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河 萬 里--記水利專家黃萬里 |
| 送交者: niou 2003年05月13日20:26:11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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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奮 去年，清華園紫荊花盛開時節，清華大學送走了她的九十周年大慶。水利系黃萬里教授，生於一九一一年，正好與清華同年。校慶過後，萬里先生懷着迫切、喜悅的心情掐着指頭數日子，等待着自己九十壽辰的到來。同事們出錢出力趕時間編印的《黃萬里文集》，將在這一天與大家見面。八月二十日，在生日聚會上，《文集》終於如期散發到前來祝壽的同事親朋和學生手中。清華大學有一個龐大的出版社。這《文集》卻是一本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定價沒有發行單位的“四無”出版物，只印了五百冊。……生日聚會剛剛過去一個“七日”，八月二十七日，九十高齡的黃萬里博士，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在最後告別儀式上，那些未能參加生日聚會未能見到《文集》的同事親朋和學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帶走了。
趙朴老詩中有云：“禹功欽飽學，不祗是詩才。”這一觀點與毛澤東的觀點不一致。毛澤東知道黃萬里，他就只欣賞黃萬里的詩才。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決定“引蛇出洞”。屬“出洞”第一批的黃萬里，於五月底六月初分兩段在校內報紙《新清華》上發表了《花叢小語》隨筆小小說。校方將《小語》上報毛澤東，毛隨即加上“什麼話”按語在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供全黨全國批判。《小語》以《百花齊放頌》（調寄《賀新郎》）開頭。毛澤東主席在見到黃炎培副委員長時說：“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說：“黃萬里他把百花齊放的形勢寫成‘靜悄悄，微言絕’，這是什麼話！”但毛澤東仍對黃炎培說：黃萬里的詩，總還想讀。萬里先生說，他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欽定”的，逃也逃不了。 《花叢小語》中有兩段話。一段說，新修的道路反漿，致使31路（如今的331路）公共汽車停駛。“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種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就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另一段直接指黃河三門峽：“你看章某原來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已見，大大歌德一番。並且附和着說：‘聖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流河治。”從局長市長說到清華大學教授“章某”，從公共汽車路說到三門峽大壩……… 早於兩個月前，一九五七年四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同月，在有七十多名專家參加的三門峽工程設計方案討論會上，黃萬里孤身一人力排眾議，反對大壩上馬。萬里先生回憶道：“當時有一位青年技術員，叫溫善章，他反對修高壩，主張修低壩。人微言輕，又跟蘇聯專家的設計唱反調。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萬里先生說：“世界上，中國美國德國英國水利工作搞得好。英國占領印度，也治印度的水災。黃河跟蘇聯的河流不一樣。黃河有泥沙。蘇聯有建設水電站的經驗，但他們設計的三門峽工程，就是不能反對。後來大壩上馬已成定局，我說，大壩底下的幾個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這一點大家同意了，但還是照蘇聯專家的意見堵死了。大壩建成之後，水庫內泥沙大淤，才把這幾個洞重新開通。八個洞花掉八千萬！”“我知道不對，我就要說。我研究黃河，我對國家負責。就像見到一個小孩快淹死了，我就嚷嚷，叫人來救。” 公開反對三門峽工程，又發表《花叢小語》，都成了黃萬里反黨反蘇反社會主義的鐵證。黃萬里成了右派分子。九月號的《中國水利》雜誌配合清華大學、配合全國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黃專號，刊出六篇文章，認為黃萬里的治黃主張和反對三門峽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企圖“取消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質問黃萬里有什麼骨，“骨子裡到底裝了什麼東西”（《花叢小語》中有“文人多無骨”一語），與後來毛主席說黃萬里有反骨的話正好相合。 三年之後，三門峽大壩建成蓄水，所引發的災害一如萬里先生所預料。蓄水水位高程離設計水位尚遠，水庫即發生嚴懲淤積，漳關水位大大抬高，渭河下洲積成攔門沙，威脅關中平原。再三年，到了一九六三年，漳關河床已淤高四米多。又三年，庫內淤塞泥沙達三十四億立方米，幾為設計庫容的一半。庫區移民上下來回遷徙，啼飢號寒，催人淚下。三門峽大壩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兩次改建，弄得壩身百孔千瘡，並一再改變運行方式，效益與原設計相差懸殊。一九二五年從美國學成歸來即開始接觸治黃工作的土木工程專家、三門峽工程建設期的水利部副部長張含英一九八二年說過：“我對三門峽工程，是應負一定責任的。”除了張老之外，幾十年來，人們還聽不到任何官員和專家就三門峽工程說過一句檢討的話。而黃萬里教授，卻因反對三門峽而獲罪。一九六五年清明節，萬里先生於頤和園後山觀桃花，曾哀嘆“小語花叢十年累”，真想不到右派帽子竟一戴二十三年。 一九三二年，黃萬里從唐山交大畢業。他的畢業論文《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應力設計法》引起同行們的關注。當時已經嶄露頭角的橋梁專家茅以升為之作序，並由交通部印行。這給了他極大的榮譽。但是，他和另外兩位同學一起，卻毅然放棄橋梁工程師的職位，立志改學水利。 萬里先生邊回憶說。他說，一九三一年長江大水，只湖北雲夢縣就一下子死了七萬人。一九三三年，黃河決口十幾處，慘絕人寰。他說：“黃河水患最難治，我改學水利就為了治黃河。我的決心得到父親的支持。父親的朋友、曾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告訴我：中國從事水利工程建設的工程師，都是土木結構專業出身，沒有人懂水文學。許先生建議我從水文學學起。 黃萬里於一九三四年赴美，先後讀了三所大學獲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是伊利諾大學的第七個博士和第一個中國人工程博士。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提出了從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經驗半理論方法，被認為是水利學術界具有創新意義的方法，比歐洲水利專家納須（Nash）提出相似方法的時間早了十九年。黃萬里曾驅車萬里，踏遍當年美國各大水利工程工地。一九三六年密西西比河大水，治河機關讓他坐船做沿河實地考察。在美國，黃萬里有許多水利界的良師益友，他還在好幾所大學講中國治水和中國古典詩詞。 一九三七年，黃萬里博士回到國內，東北大學、北洋大學、浙江大學同時送來了聘書。竺可楨校長更親自登門邀請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那時我還年輕，才二十六歲，沒有實踐經驗。我以此為由婉言辭謝。我不當教授。我到了四川，到了長江，當水利工程師。我在工作中訓練了幾十名專業人員。當時，在考察長江水文時，他們就有人犧牲了，淹死了。他們都比我年輕。他們現在都不在了。” 然而，首先為萬里先生帶來厄運的，不是長江，而是黃河。…… 一九七一年秋，鄱陽湖清華大學農場因血吸蟲病肆虐致人死命，整個農場停辦，撤回北京。仍戴着右冠的黃萬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門峽基地繼續改造，在這裡度過了六年時間。“我上午參加‘學習班’，俯首聽批。下午掃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黃河的事。”其間，萬里先生在有人監視的條件下，被允許對潼關以上黃河、渭河沿岸做實地考察並於一九七五年向政府提出治黃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容許在有關專業會議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黃方略略做講解。此時，不再受責問受批判了，但並未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我把現行的治黃工作批駁得體無完膚，怎會得到官方的響應呢？” 萬里先生邊說邊停。魁梧的身軀，沉緩的話語。癌細胞已經擴散，他強忍着骨骼的疼痛。家人按他所指的身體上的部位，依次為他慢慢按摩。按摩過後，又在相應的部位貼一張東北產的狗皮膏。萬里先生翹起大拇指，稱讚狗皮膏“靈驗，可以止痛”。萬里先生的夫人丁玉雋大夫在旁對我說：“他的腦筋不好使。有些事，前面的事跟後面的事有時就說顛倒了。”她叫我不要太認真。 一九三七年，黃萬里從美國學成歸來，途中船泊橫濱，偶遇在日本學醫的丁玉雋小姐，一見鍾情，同船回國，旋即在廬山上舉行婚禮，從此共同度過了六十多年的風雨歲月，是清華園中一對模範夫妻。丁女士的父親是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國共全作期間，丁任組織部長，毛澤東任宣傳部長。黃炎培是中國教育界名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也身負要職。名門子女的廬山之愛，在人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和記憶。二十二年後，毛澤東在廬山上就記起黃萬里，也記起黃萬里的《花叢小語》。他在批彭時就說，彭德懷你和黃萬里一樣腦後長着反骨。另外，他又說，“有這麼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圓”。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三位清華學人在三個不同的學科領域，發出了很不和諧很不一致的聲音。馬寅初（一九一一年清華津貼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一九二三年畢業於清華學校，一九四六年任清華建築系主任）呼籲保護古城，黃萬里（一九五三年來清華任教）反對三門峽上馬。結果，馬校長被罷官，梁主任挨批判，黃教授戴了帽。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從容不迫，“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梁思成（一九０一——一九七二）口服心不服，“拆掉北京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拆掉北京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黃萬里（一九一一——二００一）只能無聲飲泣，《念黃河》又《哀黃河》，“廷爭面折迄無成，既闔三門見水清。終應愚言難蓄水，可憐血汗付滄凕”。 三位老人都走了。屈辱與負罪，批判與呵斥，罷官與戴帽，都由他們默默承受，默默帶走。 他們的受難，為清華園增添了榮光。 下篇 隨着老人的談話，我們從黃河來到長江，從三門峽來到三峽。——陳毅在“廣州會議”上（一九六二年）所說“弄得科學家們……見你的大水庫不合科學原理，將來要造成災難，也不敢提批評意見”的情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九五五年，全國人大通過治黃綜合報告（包括三門峽工程）時，沒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棄權，可能是熱烈鼓掌一致通過。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峽工程即將上馬，全國人大二千六百三十三名代表，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贊成，一百七十七票反對，六百六十四票棄權，二十五人未按表決機器，“通過”了政府的提案，距“熱烈”、“一致”已經相去甚遠。 當年，起而反對三門峽工程的，只有黃萬里一人，如今反對三峽工程的，已經是好大一大群。當年，反對三門峽工程是一種反動，一種罪行，如今反對三峽工程已經成了科學和民主的象徵。一九九二年三月，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決議，歡呼三峽工程決策的科學與民主。 三峽，比三門峽更加雄偉，壯麗。一個跨世紀大工程！ 一九一九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到在宜昌“當以水閘揠其水”的設想。但是，當時的孫大炮還只是說說而已。 一九五六年，主事者在毛主席面前再次力促三峽工程上馬。主席真的動了心，在武漢暢遊長江、食了武昌魚之後，欣然命筆，寫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磅礴詩篇，高峽平湖似乎立馬可就。但是，有很多人，卻持觀望、拖延、甚至反對的態度。李銳——當年的水電部副部長，打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跟水利部唱反調，堅決反對三峽工程。 一九一七年出生的李銳，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曾就讀於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一九五三年，他的專著《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連載，出單行本時，初版就超過一百萬冊。一九五八年，在毛澤東安排下，李銳作為一個反對派，就三峽工程是否上馬，與主事者開展了一次“御前論戰”。可以想見，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一書墊底，他在毛澤東面前一定無所畏縮，氣壯如牛。“論戰”中，毛澤東完全同意李銳的觀點。三峽工程如李銳所言，成為遙遠將來的事。論戰勝利結束，毛澤東盛讚李銳是個秀才，並請他當了自己的私人秘書。一九五九年，風雲突變。毛澤東在廬山上打倒彭德懷，李銳也被誣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成員。文化大革命中，李銳在北京秦城監獄中度過。一九七九年，當他獲得平反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以後，又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而陳情請命，奔走呼吼，銳氣不減當年。 黃萬里呢，反了三門峽反三峽，卻不再有被打成右派的風險。只是，他不可能再次成為反對派的主角。他還沒有直接公開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他說：“討論三峽問題，水利部叫各單位不要請我參加。因為我反對三峽。”這位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長江的水利專家如今只能在邊緣以外關注長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年間，他和他的夥伴沿長江上游及各支流，徒步，涉水，踏勘三千公里，為幾十年後分析、判斷三峽工程，積累了第一手資料。萬里先生深深懷念着當年考察長江水文時被沖走了、犧牲了的夥伴。他說：“長江與黃河不同。那麼淺的水就能把我們的人員沖走，淹死。河床儘是滾動的礫石。水淺，水力卻很兇。當時我們不熟悉情況，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長江的淤積，不是黃河的泥沙、懸沙，而是河床上移動的床沙，礫石。” 一九八五年，黃萬里直接上書國務院，提出“勿建三峽水庫，代以雲貴川湘鄂贛各省水電站”的建議。這個建議與李銳們的想法不謀而合。一九九二年，他以一系列的統計數字和計算為基礎，完成《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原由簡釋》論稿。他認為：“長江三峽大壩之修建，從自然地理觀點，從經濟觀點，從國防觀點，皆不可行。”他說：“修長江三峽大壩無異自動製造一個弱點資敵。若使電站被炸掉，則華中工業癱瘓；若使大壩被炸毀，則兩湖三江人民淪為魚鱉。”“只有當我國擁有星球大戰或尤里卡之裝置後，才能修建此壩。”幾十年以前，毛澤東在聽取“御前論戰”時，就曾經說過：“三峽這樣的工程當然會吸引敵人的注意，決不能遭受破壞。”而張愛萍老將軍也正是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峽壩址上舉行了開工慶典。黃萬里再次講道理，列數據，籲請大壩停工，並賦《哭長江三峽大壩開工》長詩：“……孰料此江床滿石，火成鵝卵逐流中。巫山着意催雲雨，江水忘情沙石沖。庫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濤洪。……但聞猛虎千家哭，悵望輪台悔詔空。”他估計，大壩建成之後十年，嚴重堵塞會使重慶變成死港，大壩將被迫炸掉。但願這只是一種學說，一種戲言，一種氣話，永遠不要變成現實。 在反對三峽工程的時候，李銳有着比黃萬里強大得多的力量和優勢。李銳是黨政高級幹部，他的條陳可以立即直達上峰，他的論述和文章可以迅速擁有廣大的讀者。在我們這個一直提倡批評但從不批評不自我批評的國度里，他甚至敢於公開點名批評水利部長，說她：“主持水利部和水電部工作幾十年，其錯誤的思想作風從未得到清算。”他說：“修三峽工程，有許多地方是不科學的。”他的看法跟政協常委們的觀點相反，他認為，“多年來三峽工程論證本身，並沒有真正做到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如參加論證的人選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順我者迎，逆我者拒。”可見被拒者不只黃萬里一人。一九九九年，五四運動八十周年，李銳寫道，在中國，“把民主、科學當作吃飯一樣，為生活之必需，還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恐怕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黃萬里路過武漢時，曾兩次訪問李銳。李銳相信，黃萬里的意見是“實踐考察得出的結論”。李銳說，“當時修三門峽時，他預言過後患。他認為三峽大壩決不可修。”“三門峽他的意見是對的，他不贊成三門峽那樣修，因為打成了右派，他後來沒有發言權了。三峽他是一直反對的，堅決到什麼程度？他向法院起訴，要告國務院的狀。”通過李銳的轉述，更多的人們聽到了黃萬里的聲音。李銳寫的詩文一篇又一篇，出的書一本又一本。但是，他並沒有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和黃萬里一樣，他同樣是一位失敗者。當黃萬里為三峽大壩開工長歌當哭時，李銳也無可奈何：“我要說的話都已經說了，說夠了。區區寸心，天人共鑒。……我已經說了，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人們不太可能聽到黃萬里的哭聲，卻可以及時聽到李銳的哀鳴。那區區寸心，正寄寓着一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不安的靈魂。 如今，哭聲和哀鳴已經歸於沉寂，三峽大壩正在一米一米長高，似乎從來就沒有過反對和異議。就在我刪改這篇稿子時，五月十一日，偶然看到香港鳳凰台播放的三峽工程專題節目。出場的李銳，雖然輕鬆而自信，但是，在三峽工程的壯麗動人的場景和強勢的主流話語面前，這位八十五歲的老人，顯然十分孤立而且多餘。 一九八九年，黃萬里以七十八歲高齡，又去到美國，在美國十二所大學作巡迴演講，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樣，跟美國人講中國水利，講中國古典詩詞。他說：“在美國諮詢局，還有我的一位朋友，幾十年前一起實習的一位專家，年齡比我還大。克林頓通過美國諮詢局，徵求我對三峽工程的意見。我給他寫信，他把我的信發到水利局、海軍部和墾務局。美國海軍部也管水利，管洪水。克林頓同意我對三峽工程的見解，而且決定不再幫我們搞三峽工程。這樣，世界銀行就不給三峽貸款。”萬里先生停了好一會，想了想，又說：“因為世界銀行不給貸款，我們每用一度電，就要多交七厘錢（貧困地區四厘），專門用在三峽。”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錢七厘錢的事。克林頓嫁禍於人！他幹嘛不給那些贊同三峽工程的院士寫信，傾聽他們的意見，然後讓世界銀行給貸款？他這不是明擺着要將不給貸款和我們多交七厘錢電費的責任推給黃萬里嗎？ 在萬里先生，他也只是實話實說，沒想到那麼多。他也真的十分感激克林頓不恥下問：“我十天內便收到克林頓的回信，他對我的信表示感謝。”萬里先生又停了一會，“在三峽大壩開工前，我寫了三封信。三峽大壩開工後，我又寫了三封信。我給上面寫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卻沒有收到一次回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怎麼不感激克林頓呢。 就在三峽工程順利推進的時候，一本《長江與三峽工程》小冊子問世了。它由清華大學教授撰寫，清華大學教授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按照這本小冊子的言說，三峽工程的一大堆難題，幾乎已經圓滿解決。還有一小堆難題，它則不予涉及，也不提印度壩區民眾的不滿和若干國家取消其大壩計劃的事。最後是引發地震和國防安全問題，繞不過去了。印度和贊比亞都有在無震區建設水壩而誘發六級以上地震的先例，但在我們這裡，“三峽大壩的抗震烈度按七級設防，保留有足夠的安全係數。”關於國防安全，它說，在存在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時，“只要戰爭發生時有一定的預警時期，就可以通過放空水庫或降低水位來免除突然襲擊的危險。”說這些話的時候，美國導彈準確襲擊我駐南使館的事件還沒有發生，“911”事件也沒有任何預警。然而，小冊子的宣傳已經奏效，有了三峽大壩，長江將不再愁水患了，武漢人不就在長江大堤臨江一側建起花園小區了麼。 萬里先生歡度九十歲生日之後，在昏迷中與世長辭。其間，他有一次清醒過來，就跟夫人要了紙筆。他寫下了遺囑：務須加強武漢一帶的堤坊。——也許，武漢大堤上花園小區住宅樓二００二年二月一日定向爆炸的聲音，對這位老者的在天之靈，是一種安慰。
記得在記談快結束時，萬里先生遞給我一頁他最近收到的剪報。這是法新社的一則電訊：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在國外某機場登機時被阻。他未理清旅館的帳目。結果，在機場把欠帳結清之後，改乘下一班飛機。 這位教授正是《花叢小語》中的“章某”。他是三門峽工程和三峽工程的擁護者，幾十年來，在水利工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小萬里先生一歲，仍堅持天天上班。他是清華名教授，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院士。在他的名字後面，還有一長串閃光的職位和榮譽。我說：“他年紀太大了，可能是一時湖塗忘了結帳……。”萬里先生說：“不，他這樣是第二回了。”萬里先生停了很久，“他當時支持三門峽工程，‘聖人出而黃河清’，幾十年後，他居然在政協會議上說他當時反對三門峽……。”四十四年前的《花叢小語》，竟還有這樣的“續篇”！…… 江河萬里，大壩悲歌。兩位水利專家，一出科學悲劇。 當清華園的紫荊花又一度開放，清華大學迎來九二一周年校慶的時候，《花叢小語》的作者已經封筆遠去。但是，悲劇並未結束。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刪定 清華園 本文部分內容曾在《讀書》雜誌發表，2003/03/15五柳村製作上網計數，版權為曾昭奮先生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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