他們又特地選擇毛澤東的生日12月26日，作為葛洲壩的開工之日。但是，由於葛洲壩工程的施工違反了基建程序，結果還是在施工中發生了嚴重問題。因為泥沙淤積礙航的問題未解決好，交通部有意見。最後，周總理去葛洲壩工地視察，決定停工兩年，修改設計。不過，在毛澤東題詞的保護下，水利部負責人並沒有為失誤承擔責任。所以，一直到1979年1月，我恢復工作到水電部上任，一進大門，就看到整個牆面上還掛着毛澤東的這幅題字。不久後，水利、電力兩部分開了，於是我就讓辦公廳取下了這大幅題字。

八十年代水電部組織的三峽工程的“一言堂”式論證過程

1979年初，我回到水電部工作後接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此後這一爭論一直未終止。八十年代初，陳雲曾為此事找過我，要我就三峽工程的問題給他寫個意見，我前後寫過兩、三次。陳雲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管基本建設的，所以他了解三峽工程的要害。我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書送上去後，中央領導曾從鄧小平到趙紫陽、胡耀邦都看過，趙、胡還有過批示。我與趙紫陽也專門詳談過三峽工程的問題，我的意見他聽進去了。後來，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的領導下組織了三峽工程的論證，那次論證是比較客觀的，各種反對的意見都能夠表達出來，不僅計委、科委的領導能聽到，而且中央也能聽得到不同的意見。所以，三峽工程這個項目也就遲遲定不下來。

後來，我就被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於是，水電部的負責人不斷地向中央施加壓力，終於從國家計委、科委那裡爭取了論證三峽工程的領導權。這樣，水電部成立了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下設水文、泥沙、地質、水工、防洪、發電、航運、移民、水位、經濟、環境、施工等專題小組，邀請了400多位各方面的專家參加三峽工程的論證。雖然水電部的負責人在論證中也打着科學化、民主化的旗號，但是，所謂的“民主化、科學化”只是形式上的，這個論證過程從人員組成到論證內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專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