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還在繼續播送，在十七、十八、十九節里演到了戊戍變法。

大家知道，戊戍變法是晚清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幕，這一幕拉開了中國現代政治變革潮流戲劇的帷幕，以後一百多年間中國歷史風雲激盪，無一不可以從這裡找到它們的源頭。

《走向共和》在簡單交代，包括在其間穿插一些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的活動以外，把焦點聚焦到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維新黨人的活動上，以及圍繞着驚心動魄的變法一百天的進程。

從1891年開始，時年三十三歲的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先後拜康為師的有青年學子陳千秋、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人。萬木草堂是晚清第一個，也是影響最大的一個以介紹西方近代思想，向兩千年來的儒家正統道學開炮的私人書院。康博通經史，早年遊學於香港、上海等地，廣泛接觸了西方書籍，感到中國內憂外患，列強環伺，而中國舉國上下終日昏昏，制度僵化，政府腐敗透頂，非進行自上而下的大整頓不可。於是他利用萬木草堂作為宣傳新思想的陣地，向兩千年的帝制和孔學發起猛烈進攻。

康的思想來源於西方的進化論，進化論本是十九世界自然科學界的重要發現，如今康把它用到人世上，他認為國家、民族在世界日益加重的競爭之下，如果不適應生存，只能被淘汰。因此中國只有圖強，才能生存於世界。康利用他的博學和清朝中期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術取得的成就，巧妙地將兩千年來的儒法兩家學說歸因於劉歆和李斯對孔子學說的篡改，他在其名著《新學偽經考》裡把孔子說成是一個改革家，堯、舜、禹、文、武、孔、孟是儒家的聖人道統，它被西漢劉歆借着整理古文經籍時，為了王莽篡政服務而被篡改。兩千年來，成了束縛中國前進的絆足石。在《孔子改制考》一書裡，康繼續把他的思想向前推進，他闡發了托古改制的精神，提出了“三世”的概念，即歷史應當向着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方向演進。康改革中國傳統社會的具體辦法是強調教育，強調廢除摧殘人才的八股文取士，學習西方科技，重德智體全面發展，同時強調儒家道德氣節與個人修身。

由於康有為石破天驚地向兩千年來的傳統進行宣戰，儘管為了爭取讀書人的理解，他把改革的始作俑者安到孔子頭上，卻仍然引起了守舊人士和官吏們的恐慌，但也使八方莘莘學子景從，他們紛紛負芨千里，趕來廣州，拜倒在康有為的足下，極盛時期的萬木草堂有多達3000人的弟子。

在《走向共和》的前十三節里，演到了孫文去萬木草堂拜見康的一節，孫旁若無人地宣告必須推翻滿清統治，當然受到一代新學大師，自負甚高的康的拒絕，這一段康孫第一次不歡而散的接觸是編劇者對歷史的小修改，按照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孫當時的診所就在萬木草堂附近，孫曾想去拜望康，康踞傲地通過中間人通知孫，要孫先呈門生帖子，方可接見他，孫認為康妄自尊大，乃打消了見康的念頭。雖然這個小修改本身並不影響電視劇的整體脈絡，但我覺得，由於在這個小修改里，孫雖然慷慨激昂，但旁若無人的樣子，到底給人以孫的修養不夠的感覺，這就是我在上帖里評論孫時說電視劇多少醜化了一點孫的理由。

1895年4月22日，數百名來京參加會試的舉子，在康、梁等人的帶領下，以廣東、湖南舉子為中堅，聚集在都察院衙門前抗議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署《馬關條約》，群情激奮。4月30日，18省舉子1300多人簽名，公推康有為執筆，向光緒帝上書，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愚按：“公車”指東漢時，政府優禮士人，以公家的車馬載徵用讀書人進京）。康在向光緒帝寫的18000字的《上皇帝書》裡，他慷慨陳詞，反對簽約割台，要光緒皇帝下詔罪己，遷都上海，改革兵制，開始變法。這是康有為從思想到行動走出的第一步。但上書被都察院拒絕接受。

不過最後，光緒帝還是看到了康的上書，這時候，康已經考取三甲進士，被授以工部主事的一介小官。光緒被其中的維新圖強的精神所感動，他不禁拍案叫絕。以後，康的聲名大躁，公車上書的影響迅速波及到全國各地，各省紛紛成立了強學會，辦起了宣傳康梁維新變法的報刊雜誌。強學會甚至接收了清中央和地方政權的下級官吏，以後，在列強瓜分中國嚴重的威脅下，康組織起保國會。

電視劇里出現了強學會在茶樓聚會時徵集社會賢達和在朝大官贊助的畫面，其中，袁世凱捐助500兩，當賦閒在賢良寺的李鴻章表示要捐銀2000兩時，被康輕蔑地拒絕，認為決不能受漢奸的贊助。這一段情節基本上符合史實。

康領導下的強學會屢次上書，都被掌權的翁同和壓住不上聞。其間發生了1897年的德國強占膠州灣事件，康第五次上書，建議修改憲法，又被頑固保守派壓住不發。

下一幕里，在光緒帝御前，幾個大員和康辯論變法，康力主變法，說到激昂處，甚至表示殺幾個阻礙變法的大臣也在所不惜。

這一幕劇情偏離史實甚遠，事實是，光緒帝並未出來（因按清朝慣例，皇帝不能接見四品以下的官員），而由李鴻章、翁同和、榮祿、廖壽恆五閣老和康在總理衙門西花廳見面，康舌戰群儒，逐一批駁榮、廖、李對主張修改祖宗典章制度的非難。也就只是到了這種程度，並沒有上升到“殺人”的高度。事後，康的鎮定自若的鮮明政治立場受到光緒的讚賞。

我理解電視劇為了減少不必要的角色，突出主要角色，採用合併或者張冠李戴角色的表演來修改歷史，以便使電視劇的主題突出，人物形象更加鮮明。但是，從整個這三節的編演來看，康的行動和言行都顯示出有點“反”派人物的色彩，比如在光緒帝殿前，康跪在地下神色張皇，惶急之中，吼出了要誅殺阻礙變法的大臣，印象是一個性情乖張，狂狷之士。如果不把編劇的動機進一步理解得複雜，那他們隱去或者代替李鴻章對康的責難，總是不符合史實的改動，因為李是本劇里一個重要人物，不象翁同和，廖壽恆這些次要人物，可以隨便合併或者刪去。刪掉李鴻章責難變法，自然使此劇突出李的正面形象更完整。

《走向共和》的劇情然後走進了百日維新。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召開軍機會議，宣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向西方諸國學習，推行變法。之前，慈禧太后已經允准不插手光緒親政，似乎顯得要光緒放手干的意思。

連續劇在處理帝后在變法初期的關係時比較公允，它在一些不甚重要的畫面上，讓慈禧的表演儘量平和，慈禧表示理解變法，中國需要變法，她也提醒光緒：不要走得過急。

慈禧防範光緒的一手是，剛剛在光緒親政後的第四天，即將翁同和罷職，可能當時慈禧並未認識到康有為等人能在變法過程里掀得起什麼波瀾，而翁作為光緒的老師，又在朝中占據高位，有一定的實力，可能會在變法中給光緒出爛點子，把事情搞壞。但由於劇情把翁已經定性為樹置私黨，蠅營苟且之徒，因此，便也讓觀眾看不出慈禧的這一重要部署的深意，也就是說，編劇和導演在這裡巧妙地降低了從變法一開始，保守派和維新派的衝突的意義。

6月16日清晨，光緒帝在勤政殿破格召見康有為。康向光緒帝痛陳道：“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光緒帝點頭稱是，痛心疾首地說：“這就是那班頑固守舊的人造成的。”又嘆息道：“我受種種限制，不能放手干啊！”康於是建議光緒帝破格擢拔有才幹的革新黨人。以後，光緒帝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安排有維新思想的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擔任軍機章京。在前後103天的變法維新過程里，通過康、梁，再轉四章京等官位較高而又支持變法的官員向光緒帝遞交奏摺多達240折，而光緒帝在此期間陸續發布110多條上諭，堪稱中國歷史上承平時代政策變化最大之一的時期。

在這些上諭里，政治方面，裁汰閒散機構，如詹事府等機構，澄清吏治，提倡清廉政治，設立制度局，士民和下級官員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言國是，取消旗人的國家供養特權；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局，提倡實業，設鐵路礦務總局、郵政局，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軍事方面，裁撤舊式軍隊，操練新式陸海軍，設立軍械廠；文教方面，廢八股，倡新學，改書院為學堂，在京師創辦京師大學堂，在各地設立高等學堂和中、小學堂，派遣留學生，設立譯書局，鼓勵辦報，准許自組學會，獎勵科學技術發明。除了這些宣布的政策實施以外，康還有制定憲法，開國會等更重要的制度改革主張，但未被正式採納。

可以看出，這些改革的內容是相當激進的，按照湯志鈞的《戊戍變法史》，它們的精神大多來自康有為的主張。應該說，戊戍變法代表了中國有志人士，包括光緒帝，在患難意識下所激起的朝氣蓬勃，義無反顧的改革精神。

然而在這三節里，雖然上述改革的內容被象徵性地提到，有些還充滿着戲劇場面，例如劇中有一段敘述禮部尚書剛毅壓制衙門裡小官禮部主事王照的建議摺子，奏摺建議光緒帝親自出洋考察。剛毅不但悍然拒絕把摺子向上面承遞，反而破口大罵王照，王具理抗爭，正在節骨眼上，光緒帝駕到，當場撤了剛毅的職。（實際上是撤了禮部尚書塔懷布和許應暌等六大員的職）。但更多的是描寫守舊官員的陰謀活動，而且有時顯得康等人一個心思在抓權似的。康等人當然想抓更多的權，為了更好地推行變法，抓權很有必要，其間肯定摻雜着個人私慾，但變法本身為國為民着想的精神卻是不應忽略的，何況這是中國走向現代道路上重要的思想變革。

接着劇情急速轉入維新派與保守派衝突的白熱化階段。被撤職的剛毅之妻向太后哭訴其冤（應該是塔懷布之妻），太后不動聲色。先是，康有為曾秘密會見過袁（史實是1898年8月間，康派弟子徐仁祿去小站會見了袁），袁向他說了一番對榮祿的牢騷和對康景仰的話，康於是認為“知袁為我所動”，於是代徐致靖草詔薦袁世凱，9月15日，光緒擢升袁為兵部侍郎候補。康向光緒帝薦袁的決定遭到畢永年、王照的反對，這是康犯的一個大錯，正是因為袁被破格拔擢以後，才引起了保守派的警惕，直隸總督榮祿調兵駐紮天津和京郊長辛店，目的在監視在京維新黨人和袁軍可能的異動。

康之所以一意孤行，在這個關鍵時候鑄下了大錯，主要原因還是隨着變法部署的緊鑼密鼓地進行，變法政策嚴重地損害了上下保守勢力的利益，康已經成了舊官吏們的眼中釘，“舉京師謠言紛紛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為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庭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不過言須增新衙門耳，尚未言及裁舊衙門也。”（梁啓超：《戊戍政變記》）兩黨衝突的加劇，後黨掌握有絕對的軍事權力，在這樣的形勢下，迫使康不得不挺而走險，依靠並不可靠的袁在小站的8千新軍，希望通過光緒對袁的破格拔升，使光緒能夠直接調撥袁軍，以對抗保守派的軍事優勢。

但是，如電視劇所描述的，袁是個精明絕倫的人，雖然他內心確實贊成變法，在這點上，《走向共和》正確地表現了袁的政治主張，但他確實也需要審時度勢。還在被光緒擢升之初，他即拜訪李鴻章（電視劇隱去了袁拜望李這個重要事實）、剛毅、世鐸、王文韶等權要，向他們表忠心。另一方面，後黨加緊政變陰謀，形勢急轉直下，9月13日，光緒帝召見楊銳，要他帶出密詔：太后不願變法，皇帝處境危險，速叫康等人設法營救。

9月17日，光緒帝又叫林旭帶出一份親筆密詔，要康迅速出外，保存實力，以圖將來共建大業，這就是史稱的“奉衣帶詔”。康等人接密詔後大哭，隨即作出了讓譚嗣同攜帶密詔的抄件當夜趕到天津的決定。

譚與袁在袁的寓所會面以後，譚慷慨陳詞，並向袁遞交衣帶詔抄件，袁表示：“為救聖主，我袁某萬死不辭。”然而，當譚前足一走，袁立即向榮祿告密，榮祿再向慈禧太后匯報，9月21日清晨，慈禧在后妃和太監的簇擁下，從頤和園來到皇宮，厲聲斥責光緒，隨後將光緒軟禁在中南海瀛台，向中外宣布重新“訓政”，下令廢除新法，開始在北京大肆逮捕維新黨人。當天，慈禧令步兵統領崇禮率300緹騎包圍南海會館，抓康有為未獲，權捕康廣仁出氣。

電視劇在描述這個場面基本屬實，也很精彩，一幕扣一幕，緊緊扣住觀眾的心情，所有後黨的動作，包括慈禧訓斥光緒的話，都其來有自。但是，在表現譚嗣同被禁衛軍逮捕時，譚的絕命詩與幾十年來歷史教科書所載，即“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有異，這首詩按照編導，在後來康在日本舉行新聞發布會時，假以也逃到日本的王照之口，揭露康、梁篡改譚詩的內容，這是一段有爭議的公案，編導採取一種說法並無不可，但同時在新聞發布會上，王照還揭露康梁篡改光緒帝的密詔，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似乎編導的意思想要說明，康梁為了變法不擇手段。

關於康梁篡改光緒帝密詔的問題，最近出版的楊千石《從帝制走向共和》一書裡，作者調查了袁世凱在9月19日寫的日記《戊戍紀略》，認為袁對密詔里一些事實的敘述比較恰當，如認為並沒有康梁密詔件里的光緒欲殺慈禧的企圖，這當然是一家之言。

為了達到某一政治目的，政治人物甚至政黨有時常常不擇手段，歪曲事實，製造謊言，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和現實上屢見不鮮，我以為編導這樣用拍劇的形式來引出一些爭論問題，有一定的正面意義，如果編劇也能按照這一思路，對想要正面描述的孫文、李鴻章等人也一視同仁地“揭露”一點“陰暗面”，那就更好一些。

不僅如此，劇情還把康逃出北京後的一些過程進行了改變，康接光緒密詔以後，雖感到事情嚴重，但還沒有嚴重到馬上被抓被砍頭的份上。光緒要求康去上海辦報，康離京後先到青島，還輕鬆地觀賞青島風景。乘船去上海途中，也未覺得事情的嚴重，雖然此時後黨派快速艦艇追捕他（後未果）。一直到上海吳淞口以後，因為上海道蔡鈞遵命緝拿康，並照會英駐上海代理領事白利南，要求檢查自北方駛往上海的英輪，被白拒絕，白旋派上海工部局職員濮蘭德乘駁船往吳淞口外截住正在駛往上海的重慶號輪，濮用康的照片認準了康，康也把密詔交給濮證實，康這時才知道政變已經發生，他於是產生了蹈海殉節的念頭，後濮告訴他，光緒生命尚無恙，方打消了這一決定。此事見於濮的回憶，當應屬實。因此，劇里隱隱約約把康演得來貪生怕死的樣子，與史實有所出入。而且，康出示密詔是給濮看，而不是劇中的在新聞發布會上交給泰悟士報記者看。

總之，這三節劇情里對戊戍變法事件的處理，多少給人感覺康梁等維新黨人是僥倖之徒，他們的變法多少是個人意氣，以求一逞。看過這三節以後，我感到這樣編導的結果，降低了戊戍變法的歷史意義。

從藝術手法上講，這三節的情節緊湊，有很強的感染力，當然，本來歷史過程就是這樣的。除此之外，劇中的對話精彩，畫面也很清晰，色彩鮮艷，。某些對變法有影響的人物刻畫卻嫌不夠鮮明，除了康有為、慈禧、袁世凱、榮祿以外，其他維新人物都表演得很蒼白。

戊戍維新變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以康有為為首的的維新黨人在這次變法的前後的行動中，對中國思想界和制度變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經驗和教訓對後來中國歷史的進程的影響卻留下了，至今還不失它的意義。維新派宣傳的影響，特別在社會“進化論”上，強烈地影響了包括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和青年毛澤東這一代中國政治風雲里的重要人物。制度方面，1905年慈禧、弈誆、袁世凱領導下的清末“新政”（在《走向共和》的30節和31節里作了大量鋪陳）下的改革都是源起於戊戍變法的條陳，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嚴肅地評論，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正劇----《走向共和》及其所塑造的維新領袖康有為，所蘊涵着的評價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