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大學不僅是日本一流官僚與企業人才的培養所，也是學術領導的重鎮。

「本鄉三丁目」是離東京大學最近的地鐵站名，一下車就可看到斗大字體的指示招牌：「往東京大學」，但從此以後，「東京大學」就消失了。

想在校園看到校名很不容易。東大有好幾個校門，但沒有一個掛校牌。

沒有校牌，卻已成為日本第一學府，只因其歷史背景與傳承。

領導日本學、政、經界

東京大學自一八七七年創立至今，其為政府造就人才的「官學」色彩始終不變。

從明治時期「開成學校」（東大前身）的「貢進生制度」──從各藩鎮中選定俊彥至東大讀書，並授予學位；帝大時期，優先任用文法科畢業生擔任政府高等文官；到現在的日本政府內閣首相（如中曾根康弘、佐藤榮作、福田糾夫等）十之八九出於東大等例子，皆可看出東大人在日本社會的崇高地位。

除了政界，東大人在企業界也表現優異。日本俚語謂：「只要是東大畢業的，醜八怪也好」，意思是說只要找到東大畢業的好郎君，此生吃穿享用不盡。

然而，成立東大的目的，當然不只是為實用。「東大要當學術界的領導者」，一八九三年，曾參與伊藤博文內閣憲法起草案的文部大臣井上毅，確立了東大的定位。

直至今日，此種信念仍深植東大領導人的心中。從校長、系主任、教授、助理教授到講師，每個人都認為有責任要承繼此傳統。因此東大的入學標準向來嚴格，其政策是「寧願不收，不願濫收」。

日本學制采各校獨立招生制，當前每年有八十萬人報考東大，但只錄取三千人，錄取率為千分之三點七五。

本國人如此，外國人亦然。當前東大共有來自六十個國家的一千零五十名外籍學生，約二百名來自台灣。

留學生口中，常傳說着一些名落孫山者的軼事：例如，某甲苦讀數年，立志要讀東大，結果連申請進門的機會都沒有。最後他到京都大學讀書，並且發誓有朝一日要以教授身分回來，結果他辦到了。

某乙連考數年東大，屢戰屢敗，最後換遍了各系，還是與東大無緣；某丙更傳奇，他屢試無望後，以手支地在校門口作倒立狀，以示不忘奇恥，並自我嘲謔：「此後將倒行逆施了」。

我國男生念大學部少

東大分大學院（研究所）及大學部（大學）兩個部門。

東大中華民國留學生同學會會長林智賢指出，由於大學部對外籍學生有「須於取得修完十二年課程（相當於我國的高中畢業生）之後的兩年內報考」之規定，等於限制了須服完兵役才能出國的我國高中畢業男生就讀機會，因此幾十年來東大大學部來自台灣的男性學生可以說寥寥可數。

當前我國的留學生多半在大學院攻讀碩士或博士課程，還有些在熱身階段──當研究生。

什麼是研究生？

專攻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生」陳文玲指出，研究生原指對某項專門學科有興趣，願跟着老師作研究、調查，不以拿學位為目的者，有點像研究助理的性質。後來因為日本學制中，進入大學院須經考試，而著名大學的競爭又十分激烈，逐漸演變外國學生多以當研究生來熟悉專攻科目，也藉此適應語言，成為進大學院踏板。

語言是敲門磚

不管是研究生或正式學生，「敢」來念東大的多少有點自信，不少人在台灣就勤學語言，打穩專業基礎。以林智賢為例，出國前看了兩三百卷錄像帶，每天下班學着說。這樣打下的基礎，使他在來日後的第一天，就能毫無困難地找路、看房子、與人對話。

今年卅五歲，在農學院專攻放射線遺傳學的鴻義章是另一個例子。他放棄台北一家貿易公司國外部經理的優渥職位，到日本追求理想。第一年他除了做工、睡覺外，其他時間就是看書。考試前，他將要考的專業科目來來回回複習三次，考試時「覺得只是在使用語言而已，並不困難」，他說。

但是有些人的過程並不這麼順利。當前在教育行政學科就讀碩士二年級的廖芳濱回憶，考試前就聽學長說過，如果老師認為你「孺子可教」，且願意收你為徒，就會在口試時問些諸如此後有何計畫？研究重點如何？……等問題。但當他考試時，老師什麼也沒問。

「莫非沒希望了？」考完後，他打電話給老師，希望指點迷津。

「別急！再等兩天就公布了呀！」老師回答。

兩天！如今回憶起來，廖芳濱仍覺漫長。他只記得放榜前一晚徹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六時就跑到學校，但校門還沒開。等到九點半門開了，可是公布欄內什麼也沒有。等呀等呀，十一時半，有人來貼榜單，屏息靜氣，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一回頭，指導教授站在後面微笑。「照張相吧」，教授說。就這樣他和教授在公布欄前拍了一張照片，留下歷史性的一刻。

不輕易授與學位

廖芳濱事後回想，老師所以如此慎重，一方面是因為編制──後來他才知道教育行政學科每年只有一個外國留學生名額；一方面則是因為東大對人文學科學位的授與十分嚴格。

據廖芳濱的了解，東大對理工與人文學科學位授予的觀念十分不同，前者只要能夠獨立研究或創造一種研究數據或理論即可；而後者則須對人類、宇宙有重大貢獻才行──這是何其困難之事！

因此，東大創校一百一十年以來，授予人文學科的博士中，除較多法學院的為一百卅人外，文學教育、經濟、社會學科各為卅、廿六、四十三、廿三人。

三年前從東大畢業的現任立法委員蔡中涵，是東大第十七位社會學博士。蔡中涵畢業於政大東語系俄文組，在東大作的是有關赫魯雪夫的研究。

眾志成城

蔡中涵指出，因為掛着俄文專長的招牌，到東大後，老師總以為他的俄文不錯，沒事就丟來一本俄文書：「蔡先生，這裡頭的資料你看看！」，「可是他那曉得，我的俄文是上課才看得到，下課就收走地學了四年」，蔡中涵說。

但老師的要求總得想辦法，於是蔡中涵組成「俄文研究會」，召集大家一起看俄文書，用團體的力量來完成作業，同時也可以跟同學討論學術、交換意見。這種研究會，日本人稱「勉強會」，在日本學術圈十分流行。

如蔡中涵一樣，不少東大人都曾參加「勉強會」。「除了研討學術外，也可以作學術的傳承，當同一部門年輕的與資深的學者聚在一起時，新人可得到成長的機會」，專攻印度哲學的郭敏芳談起團體研究的好處。

此外，日本學術圈也相當重視基礎研究。郭敏芳指出，從系所課程可看出端倪。像人文科學研究科除有普通話（日本語）、中國、西洋古典、英、德、法等文學與語學的研究外，每種語言之下還細分語史、文學、文學史，有時還依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等時間分類。「學生一、二名，教授八、九名是常有的事」，郭敏芳說。

分工細、學問紮實

郭敏芳指出，日本學者要求分工細密，訓練的方法看來很死板，但自有其長處。以他專攻的印度哲學來說，老師要求有解讀第一手文獻的語言基礎，因此學生們至少要會英文、巴利文、藏文、梵文，最好還會中文，而他則再加上日文，總共要接觸六種語言。

有解讀能力，才能談思想結構。「和中國人的想法不大一樣，他們不會立刻要求你怎樣思想、如何融會貫通，馬上成為『大通家』」，郭敏芳說。

又由於注重工具書，學術界常結合眾人之力，出版辭典、文法書、索引、解題書，目的是普及學術。這使只接受一般基礎訓練的人，也有辦法研究，「就像有人可以練鐵砂掌來開罐頭，但能練成的畢竟是少數，而用開罐器是每個人都會開的」，郭敏芳說。

蔡中涵也指出，日本教授的作風是：看論文先看參考書目，若是他覺得這個研究有些書該列未列，就認為你有所疏漏；教授們甚至認為，如果連標點符號這種細節都弄不好，論文是不會好的。

入境隨俗？

日本教授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精神，令留學生覺得沒話說。

「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研究的熱度」，當前在工學院念博士班一年級的林如章指出，不少教授每天帶頭在實驗室工作、寫報告、整理資料，「日本社會競爭的壓力轉換到學術界來，精神完全一樣」，他說。

但外國人終究是外國人，偶爾也會有些文化困惑。專攻造船的林忠宏指出，撰寫論文時，很肯定或是有些自詡的句子，常被改成雙重否定、推測、不置可否，如「就是這樣」改成「難道不是這樣」，「不是這樣」，改成「個人認為，應該不是這樣吧！」。

「有時會覺得論文講求證據，肯定就肯定，否定就否定，那來那麼多商量的語氣，但日本人卻以為，如此才能給人深思的餘地，才叫客觀」，林忠宏說。

此外，一些日本人的習慣，如下課或作完實驗後，往往還有所謂「親睦會」──一些日本電影見到的畫面：一碟小菜、一瓶清酒，陪老師論古說今到天明。一名東大人指出，藉着這種不拘形式的管道來交換意見，能使原本嚴肅的師生關係緩和下來，學生也能說些不成熟的見解。但是，這類聚會十分頻繁，少則一周一次，多則每天都有，次數多的話，簡直沒有私生活。

日本文化的含蓄與曖昧，有時也會讓異鄉客摸不着頭緒。最明顯的是考試，不少人都知道，日本文化中有所謂「揉搓」──事先協調的過程，考不考得上，不知道原因的「黑盒子」占很大部分。

「有時你會很緊張，覺得跟老師作好關係，大過學術的追求」，一名自認為個性內向、喜歡關在圖書館中自我追求快樂的東大人形容。

人際關係等於人品？

不少東大人也懷疑，考試只是一種形式，重要的是停在老師腦海中的印象──語言、專業能力、對學術研究的熱誠，及與團體交往的人際關係都是關鍵；而這其中又以人際關係最難讓中國人理解。

林智賢認為，日本人認為沒有好的人際關係的人，其品格必然有缺陷，雖然有些道理。但對外國人來說，什麼才是好的人際關係？其禮數、規矩如何？多少要經過番適應。

不管如何，大部分人都還是認為，來到東大絕對沒錯，「有那麼多認真、嚴謹的教授來帶領，有那麼多孜孜不倦的『勉強家』（用功的人）當同學，能不豐富嗎？」一名東大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