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細讀近代中國史，發現一件有趣的事：與近代中國差不多同歲的中國大學生，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在這百年的風雲變化中可謂獨領風騷。如何見得？請看：百年來中國政治舞台上眾多的表演者，你方唱罷我登場，走馬燈式地輪迴，但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總脫離不了獨裁的掌權者與謀求獨裁的在野者這種截然對立的矛盾構成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承載和象徵着整個社會對未來渴望的大學生，在政治力場中始終扮演着一個獨特的角色：對獨裁的當權者，它既是這一獨裁統治賴於生存的社會舊制度的反叛者，因此是一種對抗的力量；又是這一統治者長久維持其統治的希望之所在，因此在根本上還是一種可以而且必須依靠的力量。這就決定了當權者對待學生的態度，只能是扮演對孩子既寄厚望又有諸多不滿的嚴厲家長的角色，打是愛，罵是疼，打罵之中包含着自己許多不足為人道的委屈與無奈。對謀求獨裁的在野者來說，大學生對舊制度的反抗，與其對當權者的反抗，從政治力學的視角，可以看成是政治力場中同向的力，因此是可以利用的；當權者與大學生的相互認可則是在野者絕對不能忍受的。打破這種相互認同的方法有幾種，最常用的是把舊制度與當權者緊緊捆在一起，割斷當權者與社會改革和進步的任何聯繫與可能性。失去學生，在中國這種社會歷史話語背景下，就意味着失去了未來和進步的可能性，而中國近百年的社會歷史對人民而言，是苦不堪言的，現狀絕對不可忍受，任何政治勢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就在於它能夠為社會提供變革和進步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失去學生，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根據。因此爭取學生作徹底的叛逆者成為在野者的頭等大事。在這雙重的“關照”下，學生作這一特殊社會群體，在政治鬥爭中成了一面極富象徵意味的、在很大程度上標誌着政治遊戲中雙方勝負成敗的旗幟，這就是學生運動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和社會史上具有如此顯耀地位的真正原因，就像上面分析的，中國近現代史上學生的政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被動的，其政治地位來自特定的社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自己未來的強烈期望，以及學生群體對這一被賦予意義的自覺認同，其本身並不具有構成自身政治地位的社會基礎，這也就是說，從根本意義上看，學生並不是一種社會政治力量，而是一種政治工具，一種積澱了特定社會政治意義的、性能優越的政治工具。明白了這一點，對中國大學生既積極參與五四運動，又是暴虐文革的主力這一看似矛盾，其實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現象就不會感到奇怪了。看歷史是為現實和未來尋找線索的，那麼當前及未來中國政治地圖的結構會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學生的政治角色呢？我看不會，政治的基本結構還是老樣，打着民主旗號的民主精英們其實對民主理解的並不深，其政治運作手段與歷史上有的如出一轍，學生既參加六四，也不忽略入黨可能帶來的現實利益，既參加打砸美國大使館和對美國的黑客大戰，又抽空排隊希望獲得到美國的簽證，時間走過了一百年，可仔細一看，鐘錶好像是停了一般，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歷史會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