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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地位問題進行了相當熱烈的討論。討論來自不
久前的國內大學排名，在這個排名中，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高校再次被以自然科學與工程
技術學科為主的高校遠遠拋在後面。應該說，無論是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這次討論所涉及
的內容都極其嚴肅、極其透徹，並傳達着一個共同的聲音：在社會生活變動頻仍的今天，人
文社會科學理當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焦點之一：
偏重理科的合理性在哪裡

指標問題是對歷次大學排名公正性“詬病”最多的地方，許多人認為，評價體系過於偏
重理科。
中國航天７１０所於景元教授分析認為，這直接反映了存在於社會大眾、甚至教育界之中的
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一種普遍觀念。他說，從上個世紀後 期以來，科技創新能力逐
漸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而科教興國（將科技置於教育之前也許意味着某種潛在的價值傾斜
）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口號的提出，“８６３”計劃、“９７３”計劃等國家科技計劃的
實施也大都是從技術層面考慮的，因此，在某些人中間產生科技至上的錯覺是正常現象。
記者掌握的資料顯示，西方發達國家也一度出現過對技術理性、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
以及對科技控制論、科技萬能論等未來主義學派言論的追捧，“重理輕文”很可能是西方現
代科學技術的這一“傳統”在中國的“翻版”。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說，這首先涉及到對科學技術的價值評
判問題，其次是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考慮，對科學技術的“追捧、崇拜”是否就是一種誤區
。
他指出，以自然科學為核心的科學技術在其４００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已經給世界帶來了有
目共睹的巨大變化；當前，西方發達國家中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都是建立在高度發
達的科學技術基礎之上；而在中國，真正的現代科學才發展了半個多世紀，目前我們的科技
發展創新還遠遠不夠，努力的空間還非常大。
因此，他認為目前中國社會心理中普遍存在的偏重自然科學的現象，完全在情理之中。
他說，“在當今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高新科技更被明確為國家社會發展的
核心推動力量。將發展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生產力確立為國家目前的主要任務，在教育、研
究方面有所傾斜、有所偏重不是沒有道理的。”
當然，偏重一方並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衰落。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董光璧教授就
反對人文社會科學日漸衰落這樣的說法，他的“最直接證據”，就是“每年我國出版發表的
書籍論文仍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
北京大學哲學系吳國盛教授也表示，“與西方相比，中國並不顯得特別重科技輕人文。也許
局部或暫時出現了一些極端現象，但在我們今天的話題里並不重要。”

焦點之二：
誰來決定教育的社會功能

“偏重理科”的批評同時來自對建國以來我國教育格局的分析。
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工程技術教育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為代價的。
１９４９年，在校大學生中，文科類學生共占３３．１％，至１９５３年院系調整後，下降
為１４．９％，１９６２年僅為６．８％，而在世界上這一比例通常為２０％－５０％。
中國現代教育中弱化人文的傾向同樣不可否認：洋務運動確立的“洋為中用”�熓菇�代
以來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和教育呈現了相當明顯的國家功利主義和技術主義背景；而新中
國的教育重建則幾乎完全照搬蘇聯模式，一度形成以重工業和國防科技為主的高等教育體系
和至今影響深遠的“重理輕文”格局。
“這涉及對教育功能的認識，”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王炳照教授指出，教育包括社會
功能和發展功能。前者從教育興辦者的需要出發，後者則滿足個人成長完善的需要，兩者聯
繫緊密，彼此制約，此消彼長。雖然我們主觀上都希望二者能夠平衡發展，但事實上，在特
定歷史時期，不可避免地會有所側重。比如，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目標是訓練維持集權國家
統治的官員，而非培養為社會發展進步直接作貢獻的人才，因而科技教育相對於綱常倫理仁
義道德的灌輸就顯得無足輕重，這就是中國古代教育所謂的“重文輕理”傾向。這和當時以
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國家經濟基礎、以及工商業落後的歷史條件有關。但自從中國１８４０年
步入工業化進程，特別是從上個世紀９０年代融入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新經濟時代以來，“
重文輕理”就逐漸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
“不要總是指責教育，”對教育受限於經濟基礎的分析，於景元深有同感：“要知道，
教育的價值理念不過是社會觀念在這一領域的反映。”
他說，科技人文孰輕孰重、關係如何，在學界甚至決策層都頗有爭議。反映在實踐中，
就出現了兩種現象，或者以為科技能解決包括人文在內的所有問題，或者把科技與人文劃成
兩個各不相干、老死不相往來的領域。
於景元試圖用整體科學的概念來統一目前嚴格的條塊分割。他說，“客觀世界是一個包
括自然界、人類和社會的整體，對它們的探索分別形成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
—那麼，科學也就應該是一個有着內在聯繫的整體。任何僵化的條塊分割都是在人為割斷這
種聯繫，一個對科學本質認識深刻的人是不可能只關心科學而忽視人和社會的根本需要的。
”

焦點之三：
人文社會科學應否反思自身

作為科學的一翼，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價值得到學者們的充分肯定，但在學者們看來，
其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是導致“人文社會科學之輕”的重要原因。
董光璧說，“人文社會科學對於社會人類甚至科學自身的發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一樣，其研究成果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較為隱性，
較為長效。另外，由於歷史的原因，社會科學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沒有跟上自然科學發展的
腳步，在對自身領域的認識上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都無法和後者相比，因而在觀念和自身發
展上都形成了一種失衡狀態。”
“但是，這種失衡並非反常現象。”董光璧同時指出，“就像飛行中的飛機，科學的發
展總是要在不斷調整中保持前進。”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消除兩種
文化的鴻溝，從而實現協同發展。”
與董光璧比起來，何祚庥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批評顯得更“嚴厲”。他說，“不善於與其
他學科交叉借鑑，研究缺乏獨創性，將學術研究歸結為對現有觀念政策的解釋，以及由於歷
史原因形成的兩個領域研究者之間的誤解和偏見等等，都是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應該反思的地
方。”

焦點之四：
科學與人文緣何分裂

不可否認，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關係中，前者常常成為後者詬病的對象。比如
，上世紀末以來，針對生態危機、道德淪喪等現代社會的諸多弊病，人文精神的復歸思潮，
特別是一些趨於激進的反科學主義傾向一度席捲整個工業世界。
對人文文化在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中所應承擔的責任，何祚庥直言不諱，他說，“科學文
化與人文文化的分裂，並不是科學技術本身的錯誤。科學技術只要符合客觀規律就沒錯，現
在的一些嚴重後果主要還是來源於人類在利用它時產生的一些偏差。所以我贊成人文文化、
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結合，但這本身並不能說明發達的科學就一定會導致糟糕的結果，現
有的環境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是要靠科技的完善。”他表示，“科技不發達
才是真正的問題。”
在何祚庥看來，人文文化領域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亟待重視：那就是還不存在統
一的人文文化、人文精神，而人文社科的學術研究就更是分裂的，比如《京都議定書》的發
表源於對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共識，但布什反對的理由也同樣富於人文精神——他不能降
低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吳國盛也認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出現與近代科學本身走偏可能有關，但問題不單單
在近代科學，而在整個近代社會的走勢、整個的近代精神。這也是我有時候相信有必要重振
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這種重振當然不會是簡單地恢復，而是創造性地繼承。作為全球一體
化中的一員，中國的科技必須與世界比學趕超，而要獨領風騷，恐怕首先還是要以人文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