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歲末都要進行全社會大考核，大學也不例外，考核直接影響到教師的切身利益。激烈的競爭加上不科學的考核評價，使大學教師們已經無法承受“板凳寧坐十年冷”之苦，在利益和機制驅動之下，他們開始捲入“大快好省搞科研，爭分奪秒追利益”的行列之中，工作重心轉向了“搞”科研，也“搞”出了不少名堂。
 
“搞”出成果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湊熱鬧、跟熱點，社會上什麼問題熱就研究什麼問題，這樣一來迎合了媒體、刊物的胃口，容易出“成果”，二來保持了科研的新鮮度，容易受到各級領導的關注。從而湧現出了一大批“周年”學者，如在奧運年要思考奧運的事情，在改革開放紀念年要思考改革開放的事情，建國60年一定要思考、總結60年的成績與不足……
 
另外，近些年來一些高校為了科研，把“科研”的概念給理解歪了，“科研就是論文，論文就是科研”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於是論文成了教師工作中的第一要務，中國大學迎來了全員寫論文的時代，沒有時間寫就開始剽竊、抄襲、造假，最近沸沸揚揚的國際期刊一次性撤銷70餘篇來自中國的論文，並將作者所在高校列入了黑名單，這可以算是2009年度我國高校科研開的最大的國際玩笑了。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不少大學規定，在學年考核、職稱晉升等當中著作的分量要重於論文，因此很多人忙於寫書，產生了諸多“磚著”，筆者知道在學界就有一“高人”，年齡四十出頭，但“磚著”數量卻達三四百部（種）之多。在筆者學習、工作、考察過的幾所大學裡，也有不少忙於“磚著”的同志，據說一個假期出一本、一個學年出兩本“磚著”已經不是什麼難事了。有些寫不出“磚著”的教師就轉寫教材、工具書，因為教材、工具書是對一些理論和知識的整合，無須太多原創，這樣也出版了不少漏洞百出的市級、省級、國家級“優秀教材”。
 
在筆者看來，出現諸多科研怪現象的原因，在於與大學科研緊密相連的科研評價制度。目前我國大學科研評價：第一是行政評價，而不是學術評價。

評價科研成果水平高低，我們要通過各級科研管理部門、政府部門發紅頭文件組織評獎來確定，說你的成果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就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說你的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就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並且這種評價一般都在校內進行、在規定的時間內進行，或者說在有限的領導間、教研室之間進行，只有極為少數的評價才會請國內的學者參與，但它的目的是為了完成工作而不是促進學術繁榮。
 
第二是短期評價，而不是長期評價。我們知道並不是每個大學教師在短時間內都有新思想、新理論、新發明、新創造，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出科研成果，特別是理工科方面的科研，用幾年幾十年都出不了科研成果，甚至有的科研會以失敗而告終都是常見的現象。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一些難度大

的課題也是不容易突破的，新理論新思想的產生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不乏有失敗的例子。短期的科研評價使得本能產生的一些重大原創性成果被考核機制湮滅了。
 
第三是數量評價，而不是質量評價。自“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先生提出“刺激性計件工資報酬制”之後，我國大學在科研評價中廣泛應用這一制度，連泰勒先生本人都沒有想到。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這些年我國發表的SCI論文數量逐年提高、成倍增長，按國際三大檢索工具統計，中國的科技論文發表總數已居世界前幾位，出版的學術“磚著”也名列前茅。但這些成果的參考率和引用率卻並不靠前，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成果也是低得可憐。
 
第四是簡單評價，而不是多樣評價。我們目前的科研評價只看中數量和級別，看在SCI、EI、CSSCI和核心期刊等上發表了幾篇、正規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幾部，承擔的課題數是多少，看國家級的課題有幾個，省級的有幾個等等，對一些科研團隊也要按人頭考核，忽視了科研成果的不可分割性，嚴重挫傷了團隊的內聚力。科研評價也不注意一些特殊科目的學科屬性，按一個標準強制要求。如美術教師創作的畫、音樂教師的歌曲、設計教師的創意設計等都沒有納入科研評價範圍。
 
在筆者看來，這些科研和科研評價除了救活了幾個造紙廠和印刷廠之外，沒有任何價值。如果不能儘早改革，我們的大學會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