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啟發，男，1953年12月生人，湖北公安人，1976年華中農學院畢業，1982年到美國留學，1985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遺傳學系博 士學位，1986年回到母校華中農大，擔任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教授等職。1993獲瑞典國王Baudouin獎，1994年獲國家有突出 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8年獲中國青年科學家獎，1999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首批特聘教授，同年當選中科院院士，2003年獲何梁 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2006年當選中國科協副主席，2007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可以說，對於一個中國學人而言，今年尚且不滿55歲的張啟發，在國內基本上已經走到了地位和名望的頂峰。

也許不是偶然的巧合，張啟發的人生道路與陳章良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兩人都是國內農業院校畢業，都是在1982年出國，投的都是名校和名師（張啟發的導師 Robert. W. Allard在1973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陳章良的導師Roger Beachy在1997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都是在畢業之後很快回國(張啟發1986年，陳章良1987年)，並且研究領域都是植物分子生物學 ——陳章良研究轉基因植物，張啟發研究植物遺傳性狀的分子標記。

但是，張、陳二人的人生路途在他們回國之後開始分叉。陳章良1987年到北大生物系任副教授，以後基本上是每兩、三年登一個台階：先是正教授 （1989），然後是北大生物系主任（1992）、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1993），35歲就任北大副校長（1995）。也就是說，陳章良在國內學術界獨 領風騷十餘年，除了搞學術不行，其他幾乎樣樣都行。但最終，陳章良不得不黯然離開學術界，成為職業官僚。而張啟發回國則早陳章良一年，但直到1992年 39歲時才被提升為正教授。可是他堅持搞學術研究，最終在學術界坐大，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並且成為中國農學界的領軍人物。

如果我們把陳章良的“成功”之路視為旁門左道的話，那麼，張啟發的“成功”之路似乎是一個學者應該走的正途。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A    一個“打造”出來的院士

張啟發的成功，雖然從個人角度講，走的是正路，但從中國學術界這個大環境來講，卻與陳章良的“成功”，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他們二人的相同之處就在於，他們都是被“打造”出來的。

2004年4月14日，《湖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張啟發：投入與回報》的報道，詳細地介紹了張啟發的成才經過：


“砸鍋賣鐵”、“強行調來”、“共同造就”、“打造”、“做大做強XX品牌”，這些商場、官場氣息濃郁的詞彙，出現在一個學者的成長經歷之中，出現在一個 大學的“思路”之中，我們不能不為中國學術界的過去和現在感到悲哀，並對它的未來感到擔心：現在中國的院士之中，有多少人是這樣“打造”出來的？換一個問 法就是：用這樣的行政手段來“打造”，難道還有人不能成為“品牌”嗎？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打造出一個這樣“品牌”，華中農大需要犧牲多少其他學者的利益 和機會？可以這麼說，張啟發的“成才”經歷，暴露出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頑症和痼疾：缺乏平等自由的競爭環境，因此就造成了“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 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樣的局面。

那麼，張啟發本人到底是行、還是不行呢？據《張啟發：投入與回報》說，“他是我國生命科學領域大師級的科學家。連外國同行都說，搞生命科學研究，不注意張 啟發不行。”這個牛吹得未免太大。實際上，不僅在“生命科學研究”中，張啟發鮮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麥的數量遺傳學、分子標記領域，——也就是張啟發自 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過是中等偏上而已。證明如下。

根據1998年頒發的“中國青年科學家”獎，張啟發“在國內外多種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63篇，多次在國際會議上特邀報告，論文被引用280餘次。 ”（見：http://www.cycnet.com/cysn/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說，在他當選中 國科學院院士之前，他發表的論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這樣的成績，能說是“搞生命科學研究，不注意張啟發不行”嗎？

當然，在當上了院士之後，張啟發的論文數量和論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長。2003年，張啟發獲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在獲獎介紹中，有這樣一句話：“張啟發課題組近十幾年來共發表論文120餘篇，被SCI收錄雜誌引用1200餘次 ”。（見：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說，五年左右的 時間，張啟發不僅論文數量增長了近一倍，連引用率都翻了一番還多。難道張啟發真的引起了“外國同行”的“注意”了？其實，如果我們稍微花費點兒心思探討一 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其中的奧秘。

以張啟發為通訊作者的學術論文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1997年發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檢索）。這個數字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 如果仔細看一下那264篇論文，你就會發現，這些文章之中有四分之三的作者全部都是華人，並且是大陸華人。不僅如此，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文章幾乎全部都發 表在2000年以後。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認為“搞生命科學研究，不注意張啟發不行”的，並不是什麼“外國同行”，而是“國內同行”。“國內同行”為 什麼“不注意張啟發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張啟發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奪的大權。

也許有人會說，只拿出一篇文章來當作例子，能說服人嗎？那麼我們就多檢查幾篇。


總之，看張啟發論文的，“國內同行”占了四分之三。這其中，固然有研究水稻的科學家以中國人較多這一因素，但“外國同行”的關注目光也未免太弱。事實是， 張啟發的國際學術論文，絕大多數發表在影響因子為3左右的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Molecular Breeding，Plant Molecular Biology這類雜誌上。他在PNAS上發表研究論文，都是經過他的導師R. W. Allard推薦的，那是有推必發的。至今，張啟發沒有在國際學術 刊物上發表過學術性綜述（他發表的兩篇綜述，都是以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科研狀況為主題）。

據《財經》雜誌(網絡版)2008年1月18日報道，針對謝華安競選中科院院士、但有人舉報他學術造假一事，中國科學院在2007年10月曾委派張啟發等 三位院士赴福建調查。(王以超、李虎軍：《“院士造假”風波多稜鏡》。http://www.caijing.com.cn/zmb/hjykx /2008-01-18/45706.shtml)。最終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因為根據自己的成才經歷，張啟發當然明白，福建農科院“打造”謝華安的過 程，與華中農大打造他自己的過程，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了。（張啟發與謝華安還有另一層關係，下詳。）

B    超級學霸

在《張啟發：投入與回報》的開頭，是這樣幾段話：


一名教授，敢於並且能夠“管得了書記、校長”，這在目前官本位的中國學術界，應該屬於“美談”。 但是，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審視上面的兩個例子，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張典型的學霸面孔：張啟發在華中農大的行政職務只是生命科學學院的院長，但他卻可以“逼 着書記、校長把綠化科科長撤了職”；整個學校只有食堂和張啟發的實驗室保證供電，但出現意外之後，張啟發竟可以“火氣沖天”，並且讓學校給他道歉、賠償。 根據中國刑法，行為人不為意外事故擔負刑事責任；根據民法，行為人對於由非故意或非過失引起的事故，一般也不負民事責任。但張啟發卻有這個本事，在學校給 予了他特殊的、天大的照顧之後（民以食為天，張啟發的實驗種苗和全校師生的吃飯問題同等重要），學校還要替他承擔意外風險。

在《中國學術界的問題及其出路》中，我曾說過：


而張啟發就是“那些沒有正式官銜的院士”，在自己的工作單位“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代表人物。這個太上皇可以“管得了書記、校長”、也可以“逼着書記、校長把綠化科科長撤了職”。難怪當“上面”想讓他當副校長時，他會誓死拒絕，說“再逼，我就離開華農”。

其實，象張啟發這樣的太上皇，在中國的學術界有成百上千，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但在，如果把這樣的怪人和怪事放到一個正常的環境之中，其不合理性、非正常性就可以立刻顯示出來。關於這一點，我們下面將會看到。

除了能夠管書記、校長，張啟發還直接控制着大批的廉價勞動力——學術農民工。2004年11月1日，《楚天都市報》發表《武漢博導知多少？》一文，其中透露說：


張啟發的美國導師Robert. W. Allard從事高等教育工作長達半個多世紀，但他總共只帶過56個博士研究生。（Clegg, M. T. Robert Wayne Allard, 1919-2003,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2006.）而張啟發院士現在一年所帶的博士研究生就已經超過了乃師全部學術生涯的一半還多。不僅如此，他還有“四、五個教授”給他打下手，當保姆。這樣 的待遇，Robert. W. Allard大概是做夢也不敢想的。從本質上說，張啟發就是一個學術包工頭。事實是，在回國之初的三年間，1987-1989，張啟發總共發表了四篇論 文。而在過去的三年間，2005-2007，有張啟發署名的論文達到了48篇。(根據http://scholar.google.com/，關鍵 詞：zhang qifa)。在這個十二倍的增長數字的背後，到底蘊藏着什麼樣的奧秘，凡是搞過學術研究的人，都再明白不過了。

【註：在張啟發任主任的“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網站，有一個“關於研究生畢業時間及津貼發放的規定”，張貼時間是2006年3月1日。根據這個規定，研究生的津貼標準是：

博士生：第一學期每月300元；第二學期每月350元；第三學期400元；以後每學年增加100元/月。
碩士生：第一、二學期，每月150元；第三學期，每月200元；第四至六學期每月250元。

見：http://www.ncpgr.cn/modules/news/index.php?storytopic=3&start=5&PHPSESSID=1b4a34d3db6524bc1fb92d135db9f9bf。

這樣看來，張啟發的博士研究生的平均收入略等於農民工，碩士生的平均收入要低於農民工。關於研究生的待遇問題，請參見筆者五年前的文章：《東南大學：不許盤剝研究生》。】

C    張啟發與轉基因植物

張啟發的本專業是數量遺傳學，後來發展到搞基因的分子標記，也就是用分子生物學手段來確定某個基因在染色體上的大致位置。從實用的角度來講，分子標記的主 要作用是為育種家提供選擇雜交後代的手段和工具；而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來說，張啟發所作的工作，其最終目的則是要把確定了位點的基因克隆出來，然後根據克 隆到的基因，來分析其結構和功能，如果這個基因具有特殊功能，如抗病、抗蟲、耐逆境，則用它來轉化農作物，培育成新的品種。確實，在1998年立項的 973項目——《農作物核心種質構建、重要新基因發掘與有效利用研究》——中，張啟發負責的是“水稻重要新基因的發掘與有效利用研究”分項 （見：http://icgr.caas.net.cn/973/gaikuan.htm）。但是，儘管作了大量的標記和定位工作，張啟發的實驗室在 2004年之前實際上沒有克隆到任何基因。這就象是一名足球運動員，其傳球帶球技藝超群，可以象高俅似地把足球擺弄得如同黏到自己身上一般，可就是臨門一 腳不過硬，總也不能把球射進大門。

【註：在一般情況下，根據圖譜來克隆基因，既非十分容易，也不是異常艱難。在比較順利的情況下，一個人在三到五年的時間可以完成這項工作。張啟發實驗室從 2004年起陸續克隆到一些水稻基因，但那是在水稻基因組序列已經測定完畢之後，克隆基因的難度要比以前低得多。另外，張啟發實驗室克隆的基因多數是微效 基因，就目前來說，不太可能用於轉基因植物的開發。】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從2000年起，張啟發這個幾乎沒有從事過多少轉基因植物研究、也從來就沒有對轉基因問題公開發表過意見的人，開始了對轉基因植物的大力提倡。且看下面的下面的目錄：



從各方面的跡象來看，張啟發最終成為“轉基因科學家”的領隊，其原因就是下面這篇發表在2000年10月Nature Biotechnology上的論文：


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就是報告Bt轉基因的水稻恢復系明恢63及其雜交後代汕優63在田間既抗蟲、又增產。雖然這項研究所使用的轉基因來自中國農業科學院的 范雲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優63是謝華安培育出來的，並且田間實驗是在武漢進行的，但這篇文章的通訊作者卻是國際水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很可能當時張啟發的實驗室還沒有掌握研製轉基因水稻的關鍵技術。但是，張啟發似乎掌握着這個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知識產權。

2004年，由張啟發領銜的“中國科學院學部‘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諮詢組”(成員有：中科院院士：張啟發、李振聲、石元春、李家洋；中 國工程院院士：范雲六；研究員：賈士榮、陳受宜、朱禎、黃季焜、夏友富、楊曉光、黃大方、彭於發；處長：安道昌、程金根；副教授：林擁軍) 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題為《對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們總共提出了四項建議，但其中最有實質性的建議是第二 條：“在繼續擴大抗蟲棉種植的同時，重點推進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

這份報告的直接後果，就是農業部在2004年底召開的一個神秘的會議。在那個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有“中國轉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稱的“豐樂種業”的股票突然 漲停。顯然，會議的結果對轉基因水稻是利多。確實，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雜誌Newsweek上，就有一篇文章說，“根據農業部的科學顧 問，批准極為可能實現，這意味着中國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開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According to scientists advising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 approval will most likely be forthcoming, which means that China could start planting GM rice as soon as spring 2006.”見：Craig Simons. Of Rice and Man. NEWSWEEK, Dec 20, 2004. http://www.newsweek.com/id/56089)。這篇文章採訪的“農業部的科學顧問”，就包括張啟發和陳章良——陳章良是那次會議 的主席。這兩個人，在經過十多年的不同人生經歷之後，在轉基因問題上，又殊途同歸了。

不過，轉基因科學家們很可能是過於樂觀了。就在那個神秘的會議閉幕不久，綠色和平組織出來攪局，指稱那些推動轉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學家是受個人利益的驅 使。12月9日，《南方周末》發表長文《轉基因稻米：13億人主糧後的利益懸疑》，不僅披露了那個秘密會議的內容，而且點了張啟發、賈士榮、黃季焜的名 字：“張啟發是轉基因科學家，這次北京會議，就討論了他的一個轉基因水稻品種。”

《南方周末》這篇文章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當然也把方舟子惹得火冒三丈，他當即把它給“立此存照”。不過，方舟子在虛擬空間可以張牙舞爪、暴跳如雷，但在 現實世界，卻並沒有誰拿他當真。半年後，農業部再次召開“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據一篇報道說：“一位參與此次會議的專家向記者透露，轉基因政 策可能趨於‘保守’，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申請可能擱置。”（見：《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擱置只許實驗田種植》，《新京報》2005年6月25日。）

時至今日，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商業化種植，還沒有得到最後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