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四月芳菲祭

　　正則

　　這是一個沒有芳菲的四月，因為太多的錐心之痛。兩個月前，當我從飛機的
舷窗望着漸去漸遠的京城，心中涌動的依然是眷戀和欣幸。儘管機翼的下面仍飄
了些許污物浮塵，但沒有也不可能遮住那片已經覺醒了的日新月異的土地。寒冬
跡杳、春意闌珊，四月的中華應該會更加楚楚動人。然而，接二連三的噩耗，讓
一顆千里之外的心象近日的祖國一樣愁雲慘澹。

　　我無法知道，故宮的芍藥是否依然盛開，香山的櫻桃是否落紅如雨。但我知
道在一個流行白口罩的季節，人們的眼睛已經容不下除了恐懼之外的任何東西。
SARS的瘋狂肆虐，吞噬了人們的健康乃至生命，還有國人作人起碼的良知與正義。

　　四月二十五日，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被收容者孫志剛之
死》。一個年僅二十七歲的大學生，被混進公安系統的濫施刑罰的暴徒活活打死。
正當社會各界伸出友愛之手，想要幫冤魂討還公道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
篇後續報道：“省委宣傳部一個電話打來，要求立即停止所有孫志剛的報道”；
“這件事，大家不要指望再有後續報道了，至於是什麼原因，我就不說了……”
（家在北方，XYS20030427）。我得承認，讀到這裡我的心裡說不出的難過。

　　我無法猜度孫志剛曾被毒打了多少次，但是我們知道他是因為生性的倔強而
被打死的。因為他沒有屈從於暴力的淫威，沒有向莫須有的罪名低頭。在一次次
被打得昏迷醒來之後，他肯定仍然堅持自己不應當被收容。在這裡我不想探討那
個先天畸形的《收容遣送條例》的合理合法性。單就這個事件發生本身，就是對
法理的褻瀆和嘲弄。如果在這裡還有法律，孫志剛就不應當被收容；即使被錯誤
收容，也不會被打死；即使被殘酷打死，也會很快伸冤昭雪。

　　孫志剛是個好樣的，因為他沒有向邪惡低頭。他如果象多數人那樣從一開始
就認了、忍了，跪地求饒，交上“罰款”，他就不會死。但他如果那樣做了，就
等於承認了某些人濫用職權、牟取私利的合理性。孫志剛不合作，所以他死了。
他死也不合作！今日之中國，我們還能找到幾個這樣有血氣的年輕人嗎？我不敢
說。與魯迅先生一樣，我也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因為如果
還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夠象孫志剛一樣死也不屈服，那些暴徒們就早已從我們的國
度里消失了。在這一點上，我欣賞美國人的立場 ，在多少次國際事務中“從不
和恐怖分子談判”，如果和恐怖分子談條件就等於承認了恐怖行為的合理性。
面對國內的這一小撮披着合法外衣的恐怖分子，我們中國人已經習慣於無條件承
認他們的合理性，這是最大的悲哀。

　　民眾的道德淪喪不止體現在忘卻了什麼叫作尊嚴，還有那深入骨髓的冷漠
“由於沒有目擊者願意提供情況，記者在幾天中雖然在廣州的各個角落中奔走，
卻無法解開孫志剛被打死之謎。”（家在北方，XYS20030427）；還有那無恥得
無以復加的自私自利。一個網友留言“目前的新聞報導更應該以穩定、團結為方
向，多報道振奮人心的話題，幫助我們協力抗擊SARS。”（家在北方，
XYS20030428）。我尊重記者家在北方和老王，他們有膽量把真相說出來。讓我
更加相信今天的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還遠沒有全軍覆沒。但是他對這個網友張
晉孔嘉未免太姑息了。這樣的人需要的是批判，而不是解釋。不要以為她發表的
只是一家之言，我相信在網絡上可以找到不少這樣道貌岸然的花哨話。因為她代
表了一種價值取向。為什麼同樣是人命關天，我們要“協力抗擊SARS”，而不應
當協力抗擊暴力執法犯罪？只因為SARS每天都可能傳染到自己，而收容遣送還遠
不會輪到自己身上。這就是相當一部分人的思維邏輯。

　　不要說SARS已經害死了很多人，而死於暴力執法犯罪的只有一個孫志剛。死
亡人數不能作為評價事件惡劣程度的標準。同樣是最初發源於廣州，如果SARS的
爆發在早期就得到適當的報道和積極的預防，它也一樣不會釀成截至四月五日，
全世界患者2400多例，中國2200多例的慘劇（yellowbean，XYS20030423）。
這兩件事表面看好像毫不相干，其實最終的根源是同一個：如果人的生命能夠得
到應有的重視，如果人的尊嚴和權利能夠受到法律的保障，如果久違的道德良知
能夠被尋找回來，他們就不會發生。某些居心叵測者的蓄意隱瞞事實，而中國的
知識界或是明哲保身地不作聲，或是為隱瞞者的行為尋故開脫，是SARS得以迅速
擴散的幫凶，也是袒護虐殺孫志剛兇徒禍首。

　　中國的知識分子每每以騷人自居。但是真正能夠師屈原之道、履屈原之志的
有幾人？《離騷》唱的可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兩千多年
里，舊知識分子們只知道什麼“為聖者諱，為王者彰”那一套東西。除了一個郁
郁終生的杜甫寫過“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外，還有幾個人
真正關心過勞動人民的苦難。才氣橫溢的王勃的理想不過是追求個“君子安賢，
達人知命。”；文武雙全的陸游也不過是要：“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
名。”在他們心中，國家就是皇權，維權就是正義。什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
都被等同於以皇帝為代表的特權階級利益。在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的薰陶下，人們
學會了說謊，學會了自私，學會了無視生命和藐視法律，學會了作現實中的別里
科夫。

　　當然，文化環境是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正因為想要挺直腰杆的人們，總是遭
到孫志剛的命運，所以才培養了一個軟骨病成災的社會。同樣在這個陰靂的四月，
我們期待着另一名二十幾歲大學生的消息，那個網名叫不鏽鋼老鼠小女孩劉荻。
讀她的文章你會發現，其實那筆尖還充滿了稚氣。然而，三月份送出的千人署名
的公開信至今仍石沉大海。沒人能夠通報鐵窗那面這個小妹妹的消息。即使是在
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偶爾還能透出一點開明的氣息。駱賓王一篇聲討武則天的
《代李敬業傳天下檄》千年傳世，被俘虜後，武則天只不過揮揮手讓他去吧；彌
衡赤裸全身《漁陽三撾》擊鼓罵曹，曹操尤不忍殺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了五
十年，改革開放推行了二十年，所以完全有理由比他們作得好。因為我們的國家
是“共和國”，三個字應該是來自柏拉圖的“republic”。柏拉圖的“republic”
不應該這樣去註解。鄧小平同志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欺世盜名、草菅人命
當然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從來不認為照搬西方模式適合中國國情，但人的尊嚴和
人的權利必須保證卻是超越任何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普適規則。

　　其實，切實維護作為人的尊嚴，公平保障人的權利，方法極其簡單。只要每
個人能夠響應李慎之先生的呼籲：“憑着自己的良心講真話”。但是今天的中國，
能夠有膽量站出來講真話的人本來就鳳毛麟角。在這個無奈的四月，我們卻接連
地痛失英賢。

　　四月九日，吳祖光先生走了。

　　四月十七日，李慎之先生也走了。

　　相對於兩位老人，我是後生晚輩。沒有資格妄言，有的只能是敬畏。何況是
早到了“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時候，頌譽之辭已行將用盡，再無畫蛇添
足的必要。但兩位先生非但作為大學問者，其經綸造詣少有人能企及，更重要的
是他們的人品，着實讓我輩自愧弗如，不敢不沒齒相效。吳公祖光先生歷盡磨難
而浩氣彌長，“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所能經歷的一切他都經歷過了”，
卻甘之如飴，自謂“生正逢時”；以七十四歲高齡挺身而出，為素不相識的打工
妹討還公道打了一場長達五年的官司，遍數宇內華人能夠如此切實關心弱勢群體
疾苦的有幾人？（參看余杰《吳祖光的鐵骨柔腸》，《議報》；勿忘《煉獄之後
－－紀念吳祖光》，華夏快遞）；李公慎之先生的視功名富貴如糞土，以社科院
副院長高就掛冠而去尤不悔；懷民族大義於方寸，為憲政民主奔走十數年而無怨，
“剔肉還母，剔骨還父”的無私氣概，古往今來堪與比肩者又有幾人？（參看朱
學勤先生《危城別慎之》，XYS20030428）。

　　放眼四月的中華，讓人不禁悲從中來。我悲哀，因為那剛剛被殘害的美麗生
命，因為人間正義得不到伸張；我悲哀，因為席捲大地的瘟疫，因為它本來並非
不可避免；我悲哀，因為中國剛剛失去的智者賢才，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正直
的脊梁；我悲哀，因為人為的悲劇一再上演，教訓就在眼前，卻看不到悔改的跡
象；我悲哀因為思想的毒草還在荼毒生靈，卻無力把它連根拔掉。所以，寫一篇
祭文，為了這個四月，為了那不曾來到的芳菲，為了四月失去的善良正直的人們。

　　今天是五一。在即將來到的五月，我們能期盼什麼呢？是驟然的“榴花照眼
明”，還是繼續的“飛花蒙日月”？但無論是“枝間子初成”，還是“天地有輕
霜”都是必然的。因為歷史的車輪在滾滾向前，沒有什麼螳臂能阻擋得住。

　　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