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想，我們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種藍顏色的液體，那是春暖花開時未名湖水的顏色，那是貴族的血的顏色，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一九九八級的北大

任羽中

一九九八級的學生進校時，北大百年校慶剛剛落幕。南門外邊那個矯揉造作的“倒計時牌”此時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但又不好馬上拆掉，便不尷不尬地立在那裡，就好比一個硬要賴在台上的過氣明星，自討沒趣。對我們而言，不要說什麼沙灘紅樓的流風遺韻（比如“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就連老生們津津樂道的圖書館前的大草坪、大講堂前的柿子林都已經無處尋覓了，取而代之的是圖書館新館和“百周年紀念講堂”，氣派倒真是氣派，不喜歡的人卻也特別多，大概是因為北大人自由散漫慣了，這種堂而皇之的威嚴不大合口味吧。校方把我們稱為“北大第二個百年的開路先鋒”，結果使得大家都頗為自信，一開口就是什麼“北大精神”、“百年傳統”我對這些東西卻頗有些懷疑，“傳統”和“精神”當然是有的，但它們真能歷百年而不死嗎？

一九九八級的男生多半住在二十八樓。這個樓的“掌故”是最多的，“文革”中曾被北大“地派”“井岡山”拿來做司令部，樓下邊挖了好幾條地道，八十年代的一些風雲一時的人物也曾把這裡折騰得夠嗆，但現在一切都早已無跡可尋，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或許就是學校里的“自然法則”。女生住在三十一樓。這個樓從前的故事我不大清楚，但自從九八級的女生進去後故事就不斷了。最出名的是有一個大四的男生要追小師妹，每天晚上都跑到樓下彈吉他唱情歌，一直悲情到畢業，結果把全樓的姐妹（包括守樓的老太太）都打動了但是除開他喜歡的那一個，最後那一夜很多女生都買花送給他。我親眼目睹了這個場面並因此對“愛”產生了深深的感慨。二十八樓和三十一樓之間是著名的“民主與科學”塑像，也不知道是哪位“現代派”的傑作，反正80年代留下來的很多東西到世紀末已經沒有人看得懂了。而我們之所以都知道它叫“民主與科學”也是因了道聽途說；關於這個塑像有很多笑話，最經典的是因為塑像的頂端是一個球狀物把它稱作“民主科學頂個球”。因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每到夜晚都會有很多小兒女在它周圍享受愛情的甜美，而像我這一類“光協”的成員，一般都不敢在此時此地出沒，萬不得已要路過時也是“駭而疾走”，因為撞見的多是同一級的熟人，雖然他們決不會因我的出現害羞，但我卻受不了他們給我的“刺激”。不過，“德先生和賽先生”下的耳鬢廝磨其實也是一件頗具象徵意義的事，有心的人撫今追昔，或許會“悲從中來”了。

許多人都哀嘆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失掉了“人文精神”，失掉了激情和熱血，北大的傳統“死了”。是的，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為這個話找到很多證據。現在的北大三角地滿是些花里胡哨的海報，比如“誠徵寄託男（女）高手”“哈佛博士徵友（品貌端莊面容姣好1.65米以上）”“背詞集中營三天搞掂紅寶書”“考研串講王長喜林代昭”之類的，看多了不免氣餒。九八級的學生尤其“實用”得厲害。記得剛進校上第一堂高數課時，我們班就有幾個女生跑去問老師數學系的學生“出路”怎樣有多大比例出國保研是否容易萬一不成的話留京指標多不多，差點沒把那位老教授嚇暈過去。

但是或許您已經料到了這個轉折我還是想給諸位打包票：北大還是北大，北大就是北大，儘管經歷了百年風雨，儘管鬧出很多很糟糕的事，但她骨子裡的那種精神氣質還是在的，對於“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追求是打不死的。我的理由如下：

首先是“怪人”多。北大學生的狂是出名的。因為校慶的“廣告效應”，九八級招進來了空前多的“狀元”。大家從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腕兒”，現在自然也互不服氣，一爭論起來就沒個完，有時候為了什麼學術觀點甚至可以打一架反正伙食好有力氣（尤其是農園的菜，油水最足），而且打完了還是不服氣。但有一種人大家都不得不服，那就是怪人。我宿舍里便有一怪。這位老兄來自中國的苦寒之地，但是一年中倒有九個月都見他穿個拖鞋啪啪啪地滿世界跑自稱最後一個“拖派”，也不怕冷。北大宿舍的條件非常糟糕，擠得跟沙丁魚罐頭似的，床奇小，對北方大漢而言翻身都覺困難，但“拖哥”偏偏書多得沒地兒放，堆了半床，結果晚上睡覺常常被倒下來的書給砸醒了，還以為鬧了地震；當然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了。

“拖哥”的“怪”自然不止是生活上的不拘小節，他主要的造詣在西洋近世哲學。只要見他抱着一大卷衛生紙急匆匆地衝出門，腋下夾着的必然是康德的“三批”之類的書。良久，他才慢悠悠地踱着方步回來，臉上總是欣欣然有喜色，也不知是不是又到了什麼“境界”。

文史哲三系的怪人最多，這三個系的空氣似乎也更養人，哪怕貌不驚人的小女生也多半有一些足以入小說的“嘉話”。我認識的一個歷史系的哥們兒，長得黑黑胖胖，鬍子留得很長，而且喜穿長袍，搞得不倫不類，但是招搖過市，從來都自我感覺良好，也從來沒有老師或是什麼政工幹部去過問。他學問也很好，大二已經發了四五篇論文，自稱“可以評講師了”。最近據說在搞唐代的職官制度，而且有閻步克先生指點，想來一定能鬧出點名堂吧我簡直要由羨生妒了。

學生“怪”也就罷了，年輕人，放曠一點是自然的。偏偏老師裡邊的怪人也特多。比如汪丁丁，他的書多得很，文章也漫天飛，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大叫看不懂（包括他的同事，經濟中心的林毅夫、海聞），因為他不光是喜歡講經濟學，而且哲學書讀得多了點，文章寫不了幾行就奔康德、黑格爾去了。有一次我跑去聽他的課，講着講着開始來“玄”的了，只見他一個人在講台上激動得大汗淋漓，拼命在黑板上寫呀畫的，突然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你講錯了，然後走上去就指着黑板教訓他，他聽了一會，說，好，你是對的，現在請你來講，說完就到第一排規規矩矩的坐好當時所有人都呆了。

第二個理由是課堂上“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自由風氣還在。我的老師王聯先生，以前做過全國聞名的“九二國政班”的班主任，評過北京市“師德先進個人”，照理說應該“紀律嚴明”了。但是王師上課決不點名。有一次他說：“點名是不可能的，那是破壞形象的事。”學生們大笑，他卻一本正經因為這確實是真話。在北大，老師，哪怕最年輕的小講師，多多少少都有那麼一點名士的派頭，靠點名來約束學生只說明自己沒有魅力，當然也就會“破壞形象”了。

隨便舉兩個親見親聞的例子也就足夠了。這起碼說明了幾點：北大的老師是尊重學生、信任學生、愛護學生的；北大裡邊“分數”是個次要的東西，學生有充分自由的發展空間，可以選擇自己愛聽的課，選擇自己的人生方向；北大是培養生氣勃勃的“人”而不是什麼死木頭的（哪怕是“材”）。

當然，我不否認北大存在着墮落、媚俗、無聊甚至無恥，但是我依然願意把那些我以為代表了北大“校格”的東西寫出來給大家看。我想九八級的兄弟姐妹們都會一樣。畢竟，北大第二個百年的歷史是由我們開始寫的。我們沒有資格隱諱什麼，但我們有義務傳承什麼，有責任呼喚什麼。在所謂的“新千年”來臨之際，我繞過大講堂前喧囂的人群，繞過已經被整成“油田”的靜園草坪，去看蔡元培先生的銅像，發現蔡先生面前有好多鮮花我流了淚。我總想，我們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種藍顏色的液體，那是春暖花開時未名湖水的顏色，那是貴族的血的顏色，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任羽中，1998級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