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的自由與清華人的自由

·徐晉如·

北大與清華是對於近八十年中國歷史造成最大影響的兩所學校，這八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與學術，總是與這兩個學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世界上還很少有幾個大學像這兩所學校那樣，對於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學人一直就扮演着社會啟蒙者的角色，而清華則向歷史貢獻了另一種類型的知識精英，如潘光旦、梁實秋、錢鍾書。兩所學校很顯然地存在着氣質上的差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教育界即流行“北大大、清華清”的諺語，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後清華成了純工科的院校，它們之間的差異就更加明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清華已重新成為一所綜合性高校，但一個北大人與一個清華人站在一起，人們還是很容易就可以區別他們。因此，很難說是學科的分歧造成人的氣質的迥異，北大和清華各自的傳統對於學生人格的塑造，起着更為直接而深刻的作用。

北大人與清華人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激進的，後者是保守的。北大有魯迅，有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們批判舊文化不遺餘力，徹底否定儒家文化傳統，為後來的左翼思潮導夫先路。而清華卻在二十年代產生了一批持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這種激進與保守分野，不但在傳統上如是，即使是到了現在也依然涇渭分明。１９９８年克林頓總統訪問北大，中文系９４級女生馬楠視之為仇讎，對美國橫加指責，不留一點情面；而三年後布什總統訪問清華，清華學生提問的問題不但要平和得多，也更加有深度。從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歷次學生運動，均由北大挑頭，北大所走過的一百年，其政治符號的意義遠遠大於學術機構的意義。

今天被北大人公認為一代完人，具有“聖賢氣象”（馮友蘭語）的老校長蔡元培，就曾經是一位老同盟會會員，在清末親身參與過那場民族革命，由此看來，說北大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傳統的最激進的一所大學，一點也不誇張。

激進的北大人從來都自覺地跟政府唱對台戲。魯迅說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在我看來，北大的精神是常“革”的，北大人最心儀的生活方式是叛逆，所以在北大我們經常可以看見留着長發背着吉他的憤青，至於其不斷叛逆的歷程以外是否還在堅持着什麼，就真是天曉得了。正因為北大人的激進常常是基於習慣而不是基於信仰，能夠在大庭廣眾之下讓外國元首下不來台的“反美姑娘”馬楠就可以在會後向記者表示：最喜歡的國家是美國，最想去的國家是美國。畢業以後，她也真的就嫁給了一個美國人。而保守的清華人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都要比北大人真誠許多。當西安事變發生以後，聞一多發表評論，指責張、楊，以為國家元首的尊嚴不容侵犯，一般只讀過《別了，司徒雷登》的青年，如何能夠想像面對特務的手槍拍案而起的聞一多，也曾經堅決擁護國民黨的領導？

激進的北大人最喜歡向規則進行挑戰。不久以前，武漢的一位高三學生妄圖通過一篇小說獲得免試進入北大中文系的資格，作為北大人的孔慶東教授就對其寄寓了無限的同情。而保守的清華人在入學之先，就已懂得要尊重規則的道理。社會輿論一般認為清華人較北大人更有實幹精神，不尚空談，這其實是因為清華人比北大人更加尊重規則。

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調整使清華成了一所純工科的院校，然而就長期作用來看，院系調整並沒有對清華的教育傳統產生根本衝擊。今天北大人的激進與清華人的保守其實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的激進與保守一樣，都是各自固有傳統的對峙。如果說北大的傳統是蔡元培建立起來的，那麼清華的傳統其奠基人就是梅貽琦。蔡元培本人是留學德國的，他所聘請的教員不少則是從日本留學歸來，而清華的教員幾乎清一色是美國派。北大人的激進和清華人的保守的分別，其實就是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別，就是北大人和清華人自由觀的分別。

北大人和清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由觀念。幾乎每一個北大人都以為自己至少應當做國務院總理，在他們的觀念當中，自由意味着能夠直接行使完整主權的若幹部分，意味着自由地參政、議政。在北大每天都活動着數量可觀職業革命家，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直到今天，從未斷絕。他們在北大總是能夠找到知音，總是會有北大的學生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床鋪，甚且供給他午餐。而在清華人的眼中，自由卻意味着只受法律和規則的制約，而不受其他一切所謂的公意的束縛的權利。對於政治，清華人遠沒有北大人那樣熱心。

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曾謹慎地區划過兩種自由的傳統，一種是英、美的自由傳統，另一種則是法、德的自由傳統。這與教育研究學者把現今大學教育區分為英美學派和大陸學派遙相呼應。清華始建於１９１１年，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故其傳統是純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這種傳統否認任何先驗的事物的存在，而強調注重經驗，因此對於社會變革的進程一般而言是反對革命，提倡改良。羅隆基、潘光旦等人所持的國家主義，就是清華人在政治問題上最基本的立場。另一方面說，這種傳統強調理性是有限的，對於自然秩序有着很高的推崇。所以清華人不會狂妄到要去建構天才的社會制度，而忽視了每一個自由人的自然創造。胡適在指導《現代評論》，提倡社會改良的時候，幾乎每個星期都能收到來自清華園的稿子，只此即可見清華人的穩健立場。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儘管胡適的學術生涯主要是和北大聯繫在一起的，他所接受的傳統、所接受的自由觀依然是認同於清華人的。這是因為他是１９１０年考取庚款留學美國的官費生，與早期清華人同出一系。

北大人從老校長蔡元培那裡，也從其他留日教員那裡全面接受了德國人的自由觀。如果說清華人都像英美人士那樣與公共慣例保持一致，那麼北大人則像德國人那樣以獨特性自豪，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他們以為，只有通過他們的理性選擇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非自覺創設的社會秩序遭到他們嚴重的蔑視。孔慶東對於高考制度的質疑，正是根源於這種對於理性絕對推崇的思潮。問題在於，人類事務中絕大部分秩序都不是人們理性設計的產物，而是自然產物。你又如何能夠肯定符合你的理性的秩序同時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很顯然，這種過分強調個性，力圖擺脫外在權威的自由觀最終一定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從而最終否定了一切人的自由。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狂熱的叫囂、煽情的鼓動時常能夠獲得北大人真心的喝彩，也正因為此，在北大做一個真正的異端要比在清華承受更多的白眼。

法國保守主義思想家貢斯當曾嚴格區分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北大人以其政治上的激進，主動認同與古代人的自由，而保守的清華人，卻孤獨地行走在另一條自由的道路上。一個令人難以為情的事實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幾乎都處在北大人自由觀的影響下，清華人的自由始終沒有在知識界以外的人群當中獲得共鳴。１９９４年，一位北大學生似乎感覺到了點什麼，於是他寫下了在北大學生間廣為流傳的一篇散文《北大是清泉，清華是岩漿》。然而，他根本錯了。一種蔑視秩序的自由觀不可能導致清泉的噴涌，倒是會攪起一灘渾水。錢穆先生就曾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場中。”許多人誤以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華，才能找到真正屬於現代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