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會有陳景潤?

（一）重新認識陳景潤

像《馬賽曲》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一樣，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也
仿佛是應運而生。它使整整一代人為之激動，使全中國的男女老少都在談論一個
叫陳景潤的人，還有他那些古怪的故事。
《哥德巴赫猜想》發表時，我的年紀還小。記得那時候父親整天談論陳景潤
，包括全國有多少女人寫信給他，他又是如何娶了一位師長的女兒的。後來父親
還從外地給我買了幾本初等數論方面的書，看看他的兒子讀過之後，能不能成為
第二個陳景潤。
大概到我上高中時，社會上有關陳景潤的熱度才慢慢降下來。不過在課堂上
，班主任依然提倡學陳景潤。在班主任的眼中，陳景潤代表着一種精神，簡言之
，就是刻苦學習的精神。
在班主任的大力提倡下，很多同學天不亮就到教室去秉燭晨讀。由於體質較
差的緣故，我是很不喜歡這種學習方法的，但早起的人實在是太多了（當時的住
宿條件奇差，40多人睡在一間大教室里），因此到了 5點左右，不醒也得醒過來
。既然已經醒了，便也只好起來了。
有時在去教室的路上，遠遠地望着蟹青色或玄青色的天幕下被燭光染紅的窗
戶，心中真不是滋味。
有一陣子，我的一位同桌被樹成了班上的典型。他發燒至39度，依然輕傷不
下火線。也許他本不想這麼硬撐下去，但由於受了表揚，自然更不肯放棄了。看
着他那副眉頭緊皺、正襟危坐的樣子，我覺得可笑又可氣。可笑的是，他即便再
用功十倍，也還是考不過我；可氣的是，如果他是典型，我豈不成了反面典型，
因為我一有點小病痛就大喊大叫，有一回因為連續失眠，還回農村老家釣了幾天
魚。
那位同桌碰巧也姓陳，剪着寸頭，從側面看過去，還真有點像陳景潤。而那
呆頭呆腦的行為，也與徐遲筆下的陳景潤有相似之處。
其時，陳景潤的神話已經在我的心中破滅了，不僅僅是由於他受到了我的同
桌的無辜牽連。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我回想起他的那些事跡時，我覺得他不是一
個很聰明的人。那成麻袋成麻袋的演算草稿，只能說明他是如何刻苦，僅此而已
。
這種感覺到了大學時代變得尤其強烈，原因是班上出了一位聰明人。他比其
他所有的人都聰明，且和我住同一個寢室。有那麼幾個學期，我親眼看着他如何
天天睡懶覺，通宵看武俠，然後用五六天時間複習（其實是從頭學起，因為他幾
乎沒上過一節課），就在一些難度較大的科目中考了全班第一。
這當然令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嫉妒，嫉妒之餘卻又不得不佩服，並進而產生
強烈的感慨：假如我像他這麼聰明……
在這種氛圍下，是沒有陳景潤的位置的。
等到想一舉成功而又不知天有多高的我們跨出校門，在社會上奮力拼搏並終
於淪為平庸之輩後，這才發現當初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在任何時代都不缺乏有雄
心、有抱負的人，更不缺乏什麼聰明人，但真正在理想與現實的鴻溝之間架起橋
梁的成功者，卻是少而又少的。而在中國，能夠做成一些事則尤為不易，遑論取
得像陳景潤那樣的成就了。再對比他所處的時代，就更覺得陳景潤之可貴與偉大
了。
陳景潤的成長，固然得益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數學所的小環境，但是當他拖
着病弱之軀，在骯髒、昏暗的小屋裡孤獨地朝數學頂峰邁進時，正值史無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蓬勃開展之際。
在那個貧瘠、混亂、瘋狂的年代，他能夠做出如此出色的工作，而在條件大
大改善了的今天，這樣的輝煌反倒不能再現了，這難道不值得我們驚悚嗎？
在徐遲筆下那些可能有些誇張的故事中，我覺得下面這則故事最具真實性，
也最具深刻含義：有一次，陳景潤上街買東西，發現營業員少找了錢，便又登上
公交車回去討錢，營業員只短了他五分錢，坐公交車卻要花一毛錢。而他居然去
了。
這就是陳景潤。　　　　　　　

（二）中國為什麼出不了第二個陳景潤？

最近，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引出一個尷尬話題：中國為什麼出不了
第二個陳景潤？
2002年 8月20日，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北京開幕。這是一個大師雲集的舞台。
英國劍橋大學的霍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納什以及 8位菲爾茲獎（數學界的諾
貝爾獎）得主紛紛登台論道。
但大師的雲集也令東道主多少有些尷尬：中國本土缺少數學大師！
在這次數學家大會上，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田剛應邀作 1小時大
會報告。這是歷屆數學家大會中國數學家第一次被邀請作 1小時大會報告，是一
項很高的榮譽。但實際上，田剛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全職教授，他的研究工作
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份光彩並不屬於中國本土的數學家。

20多年前，徐遲發表了著名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使陳景潤成為家
喻戶曉的數學明星。如今，一提起數學問題，公眾很容易想到哥德巴赫猜想；一
提起數學大師，公眾很容易想到陳景潤。
但是，在陳景潤之後，中國似乎再也沒有出現做出過重要開創性工作的數學
大師。
這麼多年過去了，中國本土為什麼沒有第二個陳景潤呢？

障礙到底在哪裡

其實，這個問題本身也許並不是十分準確。因為當代中國本土最優秀的數學
家不是陳景潤，而是華羅庚。陳景潤是一位“將才”，而華羅庚是一位“帥才”
。華羅庚今年入選了美國科學院第81卷科學家傳（每卷收錄20人）。中國科學院
數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數學院）王元院士說：“大概是中國科學落後，從未聽說
有人入傳，華先生入傳實屬殊榮。”
在這個《華羅庚傳》中，對華羅庚的評價是“那個時代的領袖數學家之一”
，提到陳景潤時則說的是“下一代中國最為公眾知曉的數學家”。
其次，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似乎有急功近利之嫌。目前中國數學界最為
關心的，並不是什麼時候產生大師，什麼時候得菲爾茲獎或沃爾夫獎（沃爾夫獎
亦為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茲獎限40歲以內，而沃爾夫獎則沒有年齡限制），
而是如何培育產生大師的土壤，如何推動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
那麼，中國數學發展的障礙到底在哪裡？
經濟上的困境，曾經被看作一個絆腳石。
“中國數學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是研究人員待遇太低。”著名美籍華人數學
家陳省身在1998年接受《美國數學會通訊》採訪時說。
的確如此。
1998年，在數學院，正研究員的月收入最多為七八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
入也不過一千五六百元，而一位出租車司機每個月可以掙三千元。
中科院的一些年輕科學家，曾經有過這樣的抱怨：在我們這個年齡的時候，
歐洲的海森伯們在做什麼呢？他們整天沉醉在一些重大科學問題如基本粒子的構
成中，從而引發了物理學革命，創立了量子力學。而我們呢？每天考慮的是柴米
油鹽，上下班接送孩子，買便宜一點的菜和衣服……

硬環境和軟環境

如今，隨着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的啟動，數學院研究人員的待遇有了大
幅度改善，助理研究員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員的收入達到了6000元左右。
數學院還獲得3000萬的投資，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樓。待遇增加了，大樓蓋好了
，但還是缺了一些東西。
“我的辦公條件不知比陳景潤強多少倍，”坐在數學院一間寬敞舒適的辦公
室里，年輕的副院長袁亞湘說，“但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
個時代。”
對陳景潤的工作環境，公眾可能再熟悉不過了：“在一個 6平方米小屋中，
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筆，耗去幾麻袋的草稿紙。”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數學所，有着一個濃郁的學術氛圍
和寬鬆的研究環境。1952年，數學所成立了數論研究組，由華羅庚親自領導的“
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聚集了王元、潘承洞、陳景潤等年輕學者。
這個數論王國的優秀群體，沒有必須發表多少論文的指標，也沒有必須拿大
獎出大師的壓力。他們可以潛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3＋4”到“2＋3”再到“
1＋4”的證明，都出自這個討論班成員之手。在這樣的氛圍中，陳景潤“十年磨
一劍”，最終脫穎而出。

體制滋長浮躁之風

然而，大概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股浮躁之風在科學界愈演愈烈。
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楊樂院士說：“基礎研究不能搞短平快，
寫10篇平庸的論文不如寫1篇不錯的論文，寫10篇不錯的論文不如寫1篇突出的論
文。但一些管理部門做了投入以後，卻希望馬上看到成果，採取的評價辦法又過
於簡單，僅僅看你發表論文的數量、院士的多少等。這種管理體制，滋長了這股
浮躁之風。”
在這樣的風氣下培養不了人才，產生不了重大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人戲
稱現在一些單位研究生只要湊夠論文發表數量就能畢業，發文憑的態度簡直和“
憑身份證領取”差不多。菲爾茲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就指出過，北京某
著名大學接收的是全國最好的學生，但成果並不理想，這就好比做生意投了1個億
進去出來的卻只有100萬。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所大學數學系最好的學生之一
申請到哈佛做研究，結果把丘成桐嚇了一跳，因為這位博士的畢業論文水平竟然
還不如香港中文大學的碩士。
更有甚者，一些研究單位或研究人員為了應付管理部門的評審，乾脆弄虛作
假。
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一個高校重點學科名單，其中對一些高校的數學水平也進
行了評審。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數學家說：“這個令人可笑的評審不過依據
一些簡單的定量指標，例如有多少院士、有多少長江學者等。
有的高校為了在評審時多拿分，就去聘請其他單位的院士，實際上這個院士
可能也就暑假在那裡呆一個月，並沒做多少工作。這和弄虛作假有什麼區別？”

這樣的風氣，直接導致了一些優秀人才的外流。
清華大學數學系蕭樹鐵教授說，清華數學系的學生70％以上都出國了，比物
理、化學或生物專業出國的比例都要高。而這些學生出國以後，大多不願回到國
內發展。

為什麼在國外就不一樣

如今，幾乎每所美國著名大學的數學系裡都有從中國大陸出去的教授，像麻
省理工學院的田剛、哥倫比亞大學的張壽武等人，已經開始在國際數學界產生影
響。眼看着田剛他們在國外嶄露頭角，留在本土的數學家們有些着急了。
2000年 1月，在與中科院副院長白春禮座談時，一些年輕的數學家趁機訴起
苦衷：他們希望像陳景潤一樣去研究真正重要的數學問題，但現在的研究環境不
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那樣他們可能幾年之內寫不出論文，無法向管理部門交差
。
他們的呼籲終於得到了積極的回應。2001年夏天，數學院組建了兩個青年科
學家團隊，聚集了數十位年輕的數學家。數學院為這些數學家提供了特殊政策：
不再像以往那樣簡單地要求他們每年發表多少篇論文，而是考慮在適當的時候邀
請國際著名數學家對他們的研究工作進行評估；同時保障較好的研究條件與人員
待遇，使他們能夠長時間地、專心致志地研究重要的數學問題。
談到這些特殊政策時，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我在國外呆過 8年，從來
沒有人要求我每年必須交多少論文。為什麼外國人對我就那麼放心？因為我的研
究工作怎麼樣，其實同行心裡很清楚。在國內，研究人員卻不得不忙於應付各種
考核。試想，如果陳景潤成天要向領導匯報如何證明'1＋2'，他還能做出成績來
嗎？”
這兩個青年科學家團隊相對寬鬆的研究氛圍，在國外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在國內，這卻是大膽推行科研體制改革的中科院在痛定思痛之後，好容易才
邁出的一步。

三層樓寓言

從前有一些領導，到了國外，發現一座美麗的三層樓：下面兩層是自由的研
究環境，第三層是世界一流的數學研究水平，閃耀着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茲獎
或沃爾夫獎的光芒。
領導們在讚嘆之餘，心中暗想：我們也有一些數學家，也有一些錢，何不也
造一座美麗的三層樓呢？
回國後，領導們把國內所能找到的優秀數學家都召來了，給他們下撥經費，
開始修建美麗的三層樓。老百姓得知此事後，為自己家門口將會出現一座美麗的
三層樓興奮不已。一些愛國心切的媒體也跟在後面使勁嚷嚷，我們需要一座美麗
的三層樓。
沒過多久，領導們去建築工地視察。只見那些數學家，正在不緊不慢地修建
下面兩層，討論如何營造一個自由的研究環境。領導們有些不耐煩了，問：“你
們怎麼還沒修好呀？” 數學家們回答說：“先修好下面兩層，才能修第三層
呀。”
領導們說：“下面兩層有什麼用？我們只想看到美麗的第三層樓。”
最後，領導們走了一圈，把本已修好的部分也給踩塌了。
以上是一則“三層樓寓言”的改編版本。
一位數學家懇切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希望這個寓言不適用於中國數學
界，不適用於中國科學界，“科學研究不是給多少錢，干多少活的事情。我們真
正的目標應該是吸引優秀的人才，營造良好的環境，至於出多少個陳景潤，得多
少個諾貝爾獎，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