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晉如論胡堅上北大：當平等妨害公正的時候

　　作者：徐晉如

　　近日，一部名叫《憤青時代》(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小說被坊間廣泛談論。這部小說的作者胡堅是武漢市第十四中學應屆高三學生，因學習成績平平，居然異想天開要憑這部小說而免試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更為荒謬的是，這樣一個妄人的狂悖念頭竟然得到社會上的廣泛同情，甚至連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幾位名學者都或敷衍或真誠 地表露出對於胡堅同學的同情。

　　據說，胡堅同學的小說創作水平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層次，已經很像小資小說家王小波的風格。所以，一貫對中國現行教育制度心懷怨望的孔慶東教授感慨說：看到胡堅的《憤青時代》，眼前一亮。可以肯定胡堅讀了很多的書，他的才華與書的品質都是很明顯的。就老師的角度而言，很希望胡堅這樣的才子能到北大來。而胡堅也很以此書自矜，說自己雖不是天才，也算是個人才。言下之意覺得自己要比高分的同學高明。我不知道胡堅同學怎麼就有那麼大的自信，天下才華高過他的中學生不知有多少，他竟然就狂悖到希望能夠被北京大學免試錄取。遠的不說，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化工系有一位師兄在國學方面的水平絕對要超過目前絕大多數古典文學專業的博士生，與我同級的自動化系的一位同學書法絕佳，所作的絕句、所填的小令幾令人有小杜小晏復生之慨，而我當時認識的北大西語系一位同學，高中時即通讀先秦典籍，且能閱讀英文原版小說，這些同學的才華豈不比胡堅同學略能飠丁飠豆成篇的一點小才強過百倍，然而他們在高考中都無一例外地取得上佳的成績，如果胡堅同學也有資格被保送進北大，那麼我的這些同學就該去做北大的博士生導師了！

　　近年以來，關於中國教育體制問題的討論似乎成為顯學，作悲天憫人狀地去批評中國教育體制、批評高考成為明星學者們的時尚。從孔慶東等人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到錢理群等人的《杞人憂師》，總有一些人不遺餘力地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中國教育體制。胡堅的這件事對孔慶東先生來說就像是一支興奮劑，他憤憤不平地道：“才子和高分越來越成為兩撥兒人。但是我們的招生自主權很有限，北大中文系不能招到自己想要的人。”我想能夠說出這樣沒有邏輯的話來的人，高考時分數一定不會很高。須知一個人有才華與一個人天生聰明、天生漂亮、天生有錢毫無本質分別，真正的素質必須經過後天的努力才可能達到。一個人只要是才子就能夠上北大，那麼北大中文系作為中文學術重鎮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這也是對那些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通過高考的學生最大的不公！

　　而且孔慶東先生顯然不知道什麼是大學的真諦，對於大學尤其是大學中的人文科系要培養什麼人材他顯得懵懂無知。大學之所以對於一個社會必不可少，是因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是學問家、思想家，決不是會寫幾部小說、會作幾篇散文的所謂作家。2000年大江健三郎訪問北京，我的好友張英對他進行了單獨採訪，大江對張英表示，他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知識分子。中華文化傳統很嚴格地區分“道”和“器”兩個不同的範疇，作為日本人的大江顯然深受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他把知識分子的品質看作是“道”，而寫作只不過是“器”而已。今日的胡堅至多也不過是在“器”的層面上略有小成，哪裡能夠看得出來他有什麼近於“道”的稟賦呢？

　　中國的科舉制度延續了1500多年，千錘百鍊可以說已經成為世上最完美的人才選拔制度。即使考試方法容有不妥，但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要來得公正、來得合理。這是因為，通過徵辟的方式必然會造成腐敗，必然要產生“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現象，惟有考試制度使得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而實現了公正。

　　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知識分子，當然大多數進了大學的人後來只能成為白領，但總而言之，大學要向社會輸送高素質的人才。而素質是一個什麼東西？考察古今中外人才的狀況，我得出一個結論：素質應是指一個人智力水平的發達程度、思維方式的完善程度、掌握知識量的多少及其體系化的程度。素質這種東西必須經過長期的訓練，短短的大學四年是無法造就一個德、智、體、美全面均衡的人才的，所以大學一定要對入學的學生進行嚴格選拔。中小學的課程就是為着對於素質進行訓練，不能夠完成這個訓練的，顯而易見就不具備大學入學的考核條件。孔慶東先生對於一位不曾完成素質訓練的“偏才”寄寓了如此深厚的同情，究竟還有沒有一點理性呢？

　　胡堅同學哀號道：“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國的教育制度給我一條出路！”這種口吻我聽來一點也不陌生。它不過是某些明星學者早就提出來的教育平等觀的形象說法。殊不知迄今為止，平等是公正最大的敵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是一切競爭遊戲的根本法則，不論對於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來說都是如此。在平等那令人眩惑的面孔背後，隱藏着一張青面獠牙的臉，它總是要通過種種手段去破壞規則，不按遊戲規則出牌。平等從表面上看是道德的，它似乎體現了對於弱勢群體的同情，然而實際上它是最不道德的，因為它破壞了人類賴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潛規則——誠信。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社會各階層都開始關注誠信問題，而胡堅同學妄圖憑着一本小說繞開遊戲規則，正是極不誠信的表現。小小年紀即已如此，他的將來還堪問嗎？凡是尊重規則的人必然同時是一個誠信的人，是一個不知道投機的人，也就不會那麼容易就被權力腐化。因此，只要規則的執行者都能嚴格執行規則，杜絕對規則的破壞，就比一千個學者著書立說呼喚誠信更加能夠保障誠信。

　　一個有着對於全人類的終極關懷的知識分子，首先應當尊重規則，應當去努力捍衛公正的權利而不是平等的權利，當平等妨害公正的時候，一定要有堅定的立場。惟其如此，這個社會的不合理的現象才會少一些，我們的生活才更值得信賴一些。從孔慶東對胡堅同學的態度來看，他還遠不夠格作為一名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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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晉如，1976年生，蘇北鹽城人，現居北京。　　高中時讀理科，以第一志願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後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直至畢業，是清華的激進派與北大的保守派。居常以讀書思考為最大的樂趣，視學術研究為第二生命。為人最恨鄉愿，性格中暴力傾向明顯，從不掩飾對於卑賤靈魂的刻骨深仇，因此而運交華蓋，命途多舛。但至今不後悔。平生所欽服者有莊周、龔自珍、陳獨秀、郁達夫、古龍諸子，以個人主義為世間第一要義，是尼采反道德論的忠實信徒。著有詩集《胡馬集》、小說《光榮年代》、學術專著《二十世紀詩詞史》、《經典與偽經典》、《中國京劇衰亡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