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商業利益之爭

　　在此同時，大學與利潤導向的大公司之間的互動亦已增加。在此之前，美國大眾直覺認為，大學教授除了學問好之外，也應樸實無華，社會才願接受他們才華出眾的事實。一旦大學教授（以及他們服務的機構）突然搖身一變，從酸秀才變成有錢紳士，象牙塔與一般大眾之間的默契即遭打破，這也是近來大學與大企業攜手合作所造成的結果。美國一般民眾並未懷疑學商兩棲的現象可能形成嚴重的利益衝突，他們只是覺得讀書人變得太有錢了。當分子生物學教授因為在校外投資而坐擁多金時，公眾對他們與學校的態度轉變了。當大學與大藥廠簽下數以百萬美元的合約，而藥廠隨後取得大學研發成果的智能財產權時，一些嚴肅的問題發生了。有些人認為，大學不應該到市場上兜售教授研髮結果的專利權，牟取巨額利潤，因為教授已經領有足夠薪俸，而大學獨享學術自由的特權，自然不應該利用研究成果追求私利。持平而論，這種想法不盡公平與厚道，畢竟別的專業人士都可以賺外快，而不受批評，為何獨獨對於學者過分求全？此外，如果大學不利用研究成果另闢財源，調高學費的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儘管如此，這種學術與利潤不該混在一起的觀念已經根深柢固。

　　多種因素相加的結果，民眾不滿的情緒日益升高。在民情激憤之下，美國政府機構與各種委員會競相宣布，大眾對大學的信心已經降到歷史新低。一九八九年，哈佛大學校長波克（Derek Bok）在任期屆滿的時候發表年度校務報告，他指出：「國內在最近十年內對大學教育的抨擊，比我記憶所及的任何時候還要猛烈。」

　　美國大學不再受到民眾支持，自然使它們在政治上處於更不利的狀況。一九八○年代，美國聯邦政府首度認真考量控制大學的研究計畫，並且限制大學研究人員的權利。在這十年內，政府亦試圖削弱大學長久以來享有的諸多特權，或是干涉它的作業流程。舉例來說，管製藥品的立法規定，各大學與學院必須證明，它們確實積極執行管製酒類與藥品的相關規定。任何人都同意，酒與藥物濫用都不是好事情，但是聯邦政府干涉的結果，卻迫使大學扮演兼職警察的角色。

　　一九九一年，美國司法部要求對五十六所大學院校進行司法調查，理由是這些學校可能就學費、教職員薪資，以及學生獎學金等事項，彼此互通聲息，有觸犯反托辣斯法的嫌疑。在這項調查之下，各校必須準備的書面資料數量相當驚人，耗費的時間與人力更難以估算。此一事件最後塵埃落定，結局對學校還算有利，但是，各校永遠無法收回為了應付這項調查的支出，總額超過兩千萬美元。

遭逢政治勢力打壓

　　我們無法確定，民意支持大學的程度下降，是否使大學更容易遭到此類干涉與攻擊。但是在最近一次的事例中，對學校的侵犯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很難想象此一攻擊事先未經評估、未認定大學已經失去抵抗攻擊所需的民意後盾後，即草率發動。一九九五年，當時正準備角逐美國總統的加州州長威爾遜宣布，他贊成取消以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作為州政府聘僱的準繩之一。威爾遜接着公開向加州大學的校董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取消以平權行動作為加大錄取新生與任用人員的標準。依照一般作法，加大校董會應該高度尊重由學校教職員、加大九個分校校長，以及加大總校校長所作建議，而他們全都強烈主張加大應該維護自行決定新生錄取標準的權利，校董會通常會授予他們這項自主權。然而，威爾遜州長的強力運作卻成功了（加大校董會成員幾乎都是威爾遜或是其共和黨籍的前任所任命），加大決定取消平權行動。至少就近代而言，此一事件為美國政治力介入高等教育立下一個里程碑。如果外界認為大學具有對抗政治的能力，這種干預絕不會發生。

　　儘管批評的聲浪如潮，又遭逢政治勢力打壓，美國民眾對大學的觀點可能還是一如當年馬克吐溫對華格納音樂的評語：並沒有聽起來那樣糟糕。支持此一說法的證據雖然相當零碎，但是仍足以證明，許多學術界的人擔憂的貶謫現象並不如想象中嚴重，而眼前民眾對高等教育的態度，可能只是另一個更大現象中的一個層面罷了。

　　我們可以引用全國民意調查中心發布的年度調查報告，檢視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的態度變化。報告的資料顯示，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二年之間，美國民眾對醫學、科學與教育界的領袖最具信心，他們得到的信心指數遠比國會、工會、新聞界，或是聯邦政府行政部門的領袖還高。在這段期間內，這種排名順序並沒有多大變化。事實上，科學與教育界領袖在一九九一年得到的信心指數甚至比他們在一九八○年代早期還要高。

　　不過，這種調查結果帶來的安慰極為有限。雖然當代社會對大學院校的批判有其真實依據，在大學體系內兢兢業業的工作者仍不免對大學表現優異，卻得到負面評價感到不解與不平。懷舊的批評者經常懷念以往大學友善、恬適與和諧的氣氛。對他們而言，平易近人且諄諄善誘的教授、經典巨著的課程，以及志同道合的同學，在當今步調緊張、氣氛喧囂、政治氣味濃厚的大學校園中，已不復見。另一方面，主張社會應該更公平、更開放的人士則宣稱，現在的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精英主義的工具，其主要目的是為既得利益者維護現狀。

誤解造成不信任

　　上述兩種批評者提出他們對大學的抱怨前，總是會先說，大學院校很重要，他們也承認，大學的改變是無可避免的，只是對改變的方向無法苟同。這種說法常見於大學的校友之間，雖然他們出於善意，卻也暴露了這些體制參與者對大學院校如何運作，它們的結構、組織、財務、教職員工作內容、以及由誰來保障它們的未來，全然無知的程度。許多上過大學的人至今仍不明白大學為何物，也不知道大學教授在做什麼。當然，他們還是關心母校動態，並且對高等教育的性質與方向有極深的興趣。但是當他們還是學生的時候，並沒有機會去了解自己的學校，結果造成極具殺傷力的誤解：對於運作方式及目的都不熟悉的機構，我們總是比較容易不信任它。

　　這種不了解大學的現象甚至延伸至更危險的區域。大學院校對社會負有學術責任，其核心就是學校的全體教授，他們作出許多影響學校發展的決定，並且大致上負責學校的日常工作：教導大學部學生，訓練研究生進入專業領域，進行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同時以各種方式回饋社區。從這個角度來看，全體教授代表了學校本身。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許多準備成為大學教授的學生在大學校園內作長達八至十五年的準備工作之後，仍然未能深入認識他們立志要躋身其間的工作機構，他們的工作信念與行為模式都是「在職期間」才養成的。

　　我曾在極為活躍、並以研究見長的大學任職長達三十五年，包括七年系主任、一年院長，以及十二年校長，我可以作證指出，大學總是處在衝突的第一線上。有時衝突發生在校園內，更常見的衝突則往往因為學校與變動的社會存在着不同的價值觀，後者對大學是一項重大挑戰，因為要弭平這類衝突，學校必須維持它獨立於社會之外的自主地位，同時必須爭取社會的諒解與支持。

　　我是從一次非比尋常的親身經歷中，明了這種雙重需要的重要性，這一事件不但深切影響了外界對學校的觀感，也影響了大眾對其它大學的看法。長話短說，美國國會進行的一項調查以及某一全國性電視節目曾經不約而同地抨擊史丹福大學，認為史大不應該指控政府「高高在上」地監督大學開支。這項國會調查以及相關媒體報導都把焦點集中在校長住所的開銷上（花材、家具維修及宴客），有關這些支出的帳目，部分是我們自己犯下的錯誤，這令我們相當困窘；另外的支出雖然在政府規定允許的範圍之內，仍不太恰當。然而，有些絕對站得住腳的支出也遭到國會幕僚與媒體扭曲，而國會幕僚又經常走漏消息給新聞記者。史丹福大學以及我本人於是成為外界攻擊的箭靶，社會大眾指責的焦點。

　　這次事件是痛苦的，但還是有它正面的意義。雖然這些引起爭議的支出只占史丹福大學得到的政府公費補助總額的極小部分，而在隨後的處理過程中，史丹福大學及相關職員並沒有不當行為，我依然得到寶貴的教訓，深切體認到大學與外界關係的敏感性，並且更加重視大學對社會大眾的責任，進而加強學校與外界的雙向溝通。

　　在我擔任校長的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間，史丹福大學無論是在接受聯邦政府年度獎助研究經費的金額，以及爭取「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獎金方面，都領先其它學校。史丹福在生化醫學、物理學、工程學，以及幾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系的研究所都享有極高聲譽，每年都吸引了非常優秀的新生入學，畢業校友也都不吝給予母校精神與財務支持。

　　然而，儘管成功的證明不在少數，在這段期間內史丹福大學卻經常面臨各種內部衝突。有些衝突已經披露，例如一名女性教職員宣稱，史丹福醫學院對性騷擾事件不理不睬；此外，校內某一教授指控另一名同事的研究有抄襲之嫌。有很多衝突在保護當事人隱私的考量下，私下解決，其中包括多起涉及教職人員、學生與助理的性騷擾事件，不過，其中絕大多數遭到舉發的對象都是學校教職員。除此之外，教授與教授之間，以及學生與教授之間也會因為意識型態與思想而爭執不下，而校外商業活動亦會引發利益衝突的爭議。當我愈深入了解情況，我愈擔心史丹福大學已無法保護校內的學術社區。不過，當我與其它學校的人談起這些問題時，才發現史丹福大學並非特例，而是普遍的現象。

放大鏡下的錯誤印象

　　困擾史丹福大學的這些問題可能也是其它大學院校必須面對的挑戰。由於傳播媒體一直以放大鏡觀察象牙塔表面的任何細微裂痕，外界於是獲得一種印象，認為現在大學校園內存在着學術抄襲、族群關繫緊張、商業利益掛帥，以及不當的男女關係等種種不良現象，遠比二十年前普遍而嚴重。但種種跡象與證據顯示，這是偏差的印象，而上述校園問題並非現在才出現，也未必比過去嚴重。與過去不同的是，如今這些問題被攤在陽光下討論，並且由傳媒大肆報導，這也是我認為有必要與更多對象，以及與未來準備當教授的學生探討這些問題的原因。

　　現在這種公開處理學術圈弊端的作法也許具有正面意義，當然，如此一來，一旦校園內的文抄公、思想死硬的老學究，以及口手不乾淨的色狼們東窗事發後，比較難以私了，甚或不了了之。另一方面，這種作法也可能造成一種錯覺，使外界誤認這種校園弊端非常普遍，即使實情並非如此。對於報紙廣泛報導，或是揣測的事件，人們很容易誇大其發生的頻率，這在有關風險評估的研究文獻中，被視為常見的現象。當傳言與統計數字衝突時，前者總是占了上風。

　　然而，無論性騷擾、學術抄襲、壓榨學生，或是利益衝突等問題是否比過去常見，或者是否比外界想象的嚴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它們發生的次數已遠遠超過該有的。這些醜聞戕害學界的正常發展，並且重傷它的信用。尤有甚者，這些醜聞更加深了外界對大學院校的不良印象，認為它們只重視學術發展，卻輕忽對學生人格發展應負的責任，即使是對有志進入學界的學生亦是如此。

　　大學教職員的某些缺失是可以找到理由的，當然，這些也可能被認為是諉過的藉口。加諸在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身上的壓力已經愈來愈大。與過去相較之下，研究補助已經愈來愈難得到，即使申請補助的研究計畫獲得通過，所得款項也可能不夠。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與一九八○年代初期比較起來，現今的研究人員必須多爭取一半以上的補助金額，才能湊足與當年等值的研究經費總額。由於研究計畫補助是推動學術研究的基本動力，申請補助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對研究計畫與研究報告的品質要求亦愈趨嚴格。

更上層樓非易事

　　為了推動研究計畫而成立的委員會也愈趨龐雜，工作負擔不斷加重。造成此一現象的部分因素是大學的規模愈來愈大，涉及的事務愈來愈複雜：大型研究計畫，其中許多是政府資助進行的，使幕僚人員的人數不斷增加，管理更加繁複。主持研究計畫的教授現在必須投注非常多的心力，解決從停車到健保申請等各種瑣碎問題。此外，政府相關規定繁衍快速，加諸研究計畫的限制與要求亦不斷增加，占去了研究人員不少時間。現在美國聯邦政府甚至設有專責機構，監督人體與動物實驗的處理方式、放射線安全，以及其它實驗室相關流程與措施。這些管制規定在二十年前都不存在。

　　教授終身職現在亦較難得到。在政府大力補助大學的一九五○年代中期至一九六○年代晚期，各大學教授人數成長快速。可是在此之後，由於政府補助下滑，加上戰後嬰兒潮一代漸次從大學畢業，大學教授人數成長趨緩。在此同時，在大學聘任高峰期進入各系所的教授尚未退休，因此，空缺非常有限。

　　即使在內部升遷管道較為暢通的大學院校里，更上層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六○年代，在史丹福大學有關自然科學、工程學，以及部分社會科學系所中，有將近一半的助理教授可以順利晉升至終身職。現在這項比例已經降到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結果造成新進教職人員必須努力工作，發表更多研究成果，而此時又恰逢外界的要求與限制倍增。大學院校的教職員，特別是科學研究人員可能因而心情抑悶，這種士氣低落的現象可以從許多專業學術期刊中的學者投書裡略窺一二。

　　當然，挫折與壓力不能作為研究行為失當、不承認學生提出的作品與想法，以及規避其它學術責任的藉口，卻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何這些過失會引發這麼多的風波：士氣低落，時間壓力緊迫盯人的環境往往是衝突與爭執蔓延的溫床。簡而言之，與過去相較，現在的大學校園風氣已不若昔日的寬容。在這種環境之下，事前預防勝於事後治療。

　　這裡所謂的預防當然是指教育與訓練。準備在大學執教鞭的准學者們應該一如其它行業的新手，了解進入此一行業後可能面臨的挑戰。如果事先不要求這些新人認識未來的責任，思考學者與教授經常遭遇的道德問題，怎能期望他們未來面臨真正的考驗時，第一次就能做對？這種作法過度信任人的直覺反應，也過於相信一般人成長過程中的道德指引力量。

責任與道德

　　在談論各種行業時，「責任」與「道德」經常被混為一談，但是這兩種義務之間仍有差別存在，值得我們先行探討。對於在大學任教的學者而言，「責任」意謂對學校，特別是對學生的承諾。它代表作好充分的授課準備，並且維持自己應有的學術水平。它意謂給予學生解決問題所需的充分時間，也意謂在帶有黨派色彩的議題上，保持一定的距離與客觀態度，以免給予學生不恰當的影響。總之，「責任」對教授而言，代表全力支持校方的教學宗旨。我有一位非常盡責的同事，他是在一所住宿學校任教時，了解老師對學生的責任。在那所學校里，學術責任中的重要因素是所謂的「相互支援」。如果某一位老師生病了，或是因故無法上課，其它老師即自願代課，或是代為照顧學生生活起居；大家都有一項共識，亦即必須善盡對學生的義務，而額外的分勞解憂則是該校的文化。從這個經驗看現在的大學教職員，我的朋友不免有感而發：「從來沒有人教他們相互掩護，彼此幫助。」

　　如此定義的專業責任值得深思，它暗示大學教授的責任不應該僅止於培養學生的專業學術能力，而這點不但對許多教授構成最大挑戰，也可能是社會與大學對學術責任內涵看法趨於兩極的根本原因。大學及其教職員如今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識生產上，並且把自己所負的責任嚴格界定在學術範疇內，但是外界的期望卻非如此。雙方對學術責任的認知差距，在一九九五春天哈佛大學發生的一次不幸事件中完全凸顯出來。當時哈佛一名學生遭到同校室友殺害，而這名室友原本即有精神方面的就醫紀錄，此事件引來傳播媒體要求校方檢討的聲浪：當哈佛大學得知這名學生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時，是否就應該積極介入，做好事前防範，阻止悲劇發生？這種批評是否公允，見仁見智，但這起爭議的確顯示，各方對學術責任的看法相當分歧。

　　「職業道德」是職業責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僅僅在職業道德的範圍內，教授就面臨許多考驗。給予有好感的異性學生特別優待、濫給高分，或是為了個人目的而挪用學校資源，都是大學教授經常遭遇的道德誘惑。無法以負責態度面對這些誘惑，往往加深外界對大學殿堂的鄙視與敵意。

　　如今各大學研究所開始注重所謂專業責任的訓練，並且開設專業道德的課程，但是這一方面的努力適足以顯示各校在職業道德教育上的嚴重偏差。幾乎每一所醫學院內都有一兩位所謂的「道德宗師」，許多學校並且擁有以若幹道德教條約束成員的社團；此外，各校法學院亦開設了專業責任的課程。全美頂尖的商學院，特別是哈佛與史丹福，也都接獲大筆資助，用以鼓勵在課堂上傳授企業案例分析時，加進有關道德問題的討論。我的一位同事曾把道德課程形容為「一九九○年代的統計學」，意思是職業道德訓練被設計成各種形式，以符合不同系所的不同需要。然而，大學院校費盡心思，告訴學生進入各行各業後可能面臨的道德挑戰，唯獨未曾對有志進入大學院校執教的學生說明，大學教授這一行的道德行規到底是什麼？

學術責任無可旁貸

　　當然，這種情況是可以改變的。當我交卸校長職務後，我決定開設一門課程——大學教授的職業責任，我預期這門課會不斷隨着經驗累積而修改。我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秋季班首度開課，結果令人鼓舞，但是我得承認，在嘗試與實驗的授課過程中，老師從學生身上得到的，恐怕比學生從老師方面得到的還多。事實上，一些新問題還讓我措手不及：電腦革命與「網絡發表」對智能財產權的傳統觀念帶來的挑戰；有關兩性之間的新敏感問題；不斷改變的研究補助審核辦法，以及其它許多議題。

　　教授此一班級是一次極不平常的經驗。選修這門課的全都是博士論文階段（亦即博士班三年級或是更高年級）的學生，他們正準備加入大學教授這一行，因此非常投入。這些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時，表現得積極進取，使我受到激勵之餘，更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感到樂觀。不過，這些學生從未思考過某些關鍵問題，也令我驚訝。我們在課堂討論各種議題，其中有許多是我認為對大學教授的職業生涯非常重要，但是學生們卻從未考慮過。這些學生並未抗拒討論這些陌生的議題，相反地，他們的態度一直相當熱切。這些攸關大學教授日常生活的問題，包括處理學生抱怨成績不公平的問題、如何輔導有私人困擾的學生、如何面對作品來源的爭議等，以及其它更複雜的兩難情況。由於上述問題尚未出現在這些博士班學生的實驗室工作、與論文指導教授的互動過程，甚至與同學的討論中，無怪乎他們不了解這些問題的重要性。

　　雖然美國學術機構的種類繁多，學術工作者卻有非常相似的生活經驗，並且面臨相同的挑戰。每一位教授都教書；大多數學者撰寫報告或書籍，同時評論別人發表的作品；多數人都與同儕維持友好或是其它性質的關係；許多人都得到研究補助，以便進行研究計畫；許多人在學術期刊或書籍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所有學者都被學生與其它人視為提升下一代能力及潛力的關鍵力量，這是極大的責任，它也是學術責任的核心焦點。但是學者如何才能善盡這項職責？相關指導卻付之闕如。基於這個因素，不但學術機構內充滿了困惑與誤解，社會大眾亦同感迷糊。因此，了解什麼是學者的職業責任，何者構成所謂學術責任，對即將負起這些職責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讓社會大眾對學術責任形成共識，也是當務之急。

　　大學確實是富爭議性的地方，功與過都會引發外界高度關切，因為它們的成敗確實會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大學院校如今遭到激烈批判與誤解，我們不能只把這種現象當作大學之道上的臨時路障，也不能因為生活中的其它體製得到極低的評價，就對大學的社會聲望不振一事置若罔聞。社會需要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及信任。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社會的批評，並且深刻檢討它的根源所在。

　　我認為，它的根源與我們未能在大學內認真負起責任有很大關係。外界賦予我們非常寬廣的學術自由空間，但是我們享受了權利，卻未善盡義務。大學引發的爭議與右派及左派只有一些關係，或是根本毫無瓜葛，也與所謂文化相對論、種族關係，或是任何引起媒體注意的議題不盡相干。然而，這些爭執卻與我們如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