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聰明

巍然

我們中國人是聰明的嗎？這句話應該是個比較疑問句，比較的對象自然是外國人。我們不妨把範圍再縮小一些──經濟科技較發達的西方人。

有人會這樣說，我們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個將文化完整傳承至今的民族（古巴比倫消失了，現在的埃及人並不是古埃及人，印度人沒能將文化沿襲至今），以我們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來說，中國人當然是聰明的。也有人會這樣反駁前面這種說辭，不要躺在歷史上睡大覺了，放眼看看近二百年來的中國有多落後吧，三個上海的人口就抵得上整個英國的人口，可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卻落在英國之後，再用全中國的人口一平均，那就望塵莫及了。這樣從整體文化經濟上比較，還得加一個參數“時間”，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曾經聰明過。

換一個似乎能夠量化的角度來比較，只比較中國人和西方人大腦的智力水平誰高誰低。雖然不象比身高那麼簡單，但我們可以通過某些指標來比較。比如說，我上中學時，總看到一些報導，“今年中國派出的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四名中學生全獲金牌”，可中國的新聞總是省略掉最重要的比較參數──金牌總數並不僅僅四枚，而是共有二三十枚──別的國家一樣有不少金牌。用另一個國際性可比的指標，諾貝爾獎，中國人就更加汗顏了。

這樣兩種推斷又暴露了我這個中國學生常常犯的思維方式的弊病，沒有將問題系統化。即，選擇一個什麼標準來分析問題，為什麼這個標準是科學的，問題結果集的完整性如何，最後再討論哪一個結果才是最終結果。我讀博士第一年常常聽到我的導師反問我的一句話就是“but why?” （但是為什麼）。我常常能針對每個問題找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但是關於總共有多少種方法以及為什麼要用這種（而不是那種）方法來解決問題我總是沒有考慮過。

關於“中國人是否聰明”，我估計沒有人能找出完美的系統化回答這一問題的方法來。關於這個問題，早在十幾年前就有個電視專題系列片成為整個社會文化界的焦點，《河殤》曾經用文化探源的方式從歷史、經濟、社會制度等角度全方位的對比中國和西方的文明，仍然沒能找到答案。我不是研究歷史人文的，我也不認為我能夠通過一篇文章就能回答這麼大的一個問題。我僅僅想通過我所觀察到的幾個層面來引發讀者對自己民族的思考和關心。

中國人聰明嗎？至少從智力水平上不低於西方人。我是搞科研的，我就從學習運用書本知識這個現象上來舉一例。兩個月前，我和另外幾個博士生去西班牙巴塞羅納參加一個春季學校，返回英國去機場的路上同行者還有兩個英國學生（A和B），我們在距離機場約30公里處一個荒僻的火車站（因為無望乘下一班火車了）開始尋找出租車。我找到一個出租車公司小廣告，我決定去打電話叫車。B認為我的方案不可行，因為出租車公司聽不懂我的英語，我也不會說西班牙語。我告訴B，我只要告訴他們我們所處的地名即可，別的無需多說什麼。B不信任我的方案，將他的行李留給我和A，自己去步行20分鐘以外的一個賓館裡去叫出租車（因為賓館服務台的會講英語）。B走後不出3分鐘，我叫來的出租車就到了。我和A不能帶着B的行李直接走，也無法乘車去找B，因為有可能B也乘車來找我們而互相錯過。我叫來的出租車不願在原地等，因為他浪費的時間可以用來拉別的乘客。我用英語（司機聽不懂）給A解釋，讓司機多等一會，我們可以付給他這個機會成本的錢。A認為，如果司機直接走的話可以賺更多的錢。我用我們所研究的“智能體”（agent[1]，計算機科學和經濟學中的agent並不是其字面意思，而是一個可以幫助人來行為的具有智能的實體，可以是人更多的指一個軟件實體）給A解釋，如果智能體之間的關係不是合作而是競爭的情況下，每個智能體都是自私的、尋求個體效用最大化，那麼如果付給司機等待的錢（不管B能否叫來車），我們最多損失約20歐元（眼前的司機並沒有損失），但如果讓眼前的司機走了而B叫不來車，我們就要多住一晚賓館至少損失200歐元。A認為這樣不公平，因為如果司機等我們就會有損失，於是堅持讓眼前的司機走了。但之後A才明白過來，其實司機等我們也不會有損失，並且降低了我們的潛在損失。在B半個小時後叫來車之前，A很焦慮。這個例子至少可以說明，我們中國人在學習運用書本知識方面不比西方人差。

這件事情好象與我們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我們再深究一下，為什麼起初A會從是否公平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儘管我提出的方案並沒有對司機不公平），就會發現我和A思考那個問題的出發點是不同的。我們來通過現象看看問題的本質，本質區別在於不同人的思維深層的出發點不同就會決定人們行為的不同。就不同民族的文化而言，不同的思維、行為方式就會決定不同文化的特色和優劣。古書有云：“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如果把深居內陸的中國人比作樂山的仁者，那麼喜好外向拓展空間的西方人則可比作樂水的智者。這些樂山的人出了不少隱士，而那些樂水的人則發現了新大陸。文字也同樣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中國文字是用數以萬計的圖像來表達變化萬千的不同意思，而西方文字以英語為例則只用有限的26個字母的不同組合來表示無窮變化的意思。進一步說，每一個漢字的筆畫組成元素的構架是無序的，而英文每個單詞的元素仍然是那26個字母的從前到後單一方向的有序組合。西方人善於用多個單字的不同組合來表達一個精確的意思（隨便聽一段BBC或CNN新聞就能體會到），而中國人則善於用一個單字來表達多種變換莫測的很形象的意思（隨便一本四書五經就是最好的佐證）。作為西方人發明的電子計算機的理論基礎的離散數學，包括符號邏輯、組合數學等，西方就比中國認識得早發展得快。他們的語言（本身就是符號）勢必造成他們比我們更善於運用符號的排列組合，這中間定然存在某種聯繫。我們中國人有着豐富的形象思維而對嚴密的邏輯思維相對貧乏，這與我們形式複雜組合無序的語言文字不無關係。或許這也是我剛開始讀博士的時候缺乏系統化思維的一個根源所在。再從人們如何思維這個角度，也就是從哲學上說，不同民族的理念則從更深層的層面上影響着不同的文化。中國哲學講究的是“大一”，“我”容於至大無外的整個宇宙中，同時整個宇宙也容於“我”中間的人天合一。中國哲學沒有“我”與“非我”的以外之物的明顯區分。西方哲學中存在着“我”與“非我”之外客觀世界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2]。這種理念上的差別致使中國人對於從主觀的“我”到客觀的“非我”之間的關係甚少研究，而注重人事之故的研究。相反，有了這種“我”與“非我”的區分，西方人注重研究“我” 與“非我”自然界之間的聯繫。故而，西方自然科學完整體系的建立早於中國就不足為奇了。

不容置疑，一個民族的思維、社會制度等因素都會從根源上對一個民族的經濟和文化帶來巨大影響。這一論斷不必鏖述，早在上個世紀初葉中國學界對歷史、社會、哲學的研究就已得出這一結論。那麼，中國人自覺地重視這一研究發現了嗎？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案例。

讓我們來從古到今的審視一下自己。研究社會學的都會知道，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和家產繼承制度嚴重阻礙了規模經濟的發展。詳細的說，一個莊園的地主死後，會將家產平分給幾個兒子。那麼每個兒子所繼承的財產規模都比原來規模要小。這樣，規模效益就不如從前。第二代向後面幾代繼續分割繼承下去，原有規模逐步分解，規模經濟無從產生。而西方社會的繼承制度則是將全部或大部分財產傳承給多個潛在繼承人中的一個或少數幾個。這樣，原有規模得以保存，規模效益繼續發揮。這個簡單道理對於聰明的中國人來說是淺顯易懂的。可當我們遇到類似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如何操作的呢？昨天和幾個同學聊天，聽到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這就是我寫下這篇文章的直接動因）。前幾年，中國政府意識到應該由自己的企業把握住自己國家這個世界第一大手機市場，於是決定投資扶持幾家自己的手機品牌。起初準備從幾十個申請品牌中選出了九家進行重點投資，但為了規模效益，後來決定只投資給其中的三家企業。於是，原先這九家不得不競爭這筆資金，後來為了大家都有飯吃達成這樣一個協議，九家並為三家來獲取這筆資金。表面上政府把錢重點分配給了三家有規模企業，但本質上是把這筆錢均分給了原有的九家，從而實質上沒有達到預期的資金規模。而後，這九家公司仍然用着外國的芯片和顯示屏，自己仍然生產那些無足重輕的部件。公司營利仍然建立在自己國家廉價勞動力成本之上，並非建立在高利潤的芯片顯示屏上。如此一來，龐大消費者買手機的錢還是大半流向生產芯片和顯示屏的外國。現在的我們在競標投資上的行為和千百年前我們老祖宗的家庭財產平均繼承那個故事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千百年後的中國人仍然是那麼“聰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文化建築，這一道理在中國是童叟皆知。如果建設不好我們的經濟，就無法繁榮我們的文化，還何談我們是否聰明。從上面這個故事來看，我們的經濟往往是無效率的。這個“效率”並非泛指的做事動作的快慢，而是經濟學上特指的稀缺資源的優化。從上面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每個企業為尋求個體效用最大化對於他們自身是理性正確的行為。而從政府這個角度來說，起初考慮到的將稀缺資源“資金”分配到少數幾家企業的決策是正確的，符合公共效益最大化（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國內中文經濟學參考都翻譯成“社會福利”最大化，我認為譯作公共收益或公共效益更加準確）的優化原則[3]。但在操作上出現了失誤，我們沒有發現資金實質分配的無效率。我們早就從理論上學會了應該如何行為，但在實踐上，我們並沒有比我們的祖宗變得聰明。

以上這些分析都是基於從我這個中國人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認識來分析的。換一個角度，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聰明。我想從多一個角度來觀察問題，但我並沒有做過客觀的問卷調查。只能隻言片語簡單說說，或許你這個讀者在這方面有比我更深刻的了解。如果你在這個問題上費了會兒神，那我這篇文章就算沒有白寫。

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從西方是否了解中國來入手，沒有了解就無從談起他們如何看待中國人是否聰明了。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西方對中國的客觀的東西的研究很關注，而對我們主觀上的文化的了解就不那麼客觀。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和我一同入南安普敦大學讀博士的兩個中國學生的研究項目都是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一位來自清華大學的研究土木工程的課題是三峽，一位來自南京大學的研究地理的課題是上海城市規劃。可見西方對於研究中國的客觀世界有着濃厚的興趣。從主觀文化角度講，情況不容樂觀。最近英國一個電視台正在播放的日本拍攝的《西遊記》會使西方觀眾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藝術的理解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我認為原因有三：其一，拍攝的拙劣讓人嘆為觀止，比如，豬八戒居然穿着皮茄克褲子在女唐僧面前作出蹦的的動作；其二，語言的障礙使得西方人無從體會到我們語言的優美，比如，多麼優美的一個名銜“太上老君”，翻譯成英語就成了乾澀的“老子”(Lao Tzu)，另外還讓西方觀眾產生這樣的疑問“老子是一個人，他怎麼會跑到天上和一隻猴子有了瓜葛”（看不明白的情況下，他們勢必會笑話中國文化的淺薄了，這如我們笑話西方人某些我們認為古怪的行為一樣，其實是因為我們不明白他們的樂趣就在其中）；其三，我們中國人自己沒有將我們的文化有效的傳播出去，為什麼英國人沒有看到我們拍攝的原汁原味的《西遊記》，卻是日本僅用了幾間屋子作為道具的粗製濫造變了味的東西？

由此可見，“了解”，這個問題是雙方的。西方對我們的認識不可避免的會有偏差。例如，不管將宋詞翻譯成任何一種西方語言，都失去了原味。西方人無從體會詞句韻律在背景故事襯托下的優美。他們只能從字面上去理解詩中的故事，也難怪他們詫異於為什麼中國那麼繁榮的一個朝代的詩歌竟然大半都與“青樓”“章台路”等妓院故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另一方面，我們是否將我們的文化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傳播給他們。這一點上，我們做的遠遠不如西方人做的好。我們現在吃的（麥當勞、肯德雞）、穿的（黑色西服、白色婚紗）、用的（電腦、電話）、玩的（的廳、酒吧）有多少不是西方的東西？相反，除了低成本製造的日用品、服裝和電器，西方人用到的中國的東西有多少（特別是文化方面的）？當然進步是有的，我們的電影中醫中藥等也逐步進入西方社會，但真正滲入到他們生活中成為主流的並不多。我們讓他們了解到我們的聰明，所需要做的還很多。

說了如此之多，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我認為，是整個社會的思維的革新，因為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決定着我們的經濟發展的命運。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中國軟件的需求廠商們永遠意識不到無形軟件的價值而只能看到某些有形價值的機器（中國目前的現狀多是賣機器搭軟件，而正常健康的運作應該是賣軟件搭機器，這一點我在南京北京工行工作時深有體會），那麼中國的軟件行業永遠走不上正軌；如果中國政府再不儘快將網絡上的金融制度和西方標準接軌，我們的電子商務又將無疑落後於西方社會；如果中國的人民大眾再不儘快轉換思維模式、認識不到信息經濟時代[4]的到來，我們又將再次錯過類似大航海時代能夠載着我們發現“新大陸”的那艘遠輪。所有這些潛在的遺憾，都是我們這些有着千百年世界群雄之首的輝煌歷史卻又蟄伏了幾個世紀的炎黃子孫所不願看到的。這一切就在我們眼前，現在，還不是文人墨客寫作完畢時在後記中留下“深深遺憾”等字樣的時候。而整個社會思維的革新並非是我們一代人就能夠完成的，我們也不可避免的會成為整個潮流中的滄海一粟。但我相信，我們每個人的價值定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人的聰明需要的是今天的你我變得真正的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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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cholas R. Jennings and Michael J. Wooldridge (eds.) ， Agent Technology: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and Markets， ISBN 3-540-63591-2， Springer 1998。

[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10-12頁，Joint Publishing (H.K.)，ISBN 9620410149，1992。

[3] Hal R. Varian，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Norton，N.Y.，6th edition，2003。

[4] Jeffrey O. Kephart，Software agents and the route to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PNAS) ， Vol.99 (3) ，pp7207-7213，Ma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