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痞子”文化是中國的一大文化特色。

　　這個文化傳統的理論體系主要來自於老莊哲學，與莊嚴儒學遙遙相對，偶爾呼應。痞子精神雛形於魏晉，貫穿於以後整個中華歷史。在今天狹義的文化領域裡，痞子精神的表現形式有相聲等，文學領域裡代表人物則是王朔。至於中國人的癖性之廣泛，我基本上可以稱其為“十人九痞”。

　　我偶爾到國外去走走，每一次回到國內我都感到一種巨大的反差。在國外一切是嚴肅的（不是刻板冷酷的），或者說是有尊嚴的，而在國內，一切的話題都被痞子化了。人們在痞子的外表之下來進行一切方面的交流，甚至不痞就是古板，不痞就是落伍的象徵，不痞生活無法為繼。儘管我個人表面看來是很痞的，事實上我並不願意痞，痞使我不愉快。

　　我試着問為什麼人們要痞？我發現“痞子”哲學的核心是逃避，對現實的逃避。痞子是一種將嚴肅掩飾後的無奈笑臉。本質上，痞子是在在嚴肅（尊嚴）遭到損傷後的一種補救，痞是一種人格的彎曲。

　　類似方面在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對比中我還發現，中國人喜歡笑，無緣無故的笑，西方人也很親切禮貌，但卻不愛笑，或者說笑的幾率要比中國人少一些。尤其在沒有清晰對象的情況下，西方人是不會給笑臉。在早幾年時髦明星掛曆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現象，中國的女明星幾乎無一例外地會衝着鏡頭傻笑，所以你拿到的掛曆美女都是笑的；而我找到同期的西方美女掛曆，發現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皆做嚴肅狀，甚至性感女郎也未必就笑容滿面。我這個不規範的調查幾乎屢試不爽！最後我有了一個問題：中國人為什麼這麼賤？你當然可以說是中國人質樸。我承認這算一個解釋，但有肯定還有另外的解釋。

　　我們不妨從從大的文化構成看看。西方人的文化主體來自於兩希——希臘和希伯來文明。中國的文化構成主要為儒、道。在中國的道學流派具有痞子特徵的前提下，我在希臘和希伯來文化中不僅沒有找到痞子的根據，相反找到一種中國所不具有的相反特點：崇高。

　　繼續到更具體的美學中去，我們發現中國人崇尚的是“陰柔與剛陽”，西方所堅持的是“優美與崇高”，這兩個特徵為中外哲學家所這種公認。陰柔是一種最大可能發生彎曲變態的品性；而崇高則是來自於神性的延伸。

　　我們經常說到中西方知識分子的差別，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歷史上一直沒有擺脫過依附地位，而西方知識分子卻相反，在各自的國家似乎具有天然的崇高地位以及獨立性。這個中西方知識分子的差異固然有其他的原因，例如，西方知識分子群體最初來於教會等，但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則來源於他們的知識底蘊，美學底蘊，哲學底蘊。“崇高”的準則在每一個方面支撐着他們的信仰天空，同時“崇高”深入到社會與知識分子的人格中去，也廣泛地沉澱在歷史長河的各類藝術作品中。在優雅的維納斯雕塑上，在蒙娜麗莎不卑不亢的神秘微笑中，在仰望眾多希臘神殿的高大圓柱上，我們無不感受到“崇高”的存在，尊嚴的存在，獨立人格的存在。在西方最典型的建築——基督教堂，以及在西方眾多藝術的集合體芭蕾上面，我們都能感受到向上提升的力量，他們的心理指向都只有一個：神聖和崇高。在音樂、建築、舞蹈、雕塑和繪畫方面無不體現了“崇高”原則。僅在音樂一個方面來比較就更明顯，甚至這是長期困擾着我的一個問題，西方人的音樂為什麼那樣壯闊神聖，而中國音樂卻多幽怨，或甜美，至多可以做到散淡，崇高主題極其鮮見（現代音樂不能作為參考，因為已經文化交和）。

　　崇高精神深入西方社會，使那些養尊處優的貴夫人樂於跟隨他們的丈夫無怨無悔地被發配西伯里亞；依然是受神聖與崇高的指引，成千上萬的教徒會前赴後繼被送上火刑柱而面無畏懼寧折不屈——這些群體本身就是西方知識分子精神的一部分，更是鼓勵更多知識分子走向獨立的範例。中國的痞精神，在知識分子使他們從容後退，在市井使賴皮作風大興其道，最後撒謊沒有誠信成為普遍。

　　在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內向來有這樣一個規律，進取則儒，敗歸則道（一部分敗則痞）。中國人的這個文化體系無意中實在組合得太完美了，任何知識分子很容易在人格上就成“兩窟狡兔”，非儒則道，非道則儒。這個退路設計得如此完美，人們根本不必過分堅持，不必為難自己就找到了左右逢源的為人之計。其實，這也是中國沒有如基督一樣可以最終歸依的精神缺失的一個彌補。當然其中一部分走向佛，如李書同等。當一個西方人孜孜不倦地堅強尋求主的精神支持時，中國人很輕鬆地就找到了道（或者佛）的虛空家園，瞬間就可以化解掉儒學與現實的碰撞矛盾。中國歷史上的大痞更多是對於政治的無奈逃避，最典型的有籍康、劉伶等坦胸露背醉生夢死，有李白的不拘小節狂放不羈。當然老莊並不只生產痞子，它還生產如陶源明那樣的隱士，但這個範例並不能排除老莊哲學對於中國整體痞精神的形成。而痞子哲學之所以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中一直發達昌盛的原因正是因為中國有一個特殊的舉世聞名的歷史特徵：中國是東方專制社會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