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這一行

　　在大學校園內，「學術自由」常被掛在嘴上，儼然成了金科玉律。這個名詞雖然在二十世紀初之後才出現，卻彷佛存在了一段極長的時間。「學術自由」淺顯易懂，但意義非凡，它指的是大學的教授與機構不得受到政治干擾，它也意謂在各種生活層面中，尤其是學術領域內的非正統思維及非傳統作法特別需要保護。

　　曾經，在二十世紀中的幾個重要時刻，這種保護髮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一九五○年代初期，美國國內的反共聲浪高漲，國會下設的幾個委員會，特別是眾議院內由賈納（William Jenner）眾議員擔任主席的委員會，以及參議院內由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主持的委員會，都對美國大學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它們開除曾經加入「反美」組織，亦即對共黨親善的教職員。各校校長與校董會面對壓力的勇氣雖有不同，學術自由的傳統確實增強了各大學對抗壓力的力量。因此，對學界而言，此一傳統扞衛着學術研究的寶貴空間，而此一空間所以珍貴，部分原因是它安全且不受外界干擾。

　　事實上，這種自由已進一步延伸，使才氣不凡者得以過着創意無限的生活。學術自由實際上蘊含寬鬆的結構與最少的干預，學術活動沒有時間以及規範的限制，甚至活動地點的規則也非常少。由於從事學術活動的地方與其它工作場合差異極大，我們想出一種說法來凸顯它的與眾不同，稱它為「象牙塔」，象牙塔外則是真實世界。　

有自由而無責任？

　　相形之下，與「學術自由」相對的「學術責任」卻較少被提到，不過，美國及其它民主社會都把兩者視為一體的兩面。領導美國諸多公益團體的蓋德納（John Gardner）談到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對稱關係時，曾作極佳的詮釋，他說：「自由與責任，權利與義務，這是一種約定，缺一不可。」

　　沒錯，這是一種約定。果真如此，為何我們言必稱學術自由，卻不常提到學術責任？目前美國高等教育處於前所未見的榮景，它使更多人受惠，也提供更好的服務，它享有國際名聲，使莘莘學子近悅遠來，並且建立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學研究體系，被許多人視為推動美國經濟進步的搖籃。然而，批評美國大學教育的聲浪亦日見高漲，左派與右派均大加撻伐，攻擊的層面涵蓋甚廣，包括：大學的科學研究與政策分析未能提供國家社會迫切需要的答案，例如，為何愛滋病的死亡威脅揮之不去？為何國民教育的素質未見改善？為何教微積分的老師無法說流利的英語？大學對財政緊縮的現象視若無睹，當大企業都在縮編減肥之際，大學教育的生產力卻未見提升？美國大學已經感受到這些壓力，學界士氣之低落亦為歷來僅見。

　　這種矛盾現象凸顯了社會期望與大學自我定位之間的衝突。雖然各方對大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享有的自由已有共識，但責任與義務為何，各界的解讀卻不盡相同。究竟是誰虧欠了誰？仍然爭論不休。大學辜負了社會什麼？老師在哪裡方面讓學生失望？大學行政部門是否善盡協助老師與同學的職責？這些爭論顯示，學術自由的內涵已是放諸四海皆準，但學術責任究竟是何物，卻依然是羅生門。

　　即使在象牙塔內，學術責任也披着神秘外衣，新進教師得到的相關信息相當有限，學術文獻也很少提到大學老師的責任。也許是基於學術自由的傳統，在高等教育的體系內，並無工作職責的明細表列，也沒有所謂的年終工作考核，結果，大學教授的自我定位不明，外界對他們的期望更是漫無標準。

　　因此，當外界找不到適當的尺度來衡量大學的表現，人們自然懷疑大學是否享受過多的自由，卻毫無方向可言。也許是基於這個因素，外界逐漸把「監督責任」與高等教育聯在一起：社會大眾開始關心大學「企業」的經營狀態，並且對產品的品管報告愈來愈沒有信心。

　　儘管疑慮加深，如今進大學的人數卻比過去多了很多。與其它行業及機構比較起來，大學與學院以上機構，教職員和領導者仍享有極高的社會聲望。有更多人花更多錢送孩子或自己上大學。若以一生收入作為衡量標準，中學以上教育的價值在一九八○年代揚升，使接受大專教育者與未接受大專教育者的身價差距拉大，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學位種類五花八門

　　今天的高等教育已被賦予更多、更重的責任，現在人們除了希望大學能使年輕人擁有更多技能、教養，以及更為深思熟慮之外，還期望大學能夠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甚至增強國際競爭力。外界要求大學研究的項目從健保改良到建軍備戰，不一而足。此外，如果大學不能舉行文化活動，或是在周末假日提供運動娛樂，我們也會對它大失所望。

　　總之，今天的高等教育已經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結合，在許多事情上我們倚賴它，並且希望能夠信任它，當它表現不如預期，我們會失望；它的費用太高時，我們會生氣。大學是特殊的機制，舉足輕重，但真正的面目又是什麼？為何同時牽涉到這麼多不同事物？

　　美國高等教育制度充滿了各種矛盾。對某些人而言，「大學」是充滿回憶的地方：他們在此成長，學習人生，墜入愛河，並且可能立下鴻鵠之志。對其它人來說，大學是事業的起點，他們在此初次體會創業維艱。或者大學是全國知性生活的中心，我們的文化在此萌生新芽。當然，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大學的景象已經融合、並且加入了其它更微妙的因素。我們對高等教育的認知往往取決於個人的親身經驗、對社會運作的看法，以及對下一代的期望。

　　我們之所以對高等教育有許多不同看法，是因為大學本身具備了多樣的性質。美國有三千多所四年制大學，部分學校授予的學位種類五花八門：有專業性的法律與醫學博士、高等學術學位，例如常見的哲學博士（Ph.D.）、較少見的音樂藝術博士，以及從藝術史到動物學，無所不包的各式學士學位。美國大學的規模不一，大小兼容並蓄，除了學生人數僅數百人，實驗性質極高的小型大學之外，也有人數超過五萬人的大型州立大學。此外，還有基督福音教派學校、天主教學校，或是不帶任何宗教色彩、校風開放的大學。就學校課程的特色而言，有的學校以農業研究為主，有以工業技術為重，或是以文理科系見長。當然，許多綜合性大學的教學研究範圍廣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少有遺漏的學科。除此之外，部分學校由於創校歷史與設校地點特殊，少數族裔學生並不多見；相對地，也有專門為少數族裔學生而設的學校，例如一些黑人大學與學院。

　　在美國設立大學不需要申請許可執照，若要得到外界認同，則須接受監定，並且遵守民間自發性評監組織訂立的規範，由其它學術機構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則定期派員至各校考核。

　　經過完整認證的大學經常會組成聯盟，爭取共同權益，這些大學聯盟的名稱充分反映出它們的多樣性，不過，這些組織多數設在華盛頓，以便和美國國會議員及行政部門的官員打交道，對這些決策人士提出建言。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美國大學聯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簡稱ＡＡＵ），成員為近六十所以研究見長的美國大學，它們頒授的專業性博士學位占全美總額的四分之三，幾所私立大學如哈佛、史丹福、麻省理工學院，以及若干公立學校如密西根大學、加州大學與伊利諾大學都是聯盟的著名成員。其它一些美國大學聯盟組織還包括規模較大的「美國教育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簡稱ＡＣＥ），以及「美國高等教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這兩個組織涵蓋了所有種類的美國大學，而「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則是由不頒授博士學位的美國公立綜合大學組成；另一方面，「全國獨立學院暨大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服務的對象卻是私立學校。此外，美國社區學院亦組有相當活躍的聯合組織。

提升地位晉身階

　　美國大學如此多元，無怪乎大眾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看法及觀點分歧。此外，一般民眾對大學抱着矛盾的態度，也是美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觀感多變的原因。美國民眾一方面把大學教育當作提升社會地位的晉身階，另一方面認為大學校園是「精英掛帥」，學生與教授個個高傲自大。人們憧憬浪漫的大學生活，卻又譏評大學生是食古不化的書呆子。失魂落魄的教授、整天啃書，無法與一般民眾溝通的大學生，經常是美國卡通漫畫中的主角。美國民間流傳的笑話也反映了民眾對大學精英抱持的「酸葡萄」心理：一名飽讀詩書的大學生被送到大聯盟打棒球，結果投不出一個好球，引來滿場的噓聲——只會念書，不會打球，留他何用？甚至研究環境生物學的人也都聽過艾格西（Louis Agassiz）說過的名言：「研究自然，而非書本。」這些字裡行間透露的訊息已不言而喻。

　　一般民眾對高等教育既崇拜、又不屑的態度，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傳統，這種矛盾情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何當今美國大學教育雖已獲致空前成功，卻又飽受批評。美國大學成功的圖象以簡單的幾項事實即可輕易勾畫出來：它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前來接受研究所教育或從事專業研究，家長們想盡辦法送孩子進大學，使得提供顧問諮詢與協助升學的產業應運而生。相對的，對大學教育的抨擊則是複雜而多重的，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大學在學術責任方面的明顯疏失，即須仔細觀察及分析這些抨擊的性質與程度。

　　大學教育遭外界批評的地方包括學費太高；種族隔離現象；教授沒有把注意力放在大學部學生身上；校園內部管理鬆散，處理性騷擾問題過於寬鬆，並且對於不當的研究行為束手無策；運動員醜聞及校園酗酒問題惡化而失控；政治力介入亦已泛濫成災。而這些弊端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健保制度曾被形容為「叫好不叫座」，這句話也可以用在今天美國高等教育上。舉例來說，在一九八○年代，傳播媒體廣泛報導大學校園內的種族衝突事件，使得未親歷其境的一般大眾認為，黑人、拉丁美州裔與白人學生之間的緊張情勢是校園內的常態，而非偶發事件。我還記得在這段時期內，造訪史丹福大學的訪客曾經問我，我們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是否自願住在與白人學生隔離的宿舍內？事實上，只有極少數學生選擇住在以族群作為「特徵」的宿舍內，而依照規定，這類宿舍的比例亦不能達到半數。此外，也經常有人問我，白人學生是否會與少數族裔的學生互相交談。當我答稱不同族裔學生之間的約會情形相當普遍時，這些訪客都訝異地說不出話來，他們在電視與報紙的誤導之下，一直認為大學校園已瀕臨種族暴動的邊緣。美國傳播媒體渲染校園種族問題的作法一度走火入魔，因而激怒了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他曾經宣稱，此時不拿槍幹掉那些煽風點火、炒作新聞的傢伙，更待何時？

小事渲染成大事

　　此外，學術研究的不當行為經常被形容為大學校園內見怪不怪的普遍現象，而有關校園性騷擾的控訴，特別是牽涉到教職員時，總能登上報紙頭條，如果查無實據，此類新聞才會退到後面的版面。尤有甚者，美國傳播媒體還大談大學校園的「政治正確」，並且把它炒作成全國遵奉的戒律。若對傳播媒體的報導略加分析，即可顯示這類議題不斷在媒體之間流傳，以下所舉史丹福大學「西方文化」課程表遭到批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使是相當細微及技術化的事情，也經常會意想不到地招來傳播媒體的批評。一九九四年，史丹福大學的校務會議準備處理一項存在相當時日的爭議。一如某些學校的作法，史丹福大學允許學生重修被當的學科，並且成績單記載的是重修後的成績。某些人認為，這種作法可以鼓勵學生選修一些較沒把握的學科，冒些風險開拓學習領域。但是其它人卻認為，學生可以利用這種作法，「玩弄」評分程序，這項政策將成為「分數灌水」現象的最佳典型，實際上它與此一現象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校務會議最後決定，廢止這項政策，恢復早期作法，成績單登錄學生每一次的修課成績。儘管參與決策的校方人士認為這項爭議值得討論，但也稱不上是驚天動地的大事，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此一事件竟然成為全國性新聞。《紐約時報》甚至特別針對此事，鄭重發表社論。《紐約時報》指出，縱容與溺愛大學生的作法終於停止了，此後，外界可以正確判斷大學生是否擁有真才實學。

　　《紐約時報》的立場反映了美國社會不信任高等教育的心態。高等教育體制內的人認為，他們的任務是培養可以獨立思考、有效辦事，並且能夠了解、分析及反映文化與自然環境的畢業生，然而許多外界人士卻把大學視為頒發證照、協助社會評估大學生就業能力與身價的機構。當然，在某些時候，這兩種目標並非格格不入，但是一旦兩者產生衝突，高等教育工作者將發現，他們與大學的贊助者及消費者之間，確實懷抱不同的目標及理念。

接受經典名著的洗禮

　　這種價值衝突與另一項更有名的爭議有關，亦即學生到底應該接受哪裡些經典名著及偉大思想的洗禮？更明確地說，非西方的作品是否可以躋身傳統的偉大巨著之林？在一九八○年代，由已故的布倫（Allan Bloom）所寫的一本篇幅極長、內容複雜的作品《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引發了保守派反對引介非西方作品的強烈聲浪。在布倫的芝加哥大學同事貝婁（Saul Bellow）的公開推薦下，有關此書的評論多如潮水，銷售量扶搖直上，但真正看過的人可能並沒有那麼多。這本書慨歎美國缺乏一套以西方文化偉大作品作為基礎的通識教育，獲得右派知識份子的共鳴，引發一場流傳廣泛、政治味道濃厚的論戰。而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勢的催化劑則是史丹福大學教授之前所做的另一項決定。

　　這項決定是在一九八七年做成，目的是對一年級新生的必修課作幾處修正。在此之前，這門必修課程已經歷過兩次大翻修，這也反映了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這門一度稱為「西方文明」的課程主要內容是歐洲的歷史與文化。在騷動的一九六○年代，這門課曾經暫停，十年後才以「西方文化」的名稱捲土重來。不過，此時它已不再是一門單一課程，而是進一步劃分成幾個不同的分枝課程：一門經典名著課程、一門歷史課程，以及一門偏重科技的課程等等。這幾個分枝課程以一份共同書單串連。書單的設計宛如老式中菜餐廳的菜單，其中A書單包括十五本著作，而B書單的內容則更多。擔任其中某一分支課程的教授必須使用A書單中的所有書籍，並且可以另外挑選B書單中的幾本書作為教材。這種設計的目的是讓選擇不同分枝課程的大一新生都能閱讀幾本最重要的核心著作，使他們能在宿舍進用晚餐的時間，擁有共同話題，進行討論。但是這種構想最多只能稱為立意良善，事實上，由於用餐時間只有短短十分鐘，大家忙着搶食，即使是最優秀與最好學的學生，此時也無閒暇及心思再補充「精神食糧」，進行嚴肅的學術討論。

　　在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的學年內提出的課程修正案變動其實不大，主要是更改課程名稱（改為「文化、思想與價值」），增加一門分枝課程，俾以新方法集中探討族群與性別問題，同時把A書單中的指定書籍從原來的十五本刪減為八本，但是刪掉的著作一律移至B書單中，這項改變主要是因為許多分枝課程的教授反映，十五本共同指定書籍的數量太多，限制了他們設計課程的彈性。

　　修改這門新生必修課程的整個過程完全依照常態進行，兩個由教授組成的委員會研究相關方案後，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在五次冗長的集會中，出席校務會議的代表互相討論，折衷意見，最後的方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並且得到授課教授的大力支持。

晚安了，蘇格拉底

　　但是，令史丹福大學師生驚訝的是，這項必修課程修正的爭議竟然在校方採取最後行動之前，就已演變成全國傳播媒體報導的焦點。立場保守的《華爾街日報》想當然耳刊出了尖銳的社論；當時的教育部長伯納特（William Bennett）也蹚入渾水，指責史丹福大學屈服於威嚇壓力，理由是少數族裔學生曾經抗議舊的課程設計，並且集會示威，支持新課程修正；另一種在學術圈的扒糞文章中廣泛流傳的說法則是，在史丹福大學校務會議作成決議的某一關鍵時刻，美國黑人民權領袖賈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曾經帶領一群示威者高喊：「嘿！嘿！呵！呵！……西方文化總得走路了。」

　　《新聞周刊》報導這場西方文化論戰時，使用的標題是「晚安了，蘇格拉底」。幾乎美國所有大城的主要報紙都對此事發表評論，許多專欄作家亦紛紛發表高見，為不同陣營的立場辯護。

　　從校長辦公室看去，我發現校園內的論戰正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例證，顯示大學的任何興革，都應該經過理性的辯論，再作成最後的決策，並付諸實行。當然，我們爭論得面紅耳赤的事情正是攸關全局的關鍵議題：什麼才能作為所有接受教育的男女共同擁有的知識資產？相形之下，校園以外的討論及反應似乎顯得膚淺，並有誤導大眾之嫌。

　　一個單純的大學課程修正案所以會成為外界爭論的焦點，原因是知識與價值觀之間的關係極深。新保守主義麾下的健將旗幟鮮明地反對新課程，他們與其它反對者擔憂的是，遭到刪除的不僅僅是一份書單，而是整個西方文明的信仰與價值體系。許多反對者甚至使用「文化相對論」這個名詞，他們暗示，如果我們給予非西方的文明過多注意力，等於賦予它們與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即使這些非西方文明事實上亦曾協助形成當代的美國文化。普林斯頓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劉易士（Bernard Lewis）的說法也許是這類言論的最激進代表，他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如果西方文化真的得走路，很多東西都將跟着離開，其它的東西將取代它們的位置。」他列舉出來的「其它東西」包括奴隸制度、一夫多妻制，以及政治自由的淪喪。

　　人們在求知的過程中，總希望得到指引。在二十世紀早期，頂尖的學府如哈佛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紛紛出版經典名著全集，供大眾選購，引起外界注意。對成套書籍的流行狂熱使那一代沿街兜售的推銷員得以餬口，他們無不鼓起如簧之舌，說服天下父母，掏光口袋，讓自己的小孩擁有最新出版的百科全書。如今人們更渴望知道「應該知道的事」，因為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知識有涯」的想法可以撫慰焦躁的心靈。當一些所謂的經典學說遭到揚棄，某種不安全感油然而生。過去這種現象曾經出現：當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書時，自然科學一統的局面突然遭到打破。一如杜威（John Dewey）指出，學術界與知識份子對此一巨變的反應遠比教堂教士還要激烈。當美國「全國人文促進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發表一張「基本知識」的書單時，各界趨之若鶩，而當一所頂尖大學在一門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程上，為新的知識打開大門時，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新聞——令人心騷動不安的新聞。

清高形象受到質疑

　　的確，變動總會引發反對聲浪。其實學校課程修正或是教育計畫修改並非引起大眾關切及不安的真正因素。相反地，爭議是源自於外界得到的印象，認為大學角色、大學管理方式，或是大學與社會上其它機構的關係已經遭到某些重大改變。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一般民眾對大學與社會關係的看法，已經產生極大變化。以往大學的傳統形象是一座象牙塔——一個與世俗生活不相重迭的地方，任何偉大及奇特的思想都可以不受外界干擾，在此滋生與茁壯。不過，大學得到此一特權，卻也因此與商業世界隔絕，它給人的印象是清高的、節儉的，宛如神學院一般聖潔，對於世俗的利潤與光彩避之唯恐不及。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快速步向高科技時代，大學依然可以保住這種清新脫俗的形象，但前提是大學僅僅要求社會肯定它的研究工作，並且尊重它的專業地位，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然而，此後許多事情發生了。政府的資源緊縮，高等學府被迫以更積極的態度，搶食政府的預算大餅。為了爭取更多研究基金與學生補助，美國各大學與學院逐漸變成更重視利潤的遊說團體，原有的清高光環因而漸漸失色。一九八六年美國國會準備修改美國稅法，當時美國私立大學對某些條文的內容力爭到底，其中包括給予大學的財產捐贈賦稅優惠，以及允許大學發行免稅債券，以便籌集興建校舍的經費。這些都不是非分的要求，其中有些已是行之有年的稅法。但是令人驚訝的倒不是大學的要求最後在國會吃了閉門羹，而是身為許多大學校友的國會幕僚竟然明白告訴校方代表，大學如今已被看成「另一批利益團體，與搞錢的大石油公司沒啥兩樣」。

　　另一種現象可能也助長了這種看法：美國各大學與學院愈來愈需要金錢挹注。大學預算不斷增長的趨勢似乎無法扭轉，經濟學家鮑恩（Howard Bowen） 曾經形容，決定學術財務的簡單定律是：「全力找錢，全力花錢。」這句話確實有幾分道理。大學本來就是要追求卓越，一旦握有更多資源，就有能力聘請較好的教授，蓋更好的校舍。當銀行存款到期之後，校方會把它們投注在新計畫上，而不是用來紓緩財政壓力。

　　這種作法並非揮霍無度，或是不照規章行事，而是難以抗拒的知識經濟法則所造成的。就我所知，首先提出這項觀念的是德國物理學家布朗克（Max Planck），他表示，知識不斷累積更新，所花的成本亦跟着遞增。這層道理並不難懂。我們總是先解答容易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才成為新線索，幫助我們解決剩餘的困難問題。除此之外，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會找出新的工具，並且把它們用在後續的工作上。在不斷累積新知的過程中，我們亦不斷投注愈來愈多的資源。因此，學術的本質就是不斷累積，而二十世紀科學文獻的數量增長率高達六％—七％，即充分展現了這種成長胃納。從學術成長的觀點來看，大學花在教學與研究上的費用是相當驚人的。

　　但是我發現，上述這種說法很難說服各校校友，也無法讓不斷掏錢為子女付高學費的家長信服，若以面值計算，他們付的高學費幾乎是二十五年前的十倍。更確切地說，學費已比一般民眾可支配的收入成長更快，事實上美國民眾的可支配收入成長已呈停滯，因此，一般家庭已有遭到壓榨的感覺，他們的房屋費用不斷升高，實質收入卻下滑，支付子女學費往往是他們開出的支票中金額最大的，無怪乎他們感到憤怒。更重要的是各州的教育稅捐仍然有增無減，而大學校友會或鄰近的學院又不斷向他們伸手募款，這些都是高等教育學府貪婪無道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