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得一見的：

不是校長馬寅初，而是班主任，開學時於班會上亮相，嘴上沒毛，白面小書生也。四川口音頗重。自此以後，杳如黃鶴，待到畢業典禮，方得第二次相見，書生風度如故，面白如故，四川口音如故。

最難忘的報告：

系主任楊晦講北大“五四”時期，本校正式學生無法入住北大宿舍，而外來旁聽生卻傲然占據。經多方辯論，方認理屈，乃拂袖而去，口占有云：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到處不留爺，大爺回家住。一時遂成北大民謠。惜未為北大民謠研究會注意，未能載入當時之民謠周刊。

最可同情的：

一東德女留學生與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熱戀。東德屬於蘇聯陣營，而南斯拉夫為修正主義國家。愛情與政治衝突，乃以柔克剛，轉入地下。政治則以剛克柔，令女生退學歸國。兩年後復學，補考《現代文學史》，考題為：《阿Q正傳》的典型意義。該女生，於愛情則大無畏，於阿Q似頗畏縮，語無倫次。適主考教師嚴家炎先生外出，囑余主持，出於對其愛情之忠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獎勵。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學生輪流下鄉勞動，一漂亮女同學與一匈牙利男留學生戀愛；勞動期間躲入匈牙利留學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大字報直貼至留學生宿舍。該女同學以留學生宿舍為城堡，堅守不出。多日後，匈牙利大使館通知中國外交部，該女士與匈牙利公民結婚，按匈國國籍法，已成為匈牙利公民，現派該女公民至中國北京大學留學。

萬千大字報先為風雨沖刷，後為學校工友細心洗去。

最不可思議的懲罰：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擺攤，為學生洗衣。襯衣一件四分，褲子一條七分，襪子二分。本班某同學，對其中之一女工，雖未對談，頗有好感，乃於衣物中留一條曰：請於某時至未名湖一談。當吾同學欣然到達湖邊之時，不意於土坡背後跳出一彪形大漢，乃女工之丈夫也。將吾同學扭送至校衛隊，後為公安局內“傳訊”七日。團支部開會，批判其道德墮落。全體女同學義憤填膺，莫不面紅耳赤。支部一致決議，開除團籍。

嗣後，學校方面做出勒令退學之決定。

最耐人尋味的：

一位從福建師大至北大的進修生告訴我，北大課堂有三怪：其一曰：《中國文學史》課程從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講義，最多也就發到宋朝。時為1958年春天，正是火燒知識分子個人主義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若在地方高校，則大字報上烈火熊熊，聲討之聲四起。北大大字報一日多達千餘張，無一張涉及此事。其怪之三：教學如此無系統，然而考試卻極有系統，北大學生安之若素，處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燒個人主義運動，有一教授在課堂上作自我批評曰：很少和同學接觸，失去向同學學習之機會。至今所有同學均不認識，只叫得出貴班班長，張XX同學。全場轟笑。教授問所笑為何，答曰：班長姓吳。

最尷尬的：

時常走錯課堂，一旦鈴響，發現誤入，早已身陷桌椅及端坐之人群之中，脫身之難於李白出蜀道。一日，坐入二百人之階梯大教室，待發現所來非中文系教授：不戴帽子，僅戴一藍色遮陽帽檐。所講之題目為：一加一不等於二。四座學子，如坐春風，秩序井然，奮筆捷記，沙沙有聲。雖然似懂非懂，為不致貽笑大方，乃作深為希臘古典哲學迷醉之狀。

多年後，每與學人談及哲學，此一經歷成為吹牛之資本：有幸親耳聆聽大哲學家金岳霖之課程者，於今世尚有幾人邪？

最瞧不起的：

四樓一同學，獨居一室，多年來，獨來獨往，無人為伴。細問之，此人乃分配至新疆工作，而拒不前往報到者。不服從祖國需要之人，不配為新中國之大學生，理應為我等所不齒；全體同學自覺與其劃清界限，理所當然。

最難以實現的格言：

“反右”前期，吾與一新聞專業同學常常相聚，堅信胡風不是反革命。運動進入第二高潮，“深挖”暗藏之人民敵人階段。遂憂懼日甚，不知何日淪為“右派分子”。約定每日於小飯廳今日之所謂“三角地”邊相見，通報禍福。一日姍姍來遲，面色陰沉，云：吾已成“分子”矣。為雙方安全計，約定不再見面。該同學臨別贈言為：

讓我們學會自私吧！

積數十年之經驗，堅信言之甚易，行之甚難。王陽明先生知易行難之說，於此又一證明也。

最悲慘的選擇：

一同學被劃為右派，情節屬於最為輕微者，留於班級照常學習。昔日之朋友與之交談日疏。乃密告其摯友：如此精神歧視之苦，孤立之痛，不若於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聞之，皆以為戲言。數日後，該同學於東安市場，從一中年婦女手中，搶得毛線一束。女狂呼，然而追之不及，蓋該同學乃長跑運動員也。乃緩步等之，後為公安局拘捕，送勞動教養。至今音信杳然。

最難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運動過去，乃有“向黨交心”之運動，主題是“搞臭個人主義”。凡是見不得人的追求個人名利等齷齪思想，如能公開交心，當眾坦白，脫了褲子割尾巴，最為光榮。然而，北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多愛面子，運動遲遲不見進展。

某日某黨員同學毅然於全年級大會帶頭交心，沉痛檢討進入北大以後忘記黨和國家的培養，個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蛻化變質，陷入個人主義泥坑不能自拔。有意於某女同學，屢屢不得逞。乃於一日，持信至女生樓，請意中人一閱。曰：答應則好，不答應，則立即從樓上跳下。偶一回頭——該女同學滿面通紅。

暴露自我，如此坦誠，眾同學莫不自慚形穢。一男同學受此鼓舞，乃於小組坦言，讀《史記》，從懷疑劉邦人品，聯繫到毛主席，此等思想實在危險，當改過自新，等等，等等。

數周后，此同學為公安局以污衊罪逮捕。至20餘年後方得平反，數年前已經退歸林下，侍弄幾畝薄地，信中時而流露陶淵明“採菊東籬”之樂。

最無法彌補的：

反右時期向一同學借得羅曼·羅蘭之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乃豪華精裝本，系一波蘭留學生之饋贈。草草閱讀一過，遂乃歸還，時該同學已經成右派，未惶交談，不久即被發往北京郊區勞動，二年後復學，吾已為助教，適往該班輔導，四目不敢相對。

至2000年，畢業40年聚會，方得暢談。該同學揪吾胸衣曰：賠吾《約翰·克利斯朵夫》來。問其故，曰：當年君於書上胡亂批註甚多：“枯燥不通放屁胡說”，彼雖心甚恨之，然而限於右派身份，不敢索賠也。

言訖開懷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後，此乃無價文物也。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