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科院不再評職稱說起
時間:2001年11月29日 作者：智效民(《晉陽學刊》) 來源:問題與主義

“中科院不再評職稱”（《文摘報》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的消息傳出，關心這件事的人大多喜憂參半。喜的是國家科學院終於對這個貌似公允、實際上“不知有多少醜惡假汝以行”的制度有了個說法；憂的是取消了職稱評定之後，形形色色的學術腐敗未必就能制止。要解決這一隱憂，我以為有幾個問題應該討論：第一，為什麼職稱評定會成為學術腐敗的溫床？第二，我們在人才選擇上出了什麼問題？第三，知識的創新依靠什麼？

一、職稱評定與學術腐敗

在我看來，職稱評定中的腐敗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權謀私，二是弄虛作假，三是行賄受賄。所謂以權謀私，就是只要有權，不論學問如何，都可以拿到高級職稱。記得８０年代第一次評職稱的時候，我們單位在一百多位科研人員只評出幾個研究員，其中大多是院長、副院長。這個頭一開，行政職務便成了比學問更重要的因素。後來的院長都不是做學問的，但一上任也要當研究員，還說這是為了工作方便。

所謂弄虛作假，近來各種媒體多有揭露，其中又以剽竊現象最為嚴重。北京某大學的副校長、復旦大學的幾位教授，因為幹這種勾當，被人稱為“竊賊”或“剽客”。著名學者都墮落到這種地步，其他人便可想而知，前些年為了評職稱，造假者還搞個書號（也不知是真是假），掐頭去尾地抄一本湊數；後來嫌抄得麻煩，乾脆把名字一改，就成了自己的“成果”；到現在，只要和管事的搞好關係，就可以胡編亂造，無中生有。有些人平時不搞研究，評職稱的時候卻“成果”累累。一位科研處的頭頭，本來是學哲學的，卻以《市場營銷奧秘》的“專著”當上研究員，至於這本書是什麼樣子，大家都沒有見過。一個年輕人想向上爬，曾在官場上混了多年，只因為沒有正式調走，居然獲得破格晉升研究員的殊榮。相比之下，也在這個單位的丁東，雖然在研究民間思想方面頗有收穫，並主編過《顧准日記》、《遇羅克遺作和回憶》等著述，卻一直是個助理研究員，後來他提前退休，單位勉強給他補了個副研的缺，工資還不能兌現。

至於行賄受賄，也有公開化的趨勢。多年來為了評職稱，人們都要挨門逐戶地拜訪評委，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拜碼頭”。據說拜碼頭時不能不有所表示，從高檔煙酒，到代金卷儲值卡，可謂應有盡有。前幾年有個評委對我說：“別人都有所‘表示’，你也不考慮考慮？”我不甘自取其辱，便創下連續多年不能晉升職稱的紀錄。後來還聽說，有些評委竟大言不慚道：“咱們在評職稱時付出勞動，為什麼不能收他們的禮物？”當然，行賄受賄畢竟是見不得人的事，所以局外人很難進一步了解內情。不過，只要看看周圍有多少人指鹿為馬，有多少人濫竽充數，就能估計到有多少骯髒的交易發生。

平心而論，為了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人們在職稱評定的科學化、民主化方面也付出過很大努力，但由於制度方面的原因，這些努力只能是南轅北轍，南桔北枳。據我所知，當今知識界學官當道、學霸橫行的狀況非常普遍，因此，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乃是每一個有良知的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人才標準和人格獨立

評職稱中的腐敗現象玷污了學術的清譽，也孕育了一種劣勝優汰的人才機制。在我熟悉的學者中，除了丁東之外，謝泳也深受其害。近年來謝泳在現代知識分子研究中獨樹一幟，在海內外頗有影響。然而要說起來，他至今還是個中級職稱。不過，謝泳對此並不介意，幾年前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做大學問還是弄高職稱》。為了拒絕平庸，他不願意“弄”高職稱，對於痴長十幾歲的我來說震動很大。因此我建議凡是有志於學術的人，都應該讀讀這篇文章，以免現代學術的薪火在我們手裡失傳。

學術腐敗的泛濫和逆向淘汰機制的形成，從客觀上講,主要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所致，從主觀上看，則與國人對學術本質認識不夠有關。蔡元培說，所謂學術，是一種以研究真理為目的的終身事業。他“希望學生於研究學問以外，別無何等之目的。”賀麟也說：“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現”，它在本質上是獨立的、自由的，它有它的大經大法，它有它的神聖使命，假如學術淪為“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那就不是真正的學術了。這就告訴我們：學術是一種研究真理的終身事業，它要求學者要有一種獻身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大家才會自覺維護學術的純潔性。另一方面，整個社會也應該為學術創造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學術的健康發展才有可能。然而實際情況又如何呢？多年來學術不是淪為政治的工具，就是為經濟所左右；許多人不是把學術視為謀生的手段，就是把它當作投機取巧的法門。更可怕的是，當學術事業被玷污的時候，許多人為了保住飯碗，不是裝聾作啞，就是同流合污。

要改變這種局面，不僅要為學術正名，還要使每一個學者具有為學術尊嚴而抗爭的品格。這種品格的形成，當然需要加強對學術本質的認識。由此可見，在選拔人才的時候，有沒有陳寅恪所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乃是一條最重要的標準。否則，我們遴選出來的就可能不是人才，而是奴才。

三、知識創新與通才教育

在現代社會，考評人才不能不考察他的知識創新能力。創新能力從何而來，我以為除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以外，還要有豐富的學養，廣博的知識，以便在融會貫通中有所發現，有所創造。這一切，都有賴於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又稱自由教育、普通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哈佛大學的一批教授就指出：所謂普，就是普遍；所謂通，就是通達。不“普”，獨立的人格就無從談起，不“通”，真正的自由就無法獲得。但是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卻偏重於專業，偏重於實用，這對於人才培養非常有害。前不久恰逢清華大學紀念九秩校慶，許多人在回憶清華時都沒有談到當年的通才教育。其實，通才教育也是該校的一個傳統。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梅貽琦校長就反覆強調：大學教育“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於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

也許有人會說，在一個學科分類和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沒有專業教育將寸步難行。針對這種說法，潘光旦和馮友蘭等人有很好的反駁。潘先生說：社會分工固然是客觀存在，但是這種分工與螞蟻不同。螞蟻的分工是一種本能，而人的發展卻有無限的可能性，所以我們需要通才教育，而不要把學生束縛在狹窄的專業領域。馮先生也說：大學教育除了給人一定的專業知識以外，還應該讓學生養成一個清楚的頭腦，一顆熱烈的心。只有這樣，他才能對社會有所了解，對是非有所判斷，對價值有所欣賞；他才不至於接受現成的結論，不至於人云亦云。由此可見，所謂知識創新能力，其實就蘊藏在那種無限的可能性中，它不僅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更需要對社會的了解，對是非的判斷，對價值的欣賞，以及一個清楚的頭腦、一顆熱烈的心。

這些見解與愛因斯坦不謀而合。翻開《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年版），類似的議論很多。為篇幅計，我僅徵引其中一段。１９５２年，愛因斯坦為《紐約時報》撰文說：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象一個和諧發展的人。”遺憾的是，就在這一年，清華大學被迫放棄了通才教育的傳統，這也是多年來我們在知識創新上落後的一個原因。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轉發 2001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