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變革與進步叩開“知識經濟”大門之時，中國的學者們開始重樹學術的信心。然而，在經過了鋪天蓋地的大眾文化對學術嚴謹、寂寞的衝擊與消解後，我們發現，重樹學術決非朝夕之事，曾被目為神聖的學術，其最本質的根基也已動搖。為了一個牢固而健康的起點，重建“學術規範”成了學術界不絕於耳的呼喚。

　　對於這些年來學術的失范現象，北京師範大學的楊玉聖副教授認為：目前學界主要存在着五種不良現象——低水平重複、粗製濫造、泡沫學術、假冒偽劣、抄襲剽竊。從文化傳承的大業看，不能想象如此的學術空氣下成長起來的學子們如何繼承學術薪火、如何繼承道統和學統？

　　細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比較突出：

　　一、研究者的急功近利，窮於應付眼前繁重的教學壓力。不可否認的是，當前高校的職稱評定工作，在如何切實有效地處理教學與科研的關繫上，在如何客觀正確評價科研成果的導向上，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地方。

　　二、學界缺乏實事求是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及平等對話的風氣，缺乏在社會實踐前面服從真理，修正錯誤的科學態度，一些人熱衷於唱高調，製造轟動效應。

　　三、一些編輯或因不熟悉專業知識，或因審稿不嚴，或因一窩蜂地就相同選題向同一個人約稿，都會助長一稿多投、粗製濫造的現象。甚至聲譽頗隆的出版社也出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書。如三聯《性別與中國》一書，在翻譯國外研究中國文學的論文時，把“魚玄機”譯成“喻玄姬”，“李冶”譯成“李葉”，《浮生六記》和它的作者“沈復”成了《飄流生活六記》和“諶福”，這該不是印刷排版的問題。

　　針對現狀，1994年《中國書評》首倡學術規範討論，該刊在1994—1996年集中發表了25篇討論文章。截止到1999年底，《學人》、《歷史研究》、《文匯報》、《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報刊陸續發表了50餘篇文章，還成功舉辦了兩次全國性的關於學術規範的學術討論會。今年多家期刊又有新舉措，史學界的《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歷史》等7家權威期刊共同發表了《關於遵守學術規範的聯合聲明》，對於抄襲剽竊、粗製濫造的文章堅決予以抵制。《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組學術規範、學術批評和學術對話的文章，刊載了章開沅、葛劍雄等人的文章。該組文章中不乏意見相左及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互相回應的文章。該期刊的負責人仲偉民先生說，在創刊號上發表這樣一組文章，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

　　學者中亦多有仗義執言者。北京大學的吳小如教授近年來發表了相當數量的學術批評文章。他認為做學問的人本身一定要自律，基本功不行，甚至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就不要寫書，遑論“著作等身”？誠然某些社會因素誘惑着青年學生們向“錢”看，但既然走了做學問這條道路，就不要拿學術換取功利！吳先生笑說現在有人叫他“學術警察”，對他很是反感，但這樣的“學術警察”他是會當下去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學術批評中出現了一些隨意點評學術著作的傾向。學術評論應由專家、內行來點評，不比一般文學、電影、體育評論。評論者“光說不練”，擺出刀下不斬無名將的架勢，勢必造成破而不立的新怪圈。有些評論文章專挑學術著作的一兩點不足，罵倒一片實是矯枉過正之舉，更有為了增加“可讀性”導致行文措辭失之公允，實在是背離了評論的初衷。

　　不可否認，關於“何謂規範化”、“為什麼要規範化”、“要什麼樣的規範化”、“要不要規範化”、“如何規範化”這些問題目前學界仍有不同意見。尤其是人文科學，繼承和創新有着很深的淵源，要把它們像自然科學一樣清清楚楚地區分開，實非易事。如學界有人提出一定要忌學術規範“化”，這個“化”字會引起人的誤會和反感，格式化限制思想。在多次的討論中不斷有人提出建設的構想，比如社會科學的學術規範可以包括學術研究規範、學術評審規範、學術批評和學術管理等。比如學術建設在科研方面應包括：

　　一、操作層面，如作為研究者基本認同的研究方法、在撰寫論文時要交代學術緣起、要有注釋和文獻目錄等。

　　二、知識層面，要有基本的、大致為學者所接受的理論和概念系統，以便在同一種話語體系中進行學術對話和交流。三、道德層面，研究者應當具有自律精神，要尊重別人的學術成果，引用別人觀點要註明出處，更不能抄襲剽竊……但在規範學術和建設良好的學風的大方向上大家還是保持了一致。

　　李大釗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和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用以形容那些為學術規範奔走呼籲的學人們一點兒都不為過。學術規範的問題不能簡單視為是學術界的圈內事。華中師範大學的章開沅先生這樣說：“學風應成為世風的先導，有影響的刊物與學者應該挺身而出，把個別的呼聲壯大成黃鐘大呂”。文章千古事，得失豈是僅僅只在寸心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