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莫止於誦讀，誦讀不限於年少
玄野
兒童讀經運動在台灣和香港取得初步成功後，開始潤澤中國大陸這片世界最大的統一語言社區。這一教育的成功將會對未來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唯因其關係重大，學者及民眾間的辯論十分激烈，意見難以統一。教育部在這一問題上的謹慎是可以理解也是必須的，但是民間的討論卻需要更加激進與透徹。喪失成熟道德教育的幾代人已遭禍殃。亡羊補牢，現在必須終止這一災難。如今經濟社會對兒童心靈的衝擊，更令人不能聽之任之。因為這樣的時代環境，推廣讀經已是當務之急。兒童讀經是必須的，但是教學範圍上應該更廣泛，教學內容上應該更深入。經典教育既不能局限在兒童中，也應該超越於誦讀之上。更好的方式是全民悟道。教育方法與材料遴選方面，在沿襲古代成熟方式的同時，應該吸取近現代教育心理學成果和近現代教學經驗。
由於社會變遷，時殊世異，採用古代私塾的教學方法，期待同樣的收穫是有問題的。首先，社會環境今非昔比，傳統經典已經失去了相同程度的社會認同。古代中國，社會對儒教文化的認同是絕對的，儒家思想天經地義，社會家庭直至個人對儒教經典的追求都是崇高而絕少質疑的。其間有個別離經叛道的嘗試者，往往做了反面的證明。這更進一步強化了經典的權威性。源於清廷衰落西方崛起的物質領域脆敗，中國經歷了文化自毀自污的百年。對傳統經典，不但當下民眾猶疑，眾多學者也都不明就裡地批判。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傳統文化的社會基礎已經變化。如今雖然有春風化雨之勢，但是人們對傳統認同的程度層面與範圍是無法和古代相比的。當下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所談論的內容所接觸的內容不再是儒教獨尊的狀態，這樣的現實與儒教為自然正統時代的經典之間形成巨大的錯位。將獨尊語境下的描述在衰弱與復興時代灌輸給學生，會造成儒教過時的錯誤印象。學生可以背誦，但內心的接受度卻難以保證，其父母與民眾的承認與支持度也難以保證。依然沿用古代教學方式，勢必增加經典推廣的阻力。實際上，在普通人眼裡所表現出來的儒教思想與現實的差距是屬於語言外殼的，儒教精髓與現實之間沒有差距。所以，超越單純誦讀，結合實際環境體現儒教經典切合現實的生命力，是讀經運動所必須的。
以上所述傳統文化困境，我們尚可以用個人的堅守來為民眾樹立榜樣；另一方面我們就不可簡單應對了，那就是西方科學與人文理性對儒學獨尊地位的衝擊甚至瓦解。由於西方文化的侵蝕，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已經不再單純。科學，理性，自由，人權，法制等等，都是飽經驗證不容否定的普世價值。文化融合時期這些理念的引入極大地壓縮了儒教的空間，徹底改變了一教獨尊的狀況。這一變局的癥結並非因為儒教與這些理念的對立。儒教與這些理念是同一天道之下不同的文化表現形式，二者是相通而且統一的。長期獨立發展過程中外在表象和語言形式上的局限導致眾多的不相容之處。當代人必須將固化的語言外殼剝離開，將僵化的理解還原回聖賢的本意。晚清以來有中體西用或其他的體用概念，愚以為不當。在西方為體的東西到中國不可能變成用，而單純引進西方用的層面，沒有體的支撐最終也必然變味走調。正確的道路是透徹理解西方的體，揭示這些在西方文化中處於顯耀位置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居於的隱秘之處。最終的狀態將是西方理念在傳統文化中找到立足點。這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提升，也為西方困境找尋出路。我們應該做的，不但要在傳統的語境下解釋經典，而且要結合西方普世理念解釋經典，也要用經典來解釋那些普世理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依然倡導不問內涵的誦讀，將會遭到從社會到家庭以至個人的質疑，導致生源的喪失。所以，透徹地理解經典的生命，注入到當代的社會生活中，然後以這樣富具活力的理解，結合現實的生活實踐，講解給學生。這樣的儒教回歸，才會是體現深沉底蘊的回歸，而不是生硬的回歸。
再者，讀經活動應該吸收現代教學方法與教育心理學成果。從分析角度上，沒有充足的教育心理學及教學實踐證據證明單純誦讀的教學方式優勝於如今正統的語義講解的教學方式。古代的教學方式更多地是局限於教育學的發展階段，也得益於文化的單一性。在文化環境複雜教學方式趨於多樣化的現代，照搬原來的方式能否得到預想的效果頗令人質疑，利用現代的教育方式能否得到比古代經典教育更好的效果也是值得探討的事情。無疑，誦讀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受教人對經典的理解並學以致用，這種理解可以推遲到長大以後。但是，單純的發音順序的記憶如何能保證記憶終生呢？從實際的個人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到更實際的證據。如今作父母承擔子女教育的一代人，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都曾背誦過大量的詩詞。按道理說，童年時代的記憶要比少年時代牢固得多。但是，那些在入學前由長輩所教的完全是重複讀音所背誦的詩詞，和小學以後老師作了淺顯解釋的詩詞，到底哪些記憶得更牢固呢？怕的是那些不問內涵的詩詞，雖然是在記憶的最佳時段背誦的，如今一點印象都沒有了吧，至於對經典的理解就更無從談起了。一般來說，經典與古詩詞是切時切地切人切情境的，與當時的歷史狀態有很密切的聯繫，當拿來講授給當代人聽時，必須透徹地理解，將其中的精髓從重重外殼中剝離出來，然後再用切時切地切人切情境的語言和事例講解給孩子聽。否則，這種學習就只能是強迫的，填鴨式的，迂腐的，不合時宜的。學生聽來也枯燥，情緒上就會牴觸。期望這樣的教學結果長久地記憶在學生的頭腦中是不現實的，那些學生恨不得下了課立即忘掉才好。
其實對兒童而言，不單是詩詞經典會因為局限在簡單的讀音順序而最終喪失記憶，就是日常生活用語，不用也會喪失。有很多移民海外的華人兒童，剛上小學的時候出去，在海外的英語環境中由於不堅持，最後完全不會說中文了。人的記憶不是永遠的，在沒有相關強化手段之下，將會逐漸喪失。這樣，超越語言差異的內涵就成為強化記憶的關鍵元素。在不同的語言外殼和習慣之下，人類的本性相通，邏輯思維一致，道德精髓相抵，哲學智慧宗教情懷與審美情調完全可以互相借鑑與融合。所以，對內涵的理解，不但可以將經典與詩詞的記憶系統化條理化，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還可以不斷得到感悟與記憶的強化。
所以，我們應當在經典教育中引入現代教學方式，背誦的同時強調理解；寄希望長大後理解和應用的同時也追求當時的理解和應用。背誦和理解是互相促進的作用。誦讀對中國經典的傳播固然重要，而對經典內涵的理解與悟道可能更有意義。無論七歲頑童還是八十老翁，悟道所帶來的喜悅都是巨大的。領悟之後所形成的記憶，因為合於自然道理，就與其他多種知識形成神經鏈接，因此所形成的記憶就更加長久，回憶起來也更加容易，更加喜悅。
讀經活動應該面向全民，而不是局限在兒童。在兒童中推廣讀經活動，讓國人儘早地學習傳統經典，此舉意義重大。兒童在十三歲之前個性不甚獨立，容易教導，學習負擔輕，引導以經典誦讀的確是很好的時機。但因此而硬性地劃出一條十三歲的上限卻有武斷之嫌。如果進一步認為十三歲以後黃金記憶年齡已過，輕視青少年伊始的讀經，更漠視成年人的經典教育，就是苛求國民的蒙學基礎而過猶不及了。以愚者之見，十三歲以後的經典教育非但不是沒有意義，而是意義更加重大，在某些層面上其學習的效果更加顯著。因為理解能力的增加，和社會經驗的積累，對經典尤其是論語等涉及為人處事的經典，年紀越大，學來越容易，理解越透徹，同時記憶越長久。
在十三歲之前這樣的人生少年對中國經典有很紮實的誦讀當然是令人慶幸的，但是錯過這段時間就難以挽回了嗎？愚以為並非如此。蘇老泉二十七歲始讀書，已經是黃金背誦時間－－十三歲的兩倍有餘。其文堪比賈誼劉向，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文學儒學成就很高了，可謂桑榆非晚。錯過了經典誦讀的黃金時間到底對蘇洵的文化造詣有多大影響呢？本人頗為質疑。假使蘇洵將用功的時刻提前二十年，其成當然會更高，但能否超越蘇軾卻很難說。
提倡兒童讀經的同時，可以順便發展父母與孩子共同學習。當下的人文環境中，只有重視教育的父母才會讓孩子學習經典誦讀，而這個過程中為了督促孩子，往往是父母比孩子花的時間精力還多。與其逼着孩子學習枯燥的文章和生硬的記憶，何妨與孩子一同學習經典？將我們少年時代喪失的讀經機會補償回來。一方面，與孩子共同學習，以身作則，孩子自然也沒有了抱怨。而且，自己有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理解儒家豐富的治世思想要容易得多，很多名言都可以深入淺出地解釋給孩子聽，為孩子構造理解的記憶，使經典的記憶遠遠的牢固與深刻。理解造就興趣，興趣產生動力。如此進行，可能所用時間比單純督促還要少。另一方面，提高個人修養與人文底蘊，如果透徹地理解了經典，今晚之學，明晨的工作中就可以用上。何樂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