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成份定終身到以文憑定終身

木牛流馬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大地掀起了全民定成份的熱浪，凡是出身貧寒、受盡剝削壓迫的勞苦大眾，在農村無一例外被定為貧農、中農，在城市亦定為類似這樣的名稱。其他人員或因家庭略有殷實、或與國民黨反動派有千絲萬縷的瓜葛，則定為地主、富農。成份越低，具有的政治身份越高，越表明根紅苗壯，革命性越堅決，受到組織的信任和關懷越大。入黨、提干、招工處處顯示出無比的優越性，而“地、富、反、壞、右”則與這一切無緣，事事靠邊站。在任何一種政審表格中，家庭出身一覽赫然居前，唯有家庭出身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條件。

這樣的條件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各種簡歷表格中成份欄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標誌着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大力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我國的既定國策。為了儘快讓一些年富力強的年輕同志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選拔領導幹部的重要條件又改為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的“四化”標準。知識化似乎成為任用各級領導幹部的唯一條件。於是乎，在職上大學、函授讀大學、街頭買大學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忽喇喇如趕集上廟。

2003年04月14日 《南方都市報》報道，河南漯河促進青年才俊成長 博士離校可任副縣 。這項扶持人才的新政策規定：凡經過嚴格選拔被招錄到漯河工作的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將直接安排鄉鎮長助理、鄉鎮副職和副縣級職務。

從今年起，漯河市每年將採取委託招考或單獨選拔的方式，從省內外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中，公開選拔優秀本科生及碩士、博士研究生進入公務員隊伍，進行重點培養。凡通過 省市組織人事部門考試、考核的選調生，將直接錄用為國家公務員，並儘快將選調的本科生分配到有利於其健康成長的鄉鎮工作，選調的碩士生安置在縣區或鄉鎮工作，選調的博士生安置在縣區或市直部門工作。

漯河市委有關負責人表示，這種做法的目的是給佼佼者創造一個充分展示才華的舞台，促進青年才俊快速成長。

我不懷疑當地政府的動機是為了本地發展出台的一項引進人才的政策，但是僅僅以文憑的高低就可確定人才，未免有點籠統和膚淺。設想，如果僅以文憑高低這種方式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那麼是否可以把全國所有大學、各研究所的教授、學者選拔到漯河市，這樣漯河市的領導層學歷一下子可以提高到高八度，我想沒有人會懷疑這些教授學者的能力吧。再設想一下，假如把錢學森選拔到漯河市，是不是錢學森可以當漯河市的市委書記、市長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一種無可奈何、黔驢計窮的權宜之計，於人於事業都有害無益。

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充斥着十足的虛幻，缺乏科學合理理智的用人機制，定會帶來無窮的隱患和混亂。“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不失為一種切實可行的用人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