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作為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局限性研究 時間:2001年11月15日 作者：王曉莉 葉良均 徐 飛 姚政 來源:原創

摘 要： 本文分析了SCI作為科研成果評價標準所存在的局限性，認為由於偽引、漏引、引用率在學科間的不可比較性、來源期刊地域分布不平衡、語言障礙、以及存在着大量引用率與質量不一致的情況等原因，簡單絕對地使用SCI作為科研成果的主導性評價標準，存在很多局限性，因而也可能造成諸多不可靠的評價結論，文章還就此提出了改進評價科研成果方法的初步建議。

關鍵詞： SCI 引文索引 引用率 評價標準

1 SCI及其被作為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狀況

SCI是英文《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縮寫，中文翻譯全稱是《科學引文索引》，由美國科學情報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編輯出版，是利用科學計量學方法編制的一種大型檢索工具類型的連續出版物。SCI創刊於1963年，印刷版開始為年刊，1966 年改為季刊，1969年改為雙月刊至今。收錄文獻的學科範圍是：Science(科學), Medicine（醫學）, Agriculture（農業）, Technology（技術）, Behavioral Science（行為科學）。97年網絡版問世。SCI現已發展成為具有印刷版、光盤版、網絡版等多種版本的綜合性體系。

所謂科學引文索引，就是從被引論文去檢索引用論文的索引，它是以科學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為基礎，採用引文語言標引文獻和編制索引的，這種方法採用了ISI前所長尤·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 1925-- ）博士認為可以從引文索引檢驗文獻的觀點。在選刊上，SCI依據布拉德福（Samuel Clement Bradford，1878-1948 ）定律：“對某一特定主題來說，有關它的學術論文大量地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刊物之上，其餘的論文則分散在為數眾多的大量刊物之中。”[1]在SCI的編制過程中，ISI採用了效率很高的大型計算機同時快速處理龐大的數據資料，ISI高素質的編輯人員，統一的編排程序，都使它的統計結論具有一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SCI引文索引把文獻之間關係、作者之間的關係以及文獻與作者之間的關係有機地聯繫起來，利用SCI引文索引體系，可以不受傳統學科之間劃分的界限，很方便地找出各個不同學科領域核心期刊上近期新發表的引用過該文獻的主要論著一覽表，因而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科學技術發展的時代特點。

SCI的出版初衷，在於為人們提供一種更新穎更獨特的檢索工具，二戰以後文獻量急劇膨脹的情況下，以滿足美國科學家對於科技信息服務的更高要求。在ISI的出版物中也多次指出：“ISI的文件及其產品可導出的信息，永遠應被視為其它在評估學術研究方面有用的資料的補充物。引文的分析決不能被用作人（類）的謹慎判斷的一種機械的替代物。”“有許多超出ISI能控制範圍的因素，可在引文分析資料的詮釋方面引起問題，特別是如果你在應用資料對各個個人取得印象時（更是如此）。”[2]

但是後來，以普賴斯（D.J.Price,1921-1983）為代表的科學計量學家首先將SCI用於科學活動規律性的研究，目前，SCI已發展成為國際權威性的科學技術評價工具。通常，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期刊和論文被SCI收錄和引用的數量多少，普遍被認為是評價該國家或地區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科技實力和科技論文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之一。

在我國，國家有關機構每年都會公布各個高校、科研院所被SCI收錄的論文數，以及收錄論文被引頻次的排行榜，以此反映各個單位的科研水平；許多單位也專門訂出條例，對論文被納入SCI的本單位人員進行表揚並給與物質獎勵。可能由於這些原因，在SCI的實際應用中，我國大多數使用者，只關心本人有幾篇文章被收錄和引用，從而作為晉升職稱或領取獎金的憑證，對SCI的科學研究功能反而有所忽視。導致這樣局面的原因很多，片面強調SCI標準，既反映了我們對科研成果的客觀評審缺乏有效的手段，也顯示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還不夠健全，人們渴望公正、客觀的評價標準，同時也不排除一些人對SCI索引體系的誤解或曲解。本文在揭示SCI自身存在局限性的基礎上，試圖說明，過分強調“SCI標準”對科學發展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建議。

2 SCI作為評價標準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不少科研評審機構往往根據論文被SCI收錄的數量，以及發表論文刊物影響因子的大小或論文的引用率，做出論文質量高低的判斷，從而給各個研究團體或個人做出評判。刊物的影響因子是指：某刊物前兩年所發論文在第三年被引用的總次數，與該刊物前兩年發表的可被引用的論文總數之比。[3]在發表論文總數一定的情況下,影響因子直接決定於總體論文被引頻次的高和低，因此，採用影響因子來說明論文質量的高和低，實際上還是以引用率的大小決定論文質量。我們將在本文分析，由於SCI引用率統計數字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導致利用SCI作評價標準並不完全可靠。

2.1 引用行為動機的複雜性，使SCI的引用率統計數字不能絕對可靠

引文概念是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的，即論文作者吸收利用了參考文獻（被引用文獻），引文分析法通過統計、加工和分析，得出具體某一篇論文作為參考文獻的被引用率，以此作為這篇論文質量高低的衡量標準，但對引文活動中不可計量因素則無法體現。從實際的科學活動看，人們在使用引文索引的過程中，常常不難發現其獲取的被引文獻有些與正文關係不大，有些甚至風馬牛不相及，存在着可靠性差的特點。儘管這可能與索引編制中的技術因素以及人們的檢索技巧有關，但很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文獻作者引用行為的不規範。實際上，人們發現，論文作者的引用行為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諸如以下幾種引用行為：轉引，對自己沒有親自查閱過的文獻從別人論文的引文中加以引用；崇引，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為了裝點門面,盲目搬用“權威名著”，或故意使用一些時髦的術語名詞；不恰當的自引，著者引用自己的文獻表明研究工作的連續性，但有的著者喜歡引用自己已經發表的與著文主題關聯不大或毫不相關的文章，以此擴大自己的學術影響；除以上所說的崇引和自引之外，人們還發現這樣一種現象，有些論文作者故意引用多種語言的文獻，或者故意在參考文獻中列出一些根本沒有引用過的文獻，甚至抄襲別人的引文。[4]荷蘭科學家曾無意中發現，一篇論文在第一次被引用時出現錯誤，後來就能發現相同的錯誤會重複出現在另外數篇論文中。[5]

以上幾種引用行為的共同特點是：論文的作者在參考文獻中列出了一些與論文內容無關的引文，我們把這些引文行為稱為偽引。有人對結構工程領域的21位傑出科學家的最近發表的42篇論文（每人兩篇）進行過統計，這些論文總共引用344篇文獻，人們發現以上所說的偽引的參考文獻竟占50%。[6]這足以說明偽引現象的普遍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引文索引的統計數字，不加分析地拿來使用，甚至作為科研成果的重要評價標準，就很難保證引用率數字的可靠性。

2.2 漏引現象的存在，也影響引文統計的準確性

同偽引相反，科學界還存在這樣一種引文行為，有些論文作者實際上引用了別人的文章，但他們在自己的論文中，只列出曾經引用過的部分參考文獻，這種現象就是漏引。論文作者沒有列出的另一部分參考文獻，我們稱之為漏引文獻。研究表明，漏引現象相當普遍和嚴重，有人研究過在15篇遺傳學發展史方面的論文中，全部漏引文獻竟占應引文獻的70% 。[7]

造成漏引現象，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減少漏引，需要論文作者和刊物編輯部門的共同重視和努力。偽引和漏引現象的存在，都反映一篇論文的被引用率，和其客觀真實的科學影響還存在一定的偏差。儘管根據人們的統計分析，論文的引用率一般都能較準確地反映論文的質量，但偽引和漏引現象存在的廣泛性和嚴重性，使我們不能確保根據SCI統計所得的引用率數字絕對真實客觀，而當我們把SCI作為普遍的評價標準時，大量的質量和引用率較相近的論文，因這方面原因造成的誤差干擾就會更加明顯。

2.3 引用率在不同學科之間也存在不可比性

SCI的引用率被人們用作為評價論文質量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數，按照引用率的觀點，一篇論文的引用率越高，涉及的學科越廣泛，表明這篇論文的價值和影響就越大。然而，實際上人們發現，由於統計源的學科結構差別，以及各個學科自身發展的特點和特有引文行為的不同，如科學家研究行為的社會性，學科間交叉滲透的程度，學科發展所處的階段等，引用率在各個學科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由此產生了不同學科論文之間引用率的不可比較性。如物理、生化研究方面的任何發現，都會被國際同行重視和引證，研究論文被上百次引用的情況也不少見。而地學、植物學等，由於研究對象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研究論文被同行引用的情況相對就少許多，這與論文的實際水平並沒有根本的關係。

對於引用率在不同學科之間存在差異性，SCI的出版物中也有較多的說明，“（在ISI索引體系中）某些領域，例如天文學和數學，始終如一地是（處於）低被描繪（情況）。你可能認為其‘明顯’原因是數學家人數比，譬如說，生物化學家為數少些，或者你也可能想這是因為生化文獻量比數學的文獻量大。但在關於生化雜誌的一份詳細研究中我指出，原因（不只一個）而且並非如此明顯。”“生物化學家平均比數學家更多地被引述是因為生物化學的論文（所列出）的參考文獻一般約為數學論文中列出的參考文獻的3倍。此外，雖然文獻總量的多寡不影響各篇論文本身的影響力，但卻影響了引述的出現頻率的範圍。”“生物化學中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可能每年在各種生命科學的數千篇文章中被引用。但對純粹數學而言，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也絕對達不到這個數字，因為每年總共才只有約40 000篇純粹數學論文被發表。”[8]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一學科，不同專業方向的論文和作者，他們論文的被引用情況，也有很大差別。如1965年—1978年被引用最多的1000名科學家中，理論化學的作者人均被引5227次，分析化學的作者人均被引2822次，物理化學、有機金屬化學、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的作者人均被引次數在3600—3800次左右。[9]由此可見,學科間的SCI數據不具有簡單的可比性。

2.4 某些論文獲得較高引用率在時間上的特殊性，也使引用率統計結果不盡準確

包括普賴斯在內的一些學者在對大量引文數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文章被引用的峰值是在該文章發表以後的第二年”[10]，從普遍的意義上，這與論文的實際被引用情況相符合。根據何榮利等對40種學報在3年內發表的9592篇論文的統計，基礎學科、生物學科、農業學科和應用學科不同種類文獻被引用率隨時間變化情況（稱為文獻使用壽命）也不同，基礎學科文獻使用壽命長，而應用學科文獻使用壽命短。[11]加菲爾德曾把被大量引用的論文的被引用情況分成5種類型：高速飛彈型、流星型、遲開之花型、雙峰型和持久型。[12]

由於不同學科發展歷史狀況不同，以及事物發展和人們認識的差別，儘管整體上論文的最大引文年限一般在論文發表後的第二年，但實際上存在着很多特殊情況，而科學論文的評審時間總有一定的界限，因而必然存在一些論文，可能因為內容的深邃性或學科發展的不完備，在人們評審的時間段內引用率並不高，但在某個時間段之後卻會獲得較高引用率。科學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若一味地以引用率大小來論成敗，就難免有失偏頗。

2.5 僅僅依據引用率一項指標，不能說明真實情況，也難以令人信服

按照目前的科學評價趨勢，SCI是以論文的引用率來衡量論文質量高低的，通常情況下，論文的引用率越高，則論文的質量被認為越好。然而，人們發現，有一些論文具有較高的價值，但它們卻並沒有較高的引用率，相反，有些因觀點錯誤而被批評的文章被引頻次卻相當高。例如，有這樣一些研究論文，起着結束某些研究領域的總結性作用，它們在以後可能將很少被引用，但不能說他們的論文和研究工作並不重要。也有這樣一些論文，因觀點已被廣泛傳播，並為眾人所熟知而不加引用；或者一些重要的論文在發表不久後即被他人類似的重要論文所代替，而很少再被引用，按照SCI引用率統計，這些論文的引用率也許並不高。在科學史上，不難發現這樣的事實，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發現了相對論，並發表了關於相對論的重要論文，沃森（James Dewey Waston,1928--）和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發表的關於DNA雙螺旋結構的論文，都是劃時代的偉大發現，卻都因為發表以後不久便被認為是普遍承認的常識，而並未能得到應有的高引用率。另一方面，科學史上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一些科學論文，在它們發表以後，得到了很高的引用率，但過後卻發現這些論文並沒有什麼價值，甚至這些引用率很高的論文，原來都是錯誤的。1903年，在陰極射線、X射線、貝克勒爾射線發現之後不久，關於射線的研究風行一時，這時著名的法國物理學家伯勞得老宣稱自己也發現了一種新射線，為了紀念他家鄉的城市Nancy, 他把它命名為“N射線”。在數年中，在最著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了超過100位科學家的300多篇關於這一發現的論文。而且，還有許多科學家致力於重複伯勞得老的試驗（因伯勞得老宣稱缺乏所需的實驗器材），甚至，有超過40位的物理學家聲稱檢測到這種射線，但後來這一發現卻被證明僅僅是人的錯覺。[13]由此可見，如果僅僅根據引用率來評定科技成果，就很難完全評定出經受起歷史考驗的研究成果，有時甚至會評出錯誤的結果。

對引用率高的論文的看法，有一些被引科學家，其中也包括相當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就認為引用率高，並不一定就表示論文很重要，海涅·富蘭克·卡潤特（Heine Fraenkel-Conrat）及其合作者都認為，每人至少可推出比被引最多的那篇更重要的另外10篇論文。[14]往往一篇論文被大量引用，並不是出於它內容的精闢，而是由於它裡面所談方法的新穎。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被大量引用的論文中，方法方面的論文占很大優勢。例如，一位名叫Oluver Lowry 的人在1951年所寫的一篇關於方法方面的論文，到1990年被引用已經超過了20萬次。[15]

2.6 因文獻收錄不全而導致較大的漏檢率，限制了SCI評價的全面性和公允性

引文索引不僅以文獻的引文條數決定文獻在索引中重複著錄的次數，而且該文獻有多少次被引證就得著錄多少次，造成整個索引體系極其龐大，編制工作量大、價格也昂貴。這造成它不便於被收藏和普及，儘管有這樣龐大的體系，但SCI 僅收3300種期刊反映全部自然科學研究的引文情況，而目前全世界科技期刊總數約10萬種，每年發表論文不下300-400萬篇。[16]由此可知，無論怎樣選擇期刊，也難免收錄內容的疏漏，使相關文獻的查全率較低，從而影響引文檢索的效果。因此作為面向全部科技領域的綜合性索引體系，SCI實際上並沒有覆蓋世界上所有的學科領域，而只能覆蓋重要的、公認的、主流的學科，對一些局部的研究領域就無法反映，因此也無可避免地會導致漏檢的存在，既然存在漏檢，也就使其評價的全面和公允性受到限制。

2.7 SCI來源期刊地域分布不平衡及語言障礙等因素，使SCI不適於作為我國通用的評價標準

SCI來源期刊的地域分布存在着明顯的不平衡性，與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水平與綜合實力並不完全成正比。在來源期刊的收錄上，ISI側重於美國及母語為英語的地區及英文科技期刊，一些高水平的科技刊物往往由於出版地或語言因素而沒有被選收。對我國來說，近幾年所使用的SCI數據中我國期刊的採用一直很少，1997年SCI印刷版收錄中國期刊僅有9種，我國出版的數十種數學專業雜誌竟都未被選收，這直接導致了SCI對中國學者的報道偏少，很難設想用這樣一個評價標準可以涵蓋多數中國數學學者的工作。因此，以SCI為參照，鼓勵部分科技人員向世界最高水平衝刺，和用SCI為標準，評價所有科技工作者的日常科研成果，是兩件相互聯繫又不盡相同的工作，混淆二者的區別，就可能導致將SCI標準的濫用，非但不能充分調動多數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反而可能導致群體科研信心的散失。

被SCI收錄的科技論文，一般都用英語書寫或至少要用英語規範書寫文摘，對1997年SCI收錄我國科學家的論文情況進行統計：收錄總數為10，033篇，其中8，325篇發表在國外刊物上，占發表總數的83%，國內發表僅有1，708篇，占17%；而從語種分布上看，以英語撰寫的論文有10，011篇，占論文總數的99.78%，以中文撰寫的僅有10篇，占0.09%，以法、德、俄、日文撰寫的論文為12篇，占0.12%。[17]可見，東西方語言差異，不利於我國科技成果走向世界。在這裡，我們該思考另一個問題：儘管我國近幾年來一直重視英語教育，但對我國學者總體來說，像用漢語一樣流利準確地用英語書寫論文，還是有一定難度的，而英文書寫不規範，也是我國科技期刊難以入選SCI的一個重要原因。那麼，如果僅用SCI一個標準，就難以評價以中文發表在國內期刊上並且沒有被SCI收錄的高質量論文。例如，1991年-1995年間，我國著名神經外科專家王忠誠院士在腦外科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科學成就，他工作的單位被聯合國列為世界三大基地之一。王忠誠院士在這段時間裡發表了14篇論文，其中13篇發表在《中華神經外科雜誌》上，一篇在《天津醫藥》上，但SCI上只有他的一篇論文，還是發表在SCI所收錄的我國英文版期刊《Chin. Med. J.》上。[18]又如，我國已故著名數學家、北京大學的廖山濤教授前些年關於微分動力系統的研究結果，都是國際第一流的成果，但並沒有在國外發表。[19]

事實表明，地域分布及語言障礙等因素，使我國一些有影響的科技論文，在SCI計量中無法獲得較高的引用率，因此也影響了SCI標準對中國學者評價的準確性。

2.8 SCI對多作者合作論文的榮譽歸屬方式，不利於實施科研合作

當代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科學研究的群體化，由於多學科、跨學科研究的迅速發展，多位作者合作的論文大量出現。在SCI索引體系中，可提供來源文獻的前8－9位作者的姓名，如果我們要檢索某人論文被SCI收錄的情況，只能檢索到作為第一作者的全部信息，他與別人合著的並以非第一作者出現的論文則無法反映，這樣就等於一篇論文的榮譽全部被歸於第一作者。關於如何劃分多作者合作論文的貢獻大小問題，爭議一直較多，SCI把全部貢獻看作為第一作者的，操作中我們認為有很多不合理的一面，許多時候，科研論文的作者對論文做出的貢獻可能大體相當，甚至一些論文並不是按照個人貢獻大小來排列作者順序的。現實社會中，科研合作的形式及範圍也是極其廣泛而複雜的，如不同單位間的合作，各國對合作署名順序的習慣安排不盡相同等等，按照SCI，非第一作者的單位，將不能直接檢索到本單位人員在科研合作中的貢獻。因此，如果我們完全以SCI反映的論文數及引用率數字去評價科研成果，而不作具體分析，將極其不利於科研團體及個人之間科研合作的開展，長期下去，將非常不利於科學的正常發展。

2.9 使用“SCI標準”，不適合於評價應用研究成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分成三個層次：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其中只有基礎研究成果主要表現為科學論文、專利等形式，也最適於利用SCI進行評價；而應用研究成果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應用前景上，開發研究成果的價值則表現在商業價值的實現方面。雖然這些研究工作成果都會以科學論文形式表現出來，但人們發現，技術類研究成果的論文，被引用率要比基礎研究方面論文的被引用率低得多，技術類研究成果的論文，每篇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也要比基礎研究方面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低得多。[20]如果採用一刀切的做法，對全國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等，不管他們的具體研究狀況，非要給他們定出SCI中的論文數及引用率指標，由此形成的社會壓力對我國科技的發展顯然是弊大於利，甚至導致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研究比例關係的失衡。

除了以上幾點外，SCI作為評價標準還存在其它一些問題，例如有人指出SCI索引體系編制時間較短，不如一些有着悠久歷史的傳統的分學科的檢索工具優越；當某些刊物在世界上以多種語言出版時，這些刊物上論文的引文會被重複統計，給引用率統計帶來誤差；在某些特殊領域，比如一些涉及國家機密的國防科技研究，由於其控制傳播性，也無法利用SCI引用率作評價標準等。凡此種種都表明，把SCI評價標準絕對化，極可能導致我們對科研成果最終評價的判斷失誤。

3 過分強調SCI標準導致的一些負面效應

當前，我國不少科研管理部門、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在特定輿論影響下，較為過分地強調了科研人員在SCI高影響因子刊物上發表論文，甚至許多部門不加區分地把1篇在國外發表的論文等同於2篇或多篇在國內發表的論文，給我國科技發展帶來一些不利影響。

首先，造成我國科技論文的大量外投。統計表明，自1983年以來，我國科技論文在國內發表所占比例一直在減小，1985年在國外發表的論文占總數的74.2%，從1993年開始，近85%以上的論文都在國外發表。[21]對於把科技論文發表在國內還是國外好，尚有很大爭議，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有利於我國科技發展和學術交流，一些在國外發的論文可以增進與國際同行的交流，應該鼓勵，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有一些論文多半只是為了圖個洋名，甚至它們的大量外投還造成國內同行間信息交流的中斷，甚至導致國內某些科研項目的重複建設，造成國家科技資源的巨大浪費。優秀稿源的大量外投造成另一直接後果是，導致我國科技期刊質量的下降，因此更不利於我國科技期刊入選SCI。其次，我們應該注意：引進SCI作評判標準，是為了使科研成果評審更具有公正性和客觀性，近年來，實際的作用卻在逐漸發生演變，一些科研人員寫的文章一定要進入SCI，否則會影響職稱的評定、獎金的發放，甚至直接影響到日常的生活水準。60年代的美國，在教授們之間流傳的口頭語是“要麼發表文章，要麼滅亡。”教授們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教學質量也隨之下降。[22]這種歷史的教訓在今天則更應引起我們的注意。據統計，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也並不是有很多論文。根據有關技術創新專家的統計分析，“我國科研人員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獲得什麼獎和發多少論文，而美國的科研人員更注重成果的商業利益。”[23]儘管這可能與我國現有的多種科技政策有關，但過分強調SCI標準不能不令人擔心，我們是否正在走入科研評價的誤區。

片面強調SCI導致的不利影響還有很多，例如,一些人為了查全論文的收錄和引用情況，花很大代價去進行國際聯機檢索，不僅耗費了大量經費、更浪費了寶貴的科研時間；更有甚者，由此造成的在科學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思想，以及重視理論輕視實踐、重視理科輕視工科的風氣，更將是後患無窮。其它的一些負面影響，限於篇幅，本文不再逐一列舉。

4 恰當運用SCI評價標準的對策建議

SCI在我國作為一種科研工作的評價標準儘管存在種種問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觀性、公正性和定量化的評審效果，尤其在我國目前缺乏健全的專家評審制度的情況下，SCI標準更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們研究SCI標準的局限性，並不是要徹底否定對這一標準的使用，而是希望能夠更加完善對SCI標準的利用。

鑑於SCI存在上述問題，我們建議：（1）應該全面分析由SCI檢索到的數據，儘量保證統計數字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像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由於存在着引用行為的複雜性、漏引現象、不同論文獲得較高引用率時間上的特殊性、文獻收錄不全導致的漏檢率等因素，引用率大小同論文質量並沒有完全的等同關係。在實際評估中，不僅對引用率較接近的論文要作具體分析，就是對於獲得高引用率的論文也不該就以數字說了算數，應該分析一下論文對於科技界的影響和實際的價值。（2）合理運用我國自己的科學引文索引。由於我國在SCI中的收錄期刊較少，導致我國文獻檢索範圍不夠，以及語言障礙等不利因素的存在，因此，發展好我國自己的引文索引已是當務之急。中國科學引文索引已於1995年問世，但它的收錄範圍急待發展，因此，我國應該儘快發展一批有影響的期刊，並建立起規範的從審稿到刊表的制度，從而有利於儘快辦好中國的科學引文索引。（3）正確把握科研評審的角度，確保評審的公正性，使其對科學研究的現實發展保持有利的、正確的導向。不僅對於基礎研究、應用和開發研究要注意運用不同的評判標準，就是基礎研究內部也要把握好不同方向研究的現實狀況，不能把研究者都導向有利於被SCI收錄和獲得高引用率這一個方向，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揭示和認識自然規律，而SCI只是人工編制的文獻檢索工具之一。我們可以去使用這種工具，但使用不是目的。此外,在新興學科、非主流學科等領域披荊斬棘的科學家們，他們的工作受到的關注及榮譽可能較少，科研評審對他們應該給予合理評價，以利於科學的全面發展。

對於科研成果評審，我們認為我國最終應該建立起專家評審和科學引文計量相結合的制度，尤其是同行專家評審為主，科學引文計量為輔助參考的制度。專家評審制度的缺點是容易使評審結果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特別是在不能超越人際關係和利益衝突時，專家評審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將受到嚴重威脅，而專家評審和引文計量相結合，可以取長補短，從而更有利於公正地評審科研成果。科研成果評價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但為了使我們的評價更加客觀公正，對評價體系本身的評價也應該不斷升級完善，本文正是這樣一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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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曉莉（1955－），女，北京人, 中國科技大學圖書館文獻檢索室，館員(irw@ustc.edu.cn) ; 葉良均（1972—），男，安徽合肥人，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哲學專業碩士生 (yelj@mail.ustc.edu.cn)；徐飛（1961—），男，江蘇揚州人，中國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xufei@ustc.edu.cn)；姚政權（1972—）男，安徽巢湖人，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專業碩士研究生 (yaozq@mail.ust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