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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兩院院士新增選名單相繼公布。報紙上隨之便有以下統計數據披露：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僅有一人例外——台灣雲林科技大學的楊永斌只有“教授”頭銜，沒有行政職務。（中國新聞周刊12月17日）

與兩個多月前2009年度國家教學名師評選被曝出90%名師有各種官銜，其中20位是高校“校座”的新聞相比，輿論對於8成新當選院士是官員，已經顯得有些見怪不怪了——對於榮譽性的教學名師頭銜，官員都不願意放棄，更何況這個傳說中可以享受副部級待遇、一直不退休、由此登上“學術最高點”的院士頭銜，那自然是在學校與學術機構工作的官員們最大的夢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員們有這樣的能力實現自己的宏偉夢想。

曾經有一個專家給我描述這樣一條路徑：一個學識很一般的教師與研究人員，想辦法謀得了某校系主任職務，在這個職務上，他利用手法，讓系裡所有（或部分）副教授、教授，都心甘情願地在發表文章、申請課題時、申報獎項時都署上自己的姓名，因此，一兩年期間，他可發表數十篇論文、撰寫幾本專著、獲得多項課題，並取得多項大獎，利用這些“成果”，他再謀得院長職位，在這個更大的平台上，更是如魚得水……轉眼十幾年，即成就為院士。

這看似天方夜譚，卻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而且現實之中，確實也有人這麼做着。只要當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學術積累，不出意外，這個人會很快成為“學術明星”，進而成為學術大腕。

官出院士，這甚至是當前以行政為主導的學術資源配置體系的必然。當學術權和行政權糾纏在一起之後，高校和學術機構內產生一個新的集學術與官員為一體，比學者、官員威力強大數倍的“學官”群體。何謂“學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學術界的官員，而是通吃官場、教育界、學術界、企業界這樣一種人物。舉例來說，某個政府部門官員，被任命為高校領導後，不出一個月，這位官員會被評為大學的教授；再接着一個月，這個官員接受採訪時，會被媒體譽為教育家；半年之後，這個官員可能已發表幾篇論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編的圖書；期間，還有可能被改選、增補為某個校辦企業的董事長之類。也就是說，在不到半年之內，這個政府官員可在大學之內搖身變為副部長級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學者以至著名企業家。

這種官出教育家、學者、院士的必然，同時也孕育另一種必然，教育質量必然下滑，學術風氣必然敗壞。近年來，高校已經意識到行政權與學術權不分的嚴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構思分離機制，但在構思或實踐過程中，一個關鍵點始終未被觸及，即從利益迴避出發，一旦某個學者擔任學校領導崗位，將不得再從事學術，學術和行政必須兩選一，而不得均沾。這是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學術界的基本規則。否則，就無法避免行政力量用權瓜分教育資源與學術資源，製造教育評價與學術評價不公平的問題。

士。 這看似天方夜譚，卻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而且現實之中，確實也有人這麼做着。只要當官，之前稍微有一定學術積累，不出意外，這個人會很快成為“學術明星”，進而成為學術大腕。 官出院士，這甚至是當前以行政為主導的學術資源配置體系的必然。當學術權和行政權糾纏在一起之後，高校和學術機構內產生一個新的集學術與官員為一體，比學者、官員威力強大數倍的“學官”群體。何謂“學官”，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學術界的官員，而是通吃官場、教育界、學術界、企業界這樣一種人物。舉例來說，某個政府部門官員，被任命為高校領導後，不出一個月，這位官員會被評為大學的教授；再接着一個月，這個官員接受採訪時，會被媒體譽為教育家；半年之後，這個官員可能已發表幾篇論文、甚至出版一本至少是主編的圖書；期間，還有可能被改選、增補為某個校辦企業的董事長之類。也就是說，在不到半年之內，這個政府官員可在大學之內搖身變為副部長級高官、著名教育家、著名學者以至著名企業家。 這種官出教育家、學者、院士的必然，同時也孕育另一種必然，教育質量必然下滑，學術風氣必然敗壞。近年來，高校已經意識到行政權與學術權不分的嚴重危害，一些高校也在構思分離機制，但在構思或實踐過程中，一個關鍵點始終未被觸及，即從利益迴避出發，一旦某個學者擔任學校領導崗位，將不得再從事學術，學術和行政必須兩選一，而不得均沾。這是

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曾說，沒有規定說官員就不能當選院士。院士增選的標準是統一的，“只重表現，不論身份”，無論他在哪一級領導崗位，評審都嚴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關領域做出了傑出貢獻，達到了院士評選的標準，就可以當院士。這貌似很有道理，但是從捍衛學術的尊嚴出發，這違背了基本的行政與學術分離的原則，最終導向的結果是，所有學者追逐官位，並通過官位實現“學術理想”。我國迄今已有兩院院士人近2000，可是，其中有多少是大師級人物？我國的科研國際競爭力又是如何呢？這難道不值得代表最高學術榮譽的兩院反思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