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嘴金聖歎的幸福生活

　　文/徐晉如

　　曩讀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一著，先生於淺學之士將東西方文化術語率爾比附頗有微詞。他指出，士是中國古代的智識階層，儘管有很多方面與西方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很接近，但二者終究是不同質的。先生此語，蓋深有感於學界淺鄙之風而微寓興慨。文人向古之人寄託心中的理想，這是一回事，但學者立論則是另一回事。如果總是抱着文人的心
態去理解過去的生命，就可能導致其所理解的歷史是觀念的而非如實的歷史，這樣的結果則是抹殺了古代人與現代人的差異，從而造成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改造的漠然。明清之際的文論家、戲曲家，中國文學史上的怪才金聖歎便往往遭受熱心的學者的錯愛，被一廂情願地理解成一個追求個性解放的先驅。

　　金聖歎，原名金采，字若采。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三月初三日降生，這一天俗傳是文昌君的生日，因此他被看作是文曲星降世。他很小就補為博士弟子員，但不久即因為歲試之文怪誕不經而黜革。後來頂金人瑞名，才考中了一個秀才。清朝鼎革以後，改名喟，字聖嘆。這個名字出自《論語·先進》，孔子讓他的學生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華都表示要建立一番政治功業，唯獨曾皙(點)追求的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適性自由。聽了幾個學生的講述，“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金聖歎用這個故事為自己取名，並非如後人所推測的他認為自己可以得到聖人的讚嘆，儘管這種解釋也許更加符合後人觀念中金聖歎的形象。作為一個符號，這個名字是想對世人表明，名字的所有者是一個鄙棄功名，追求逍遙的名士。當然，也是一個狂者。(朱熹注本明確指出，曾點是一個狂者。)但是，結合金聖歎的人生實踐，更名的行為與其說是他內心真實的追求倒不如說是一種姿態，他需要這種故作超然的姿態來調整他由明入清後的心態。這其中隱含着一種針對權力的對抗：你不是不讓我中舉麼？我還不屑一個功名的虛銜呢。同時由明入清的許多下層官僚，像龔自珍詩中所詠的那樣，“資格未深朝代變，半為義士半為僧”。金聖歎可決不是這樣。他對於異族入主中原的現實也許有過不滿，而更多的則是對前明朝廷將之排斥在權力體系以外的下意識的懷恨。所以，改朝換代對於他來說不是異族的入侵，而意味着一種新的機會。

　　入清以後，他曾經有過一次飛黃騰達的可能，但是因為順治皇帝的突然去世而重新化為泡影。順治十七年正月，他的朋友邵點從北京回來，告訴他，順治皇帝讀到他的文章，囑咐詞臣說：“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聽到這番轉述，金聖歎遏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之情，向北方望空而拜，叩頭謝恩。他的《春感八首》中有“何人窗下無佳作，幾個曾經御筆評”這樣的諛詞，面對突如其來的希望，他覺得一扇通往權力的大門已經敞開，賈誼、司馬相如、韓愈、蘇軾這些人都是他的榜樣，他甚至覺得，即使去做呂尚和諸葛亮那樣的身系國家安危的賢相，也不是沒有可能。可惜，他冀望主考官能夠秉承順治的意旨，在科舉正途以外破格錄用他的想法因為順治的突然去世被擊得粉碎。於是他的心靈就永遠成了鬱結的暗室。

　　同那些同樣仕途多蹇的士大夫不同，金聖歎沒有一味地去嗟老嘆卑，工愁善病，而是走上了遊戲人間的道路。他很早就接觸了佛道的經典，然而從那些經典當中，他並沒有獲得太多鮮活的思想。他的最主要的收穫是從中學到一套扶乩的方法，自稱在扶乩時有鬼神附身，可以替人消災治病。他的文才足以支持他寫出能夠投人所好的詩句，這種伎倆甚至把錢謙益都蒙倒了。後者為他寫了一篇靈異記，極力為之鼓吹。這樣，金聖歎得以在更廣的範圍內依靠宗教騙術斂財。

　　金聖歎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小說和戲曲的評點上。金聖歎刪改了《水滸傳》和《西廂記》，並使得他的評改本成為三百年來最通行的本子。我一直對小說或者戲曲的評點持反對態度。因為這是一種強加給讀者的強迫閱讀，是非由讀者自由選擇的額外的強權。金聖歎在政治上很不得志，就必然要把滿腔的政治激情傾注到對小說戲曲的評點、改動和刪削上。大概只有這樣，他才能夠獲得權力的快感吧。他自十一歲讀《水滸》，即感佩無已。他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然而，即使是這樣一部讓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著作，他也不憚於橫加刪削。不僅如此，他還弄虛作假，以假充真。他把經其大筆刪削的七十回本冒充施耐庵的古本，還偽造了施耐庵的序，又把原本指稱為俗本，這種敢於欺天下之人的態度，哪裡是什麼自由精神呢？他的那些評點的文字，很多與原作完全脫節，而純系一個人的叨舌。既然在現實當中沒有實現權力的可能，他就只好依靠耍貧嘴，編排古人的不是，來獲取內心的滿足了。作家劉恆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編成電視劇以後火遍全國，金聖歎在評點的時候，也過着一個貧嘴讀書人的幸福生活。他和張大民一樣，都是被權力場驅逐的分子，他們所渴求的，不是對權力場的消解，不是通過對自身的肯定獲取自由，而是希望通過精神勝利法獲得別樣的權力。他在學術上的這種敢於把天下人當作弱智的態度和他利用宗教斂財其義毫無二致，我們可以推斷，如果他這樣的人掌握了政治權力，是一定敢於蔑視、踐踏人世間一切的法律的。

　　金聖歎對於小說戲曲的理論貢獻只是停留在對技巧的歸納上，達不到形而上學的高度，匠氣十足。唯有為《西廂記》第四本第一折所寫的總評是個例外。在那篇文字當中，他大膽地對好色而不淫、發乎情止乎禮的儒家倫理提出詰問，從而使得情慾的正當性得以伸張。但這其實不是他的功勞，而是整個晚明市民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把反對小說戲曲中摻入性描寫的人稱為三家村的冬烘，而他也不過是一個城市小文人而已。他的身上，有着很濃厚的市井氣，他所用來對抗儒家倫理體系的，不是個性解放，而是市井的無賴精神。

　　施蟄存先生謂金聖歎只會大言欺世，實則在金聖歎生前，即有同郡名士歸莊不滿他的思想和行為，必欲誅之而後快。他曾公開對金聖歎的一個學生說，讀了他老師的書，聽到他老師的所作所為，一定要將他老師殺死。他在江南哭廟案發生之後，對其他十七名被害文士表示哀悼，獨獨對金聖歎之死拍手稱快。他還寫了一篇《誅邪鬼》以訂之。歸莊聽到的金聖歎的作為，包括同他的近親女人通姦，以及有斷袖之癖這些事情。歸莊從一個道德家的立場出發，對金聖歎大張伐撻，拿禮教來殺人，這是十分可悲的。但是，金聖歎的放浪行為不過是晚明市民文化侵蝕士人階層的結果，也與具有超越性的個性解放無關。事實的情況是，金聖歎性格中有很庸俗的一面，他對功名權位十分熱中，偏偏又沒有學會藏好自己的狐狸尾巴，所以只好在自欺欺人的文學騙術和宗教騙術當中度過潦倒的一生。

　　袁宏道謂徐渭是一畸儒。其實金聖歎也是一個畸儒。他們都首先是儒，有着“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樸素追求，但是當現實的環境不允許他們走上仕途的時候，他們開始消極避世，這個時候“畸”的一面才更加凸現。他們的“畸”是被集體放逐以後的無奈選擇，而不是出於自身對於自由和人格獨立的追求。如果可能，他們更希望重新進入集體，尋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並在必要的時候對別人進行放逐。而且這種由他們來實施的放逐可能比他們自己曾經遭受的還要殘酷。殺妻的徐渭，腰斬《水滸》、割裂《西廂記》的金聖歎，還有那個因為私人恩怨不惜在作品中醜化賢臣的徐復祚，莫不如是。歷史上有一些人，是作為舊文化的起義者出現的，他們從事的是文化破壞的工作，把建設新文化的人物留給啟蒙者。比如明代的李卓吾，新文化運動時期“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皆是。而像金聖歎這樣的，在骨子裡仍是儒，仍是隨時等待招安的文化奴隸。我們往往願意相信，即使在黑暗的世紀裡，也從來不乏那些中華民族的脊梁，但是如果不睜大眼睛仔細辨別，就難免出現錯把馮京作馬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