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家庭無上大學要求？！與張光斗院士商榷

日前，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光斗先生致函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編輯部，談大學生就業及與此相關的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問題，PKU版 轉發了信件原文。看了之後，實在忍不住想說兩句。

一、務農=工作？ 前提條件與邏輯基礎的討論 張院士所持觀點的隱含前提條件與邏輯基礎有三個，一是大學畢業生多導致就業困難；二是城市家庭子女必須上大學才能找到工作；三是農村家庭子女不上大學也可以穩保一份工作即務農。對第一點，後邊我會談到，不在這裡討論。對後兩點，我持強烈保留意見。我不知道張院士是否到過農村，在農村呆過多長時間，我相信有正常判斷能力的人和對三農問題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務農=工作”的說法提出疑問。現在農村人均耕地不到一畝，按一畝算，一個四口人的普通農村家庭只有四畝耕地，一個成年勞力侍弄這點田地恐怕都綽綽有餘。一人種也是種，一家種也是種。按照張院士的觀點，這是不是就算解決了四個人的就業問題？而且張院士似乎還不知道，現在在北方的一些農村，托工農剪刀差的“福”，種地還是一種賠錢的行當。如果張院士認為有口飯吃、能生存下去就意味着就業的話，那我認為中國的絕大部分家庭（除了農村揭不開鍋的赤貧家庭和城市下崗工人家庭）都可以養活其家庭成員而不用子女去讀什麼大學，不過是往鍋里多添口水、多撒把米罷了。農村家庭子女可以種地，城市家庭子女也可以打工嘛。如果張院士說的就業不僅僅是養家糊口，還包括個人發展的話，那我想問一下：為什麼農村家庭子女只能有生存權而城市家庭子女就可以擁有發展權？憑什麼剝奪農村家庭子女謀求發展的權利？一個基本常識是，農民普遍認為出外打工要比種地強得多（誰願意做賠本買賣），所以不管城市怎樣歧視農民工，不管工廠或工隊的老闆怎樣刻薄狠毒，農民都一往無前、趨之若騖（不管前邊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呵呵）。這不是圍城，再苦農民都不羨慕城外（村里）的生活。另一個基本常識是，農民工所做的工作都是最髒、最苦、最累、最被人看不起而收入又最可憐的工作，是城市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去干的工作。所以，同樣是“工作”，農村和城市何止天壤雲泥之別！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在風雪交加的冬夜，斗室里只有一張床，兩個人睡有點擠（其實也許床上堆滿了無用的廢物），於是有智者建議：那個叫“農民”的孩子睡外邊去吧，以地為床，以天為被，多寬綽，多浪漫，還可以呼吸新鮮空氣。My God，那孩子真要感激涕零了！！

二、深層次因素？ 就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的一點看法 在上述前提條件與邏輯基礎上，張院士很自然地認為真正面臨就業問題的是城市家庭子女，因而應該讓農村孩子守着“祖業”快樂地唱山歌，而將高等教育資源集中傾向城市家庭子女。這樣，大學畢業生不那麼多了，又是清一色的城市家庭子女，就業問題當然就迎刃而解了，這被張院士稱作解決就業問題的“深層次因素”。不敢苟同，真的不敢苟同。首先，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真的“泛濫成災”了嗎？不見得吧。西方發達國家大學學歷以上的受教育人群在社會總人口中可以占到80%以上，我沒聽到有西方學者抱怨他們的大學畢業生太多。而中國，大學學歷以上的受教育人群在社會總人口中還不到8%，就有智者出來為國家分憂了。為什麼我們說大學生是中國社會的精英（請原諒我用了一個我自己都不喜歡的概念），因為太少了。我們的大學生不是多，而是少，太少！直言不諱地說，大學生找工作不是有沒有工作的問題，而是找到一個什麼樣的工作的問題（畢業生同學不要扔臭雞蛋）。熱點單位“眾里尋他千百度”，清水衙門“門前冷落鞍馬稀”。所以，大學生就業難問題不是規模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其次，通過大學畢業生內部結構的轉換（農村家庭子女的比例大幅降低而城市家庭子女的比例大幅提升）是否就可以應對大學生的結構性就業難問題？同樣不見得吧。至多只會把顯性就業難問題轉化成隱性就業難問題。而且農村走出來的學生越少，越不利於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我們總不能指望不了解三農、不關心三農的決策者來解決三農問題吧。感覺張院士的建議有點像大禹之父鯀治水的方法：以“堵”為主。似乎把農村家庭子女這股“洪流”“堵”在農村裡邊，就一切OK了。錯矣！農村就像乾燥的沙子堆成的流牆，早就留不住人了，又怎能堵住“洪水”。真正有效的還是大禹的疏導法則，疏之入江河湖泊，導之入大海大洋。雖然這工作需要一步一步做，很辛苦，但方向、方法是對頭的。眾多的企事業單位就是我們的江河湖泊，而國民經濟體就是我們的大海大洋。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要獻計獻策，怎樣把我們的國有企業盤活，怎樣把中國的企業搞好。政府的決策應該是前瞻性的、系統性的，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挖了西牆補東牆”。只有堅持改革、開放、發展，把中國的企業做強，把中國的經濟做強，才能為大學畢業生就業開闢廣闊的空間。這有點像拉動內需，光想點子讓人們使勁花銀子是不現實的，只有增加人們的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才是根本之計。

三、資源配置傾斜？ 經濟學角度的一點淺見 很遺憾，我看不到張院士“信中信”的原文（鏈接不上），只是從PKU版網友回帖里了解到張院士在做了一番“深層次因素”的剖析後，主張國家高等教育資源向城市家庭子女傾斜（實際上這也是其邏輯推展的必然結果）。我對經濟學略知一二，在此班門弄斧，談一點經濟學的常識問題。第一，資源有限性是經濟學的基本前提，正因為存在有限資源與無限需求的永久矛盾，所以才需要經濟學家研究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而合理的標準一般有兩個考量，一是效率，二是公平。正因為效率與公平的權衡涉及從數學到哲學幾乎所有學科，因此才吸引眾多的優秀學者投入畢生心智去研究。而張院士幾下思考、一封短信就斷言：“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村家庭尚無此要求（上大學）”，因此比較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應是集中傾向城市家庭子女。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即使不是很荒唐的，也是很不嚴謹的。如果以效率為標準，那麼應該由競爭決定誰上誰不上，即由這個社會最優秀的青年來享有高等教育資源是最有效的，不應該人為設置壁壘，排斥農村青年。如果以公平為標準，那就更沒有理由把農村子弟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第二，假如真的關注資源配置效益的話，那麼國家初等教育資源配置的重點就應該是農村而非城市，因為同樣的教育成本，在城市如果只能培養出一名合格中學生的話，在農村至少可以培養出五到十名合格中學生。哪種投入的邊際收益更大，不言自明。而且單純強調效率、效益是沒有意義的，正好象如果沒有社會公正和個體幸福，GDP數字也沒有意義一樣。國家的資源配置已經夠傾斜了，絕大部分的金融、財政資源都傾斜向了城市，傾斜得城鄉差距已闊若天塹鴻溝！還要怎樣傾斜？！如果農民再愚一點，只知道“鋤禾日當午”，不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農民的子女永遠是農民，那恐怕才合了大人們的意！

四、最大的不平等！ 為農村的父老鄉親吶喊 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一個人的受教育狀況是影響其一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排除極少數生而知之的天才），一個地區的教育狀況則是影響這個地區長遠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現在整個社會的教育資源配置已大大不利於農村：一方面是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西、陝西等內陸農業大省或（和）人口大省高得嚇人的分數線和低得可憐的錄取比例，鮮明對比着大城市驚人的分數線優惠；另一方面是愈來愈烈的收費改革和愈來愈高的上學門檻，鮮明對比着農村愈來愈多的輟學兒童與少年，就這國家財政還向城市教育傾斜。前兩天看一個帖子還說農民沒有教育觀念，不讓小孩上學。天大的笑話！你知道農村出一個大學生多麼轟動、多麼受人景仰嗎（我特意用景仰這樣一個扎眼的詞）？農村小孩輟學也有因為父母想讓他們打工賺倆現錢的，但主要是因為上不起呀！多少優秀的農民子弟被擋在求知的殿堂之外，在田地里為一家老小像牛一樣地勞作，或在城市的某個角落裡作為一個民工而戰戰兢兢地活着。生命對於每個人都只有一次，為什麼他們就該卑賤地活着！憑什麼還要指手畫腳，說什麼“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村家庭尚無此要求”。

五、學者的良心？！ 為這個社會中的某些高級知識分子感到悲哀 教育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培養人的健全人格，是讓人有良知，而不是僅僅有知識。而作為一個專家學者，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學者的良心，有判斷是非美醜的能力！但在現代社會，由於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衝擊，使得相當一部分專家學者考慮問題機械理性（或工具理性），缺乏人文關懷。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的悲哀，是中國社會的悲哀！

最後聲明三點： 一、本人一向敬重老人，敬重優秀的人，敬重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的人。張光斗先生已年屆九十，是兩院院士，在他自己的領域裡肯定是出類拔萃的，也肯定為國家做出過大大小小的貢獻，在此表達我的敬意。但我想這並不妨礙我向老人家提出不同的討論意見。我堅持和捍衛我的觀點，為我說的每一句話負責。 二、本人是一名從農村出來的學生，所感所想難免會受到自身所處立場的影響。但我寫下這篇文字，首先不是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農村大學生在說話，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一個有良知的人在說話。 三、如果網上公布的信是假的，或因為沒有看到更詳細、更深入的內容而使我淺解或誤解了張院士的觀點，我願意向張院士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