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學術規範的問題已經提出好幾年了，不能說沒有收穫，但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恢復了曾經建立起來的學術規範，恐怕還是一個問題。我們在說學術規範的時候，較多注意的是我們的學術如何與西方接軌，我們強調的是學術研究中的技術和道德問題，如學術著作的註解、索引以及尊重他人學術成果等。對於這些問題，我以為真正解決起來並不是很困難，因為純技術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一個習慣問題，現在我們有許多學術著作，從規範上說，這些問題早已解決了，但我們卻並不認為這就是重建起了學術規範，因為這些學術著作在真正的學術精神上，進步還不大。重建學術規範的難處，其實是一個文風問題。

　　去年冬天，復旦大學曹樹基先生在《文匯報》學林版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1月13日），批評北京大學王銘銘先生的專著《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台三村五論》，此文刊出後，王銘銘先生在接受北京《書評周刊》記者專訪（1月12日）時，對曹先生的批評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對曹先生文章的評價是：讓人想起"大批判文風"。曹先生和王先生的專業我不敢多說一句，因為那行當專業性很強。今天，曹先生和王先生都是各自專業中有成就的學者，他們在學術批評中的態度，讓我想到了近年學術著作的文風問題。

　　曹先生對於王先生的批評，那是非常專業的事，外人好象不好多說。但曹先生對於王先生著作文風的看法，卻是值得學界人士反省的。王銘銘先生的著作，我讀過兩本，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本外，還有他在三聯出的《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專業方面的話，我一句也不敢說，但就文字而言，我也感到王先生的書不是很好看，這裡可能確實有一個文風的問題，這不是王先生一個人的事，而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事，我們現在都得承認，我們的學術著是越來越不好看了，我也不是要和曹先生一起責備王先生，我想說的是，我們的學術在文風上出了問題，這是為什麼？

　　學術著作的文風，是最能見出學者所處時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我們現在的文風比不上五十年前，這不是哪一個學者個人的事，我們現在要反省的是我們在這些方面退步了，如何改變。現在的學術著作，要是從數量上說，都比過去多，比過去大，但這些大而多的東西，生命力卻不一定和他們的大和多成正比。不說胡適他們了，錢鍾書、費孝通先生那一代人也都是從外面回來的，要說見世面，今天的學者好象也不好和他們比，他們在外面也是大師的學生，可回到中國來，無論做什麼研究，寫文章都是以明白、簡潔為目的，他們知道文章是讓人看的。費孝通先生的名著《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祿村農田》《生育制度》等，都是由短文組成的，看起來很輕鬆，我們總不能說，那不是學術著作吧。還有《江村經濟》，那是寫給外國人看的，但從現在翻譯過來的譯文看，那種敘述的方式，也是很自然、簡單的，幾乎沒有什麼生造的名詞，過去學者的文章多數能作為散文來讀，今天學者的專著已很少有這種特質了。這不是一個習慣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文化精神在學術上的體現。凡是對一門學問真正有了解的人，總可以把生奧的東西說明白，也就是說，凡那些說不明白的人，多數是不大會的。只有會的人，才能說得少，才能說得好。

　　現在許多做學問的人，都想把書寫長，寫大，以為大和長才是學問，學界也多以著述的大和多來看一個學者的水平，這是一個壞習慣。有這個壞習慣，才有了壞文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中對於學者的評價，就是以論文為主，比如他說"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陳寅恪先生的貢獻為最大，其發表的論文有------"然後舉出了陳寅恪的六篇論文，說周一良"對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貢獻之多，僅次於陳寅恪先生。"只舉出了周一良的三篇論文。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都是十餘萬字的薄書，但顧頡剛的評價卻是："二書對於唐代政治的來源及其演變均有獨到的見解，為近年史學上的兩本巨著。"壞文風，都是由大而空引出的。現在許多學術著作的敘述方式是很成問題，為了大而長，他們不得不說很多廢話，這是壞學者的習慣，好學者都是一上來說要害，從不廢話。謝國楨的名著《民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開始就說："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會裡有一種現象：一般士大夫階級活躍的運動，就是黨；一般讀書青年人活躍的運動，就是社。'黨'和'社'名詞雖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覺的現象。如今我把黨、社的意義和他簡單的趨勢公開來說"。如今做學問的人是多了，但好學者卻少了，一個時代說話的方式變了，這個時代的文風也就變了。現在的學術著作，很少有梁啓超、顧頡剛、謝國楨他們那種說話的方式，也就不會有他們那樣的學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