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大歷史教授房德鄰：歷史不容輕易“翻案”！ 　　

　　編者按：隨着反映中國幾千年來“災難最深重、社會最動盪、變革最激烈”的電視大劇《走向共和》在央視一套的熱播，李鴻章、慈禧、袁世凱等歷史反角的形象也前所未有的“光輝”起來，引發了普遍爭議。虛構是否有違歷史劇的發出點？到底什麼是歷史正劇應弘揚與挖掘的重點？關於歷史，關於歷史人物，《走向共和》帶給我們新的啟示。

　　房德鄰：男，知名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有《〈大同書〉起稿時間考--兼論康有為早期大同思想》、《清王朝的覆滅》等著作。近日就《走向共和》所引發的系列話題房教授接受了新浪觀察的專訪。

　　新浪觀察：講述了中國從從甲午戰爭到民國初年的這段歷史的電視劇《走向共和》一經播出反映強烈。但也不少人對劇中一些反面歷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提出了質疑，認為是為給歷史反角翻案。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房德鄰： 對電視劇本身我不想多加評論，但關於“歷史人物翻案”，我有一點個人看法。從歷史研究來講，不怕“翻案”而最怕故意以翻案做文章，找一些枝節的史料，將歷史人物非主要的歷史作用變成主要的。拿李鴻章來說，過去教科書對李鴻章有一般定論，但這幾年又作出了重新評價。從歷史學的角度，隨着對史料的不斷挖掘，會有對歷史人物的新的評判視角和理解，甚至引起重新評價，就是我們所講的“為歷史人物翻案”。“翻案”本身帶有積極意義，不是壞事，但無論什麼樣的“翻案”，都是以事實為基本根據。以李鴻章為例，他所代表的合理外交，以外交手段解決國與國的爭端，今天來看都是對的，有積極歷史影響。但我們認為對一個人的評價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傾向概括。李鴻章是晚清投降派外交的代表，這是無法否定。我們在舉例中舉到李鴻章把《馬關條約》的4億兩白銀還價到2億兩，就認為他不是投降派，這是不對的。講價還價這是任何一個外交家去談判都要做的。正確評判象李鴻章這樣有歷史爭議的人應該更為全面地引用歷史資料，比如在《伊犁條約》的簽署，李鴻章就曾勸談判代表按俄國提出的條件全盤接受。這難道不是典型的投降派的所作所為嗎？雖然講“弱國無外交”但有的時候弱國也可以去爭。在可能爭的時候力爭了，才是愛國外交家。所幸《伊犁條約》在最後簽署時楊儒沒有聽李鴻章的而是據理力爭了。如果說可以這樣為李鴻章翻案，我們認為大清國就沒有投降派可言了，當時的革命者把清國當成投降政府來推翻的所有理由也都不存在了。這是我的一點個人見解。

　　新浪觀察：一些觀眾對將慈禧作為“清末女政治家”、將袁世凱作為“有過人之才無濟世之德”的權臣進行人物重塑存有看法。作為歷史學家，您對這兩位人物作何評價？

　　房德鄰： 慈禧確實是一位“清末女政治家”，但政治家也有好壞惡劣之分，慈禧本人就是不明大勢的一個。我們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還是政治家呢。慈禧本人為政的主要功績在于洋務運動而由此帶來的“同治中興”，可以講洋務運動沒有她的支持不行。但慈禧作為政治人物最大的弱點在於不明大事，不懂得世界局勢與變化。她的這種局限性對國家發展的阻礙在1895年以後顯得尤其明顯。作了許多明顯的反歷史而動的事情，而進一步導致國家崩潰。特別是利用和打擊義和團，這是特別性質惡劣的事件。作為滿族貴族的代表，慈禧本身承擔不了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歷史任務，包括後來的預備立憲，慈禧也是藉機攬權，在任何時候，確保自己手中有權都是慈禧最重要的事情。另外象袁世凱，孫中山讓權給他，這是雙方有協議的，也是自願的，因此談不上竊國。但袁世凱後來違背了原來的誓言，想要當皇帝，(以後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就是他竊國了。所謂大是大非不分，大節上錯得荒唐了。至於說到袁世凱有才能這是肯定的，否則也就不能當上大總統了。但這種案不好輕易翻，就象現在某省長貪污一樣。這和他有無才能無關，這種案也不能翻，否則對這種歷史人物就難辯其是非了。

　　新浪觀察：今天看《走向共和》，我們會發現許多歷史人物都有了新的歷史內涵。比如翁同龢，除了我們知道的他是保皇愛國人士外，劇中還着重表現了他作為清流誤國派代表的一面。

　　房德鄰：自中國近代以來，就有清流誤國的學說。但對清流誤國應該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清流者如翁同合者，也許常常在殿堂之上高談闊論而對系列實際工作卻束手無策。而另一方面，清流實際上是作為一種監察，是對當政者的一種批評而存在。做為國家制度來說，應該有批評意見如清流者的存在。現代西方，議會相對於政府實際上就是就是專門提批評意見的清流。翁同合者清流的最大好處就在於他們在不斷地做批評，以便讓當政者更好的思考問題。這是清流者們的積極歷史作用，我們在談論其局限性時對這種積極影響不應予以否定。

　　新浪觀察：在《走向共和》中不乏對知識分子的尋求愛國之中的刻畫，比如康有為和梁啓超，我們能看到他們作為特定歷史人物的不少個性局限。您認為這些與後來維新變法的失敗是否存在着直接關係？

　　房德鄰：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是極其複雜的，與中國社會當時的環境息息相關，也與與康有為認主不清、缺乏相當的政治經驗、單純依靠光緒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開是息息相關的。但歷史發展不是後人看清後再評價的，當時人有當時的想法做法。我們今天來看已發生的歷史，免不了會發現一些歷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說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為歷史人物在當時的所作所為都是他在那種歷史環境下所最應該採取的做法也是最為正確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變法：從整個中國社會來看，當時最為緊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與改革，這點康有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來。這就是康有為這個人最大的歷史意義。

　　新浪觀察：晚清經過30年的“同治中興”經濟也曾得到一度發展，建立了遠東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師，基本實現了李鴻章嚮往的“船堅炮利”，卻在甲午海戰中被新興的日本打得一敗塗地，這是為什麼？

　　房德鄰： 我們不能要求歷史事件可以包羅萬象。30多年的洋務運動只是經濟層面的，包括工業和科技，中國的自強運動卻遠未能達到，包括孫中山後來領導的系列運動也未能達到強國。北洋水師敗於日本，說到底是中國的實力不如人，而這個實力不是單純北洋水師的實力，更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體力。據後來北洋水師的一些下級士官在談到戰敗原因時講到“光有船艇不行，還要有管理。”北洋水師“光有船堅利炮”但沒有“管理”。據參加過甲午戰爭日本人的回憶錄，當時中國的魚雷快艇時速是24海里，而日本的吉野號時速也才19海里。當中國的快艇與幾乎沒有作戰能力的日本的旗艦面對時，卻連放三枚魚雷而不中。這樣的尷尬看似偶然但是必然。制度的腐敗註定了戰爭的失敗與政權的顛覆。

　　新浪觀察：從《走向共和》這部歷史劇或者說這段歷史，對我們今天的富國強民有哪些可以汲取的經驗？

　　房德鄰： 要富國強民，沒有經濟改革是不行的，但只有經濟改革也是不行的。我們還必須有制度的改革。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裡發展經濟，同時國家逐漸走向民主制度就會富國強民。從歷史與現實看，沒有穩定的內外環境，無法發展經濟。但另一方面，光有穩定和經濟不行。還要有民主決策。只有經濟與制度的雙發展我們才能達到最終的自強。

　　新浪觀察：感謝房老師接受本次新浪觀察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