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才回流的大時代
隨着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自由化，中國大陸出現大規模人才回流潮。這些回流人才以所得考慮者少，以追求機會和希望者多，顯示這一代中國秀異分子建國的意願；一個新的社會已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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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時報》二零零零年底一篇長篇報道指出，隨□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自由化，一個新的「人才回流」時代業已開始。

該報引美國移民局、教育部、國務院等方面的資料指出，單單在二零零零年一年內，由美國回流的中國留學生及學人總數，即多達一萬五千人。許多已進入美國主要研究機構如「國家癌症研究中心」等的研究人員，寧願放棄高薪工作回國領取較低薪資，理由是：中國大陸有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紐約時報》估計，這種大規模的「人才回流」，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主要現象。

除了《紐約時報》見微知着，早已察覺這種趨勢外，最近美國KnightRidder報系一篇特稿也指出，過去兩年裡，一種非常戲劇化的人才流動已在中國大陸出現：不但本身外流人才大舉回流（這些回流者被諧稱「海龜」，指他們由海外回歸），甚至美國人、香港人及其他定居美國的華裔，也有向中國大陸流動的趨勢。而這波人才大流動，其實又和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深化紮根有密切關係。它創造出專業人才的高度需求，而這種需求又向其他部門擴散，許多人有了創業的機會，許多人則在行政管理、教育研究、法律諮商、投資理財等領域找到可以發揮的空間。這些跡象顯示，此刻的中國，由於加速現代化與全球化，已進入了快速體製革新與擴張的新階段，這乃是人才往中國集中的最大動力。中國這一波人才流動，無論從經濟史或整體大歷史的角度而言，都有□史詩般的重要意義。

人才的流動，是二戰後經濟學的研究新領域。當時美歐持續擴張，對發展中國家形成了極大的人才「拉力」；相對的，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後及不自由，又對人才造成「推力」，這種「推□拉模式」可以解釋大多數戰後人才外流現象。人才外流國家由於無法經由改革與發展，使「推力」轉換為「拉力」，甚至造成所謂「人才漫流」現象□□外流人才縱使在外無法獲得好工作及發展抱負，寧願滯留也不願回歸。這種人才外流甚或「人才漫流」現象，一九六零年代達到頂峰，許多學者對此感到憂慮，認為人才持續單向流動，將使人才配置永遠失衡，發展中國家將永無出頭之日。

不過，這種情況終於在七零年代出現轉折。貿易的擴大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獲得成長動力，成長與隨之而來的改革，終使得推力與拉力開始趨向平衡。這種情況在亞洲的南韓、香港、新加坡、台灣可找到相當一致的軌跡。由此顯示，人才流動在經濟、社會或政治上有□重大意義。當一個國家由「人才外流」轉為「人才回流」，意味□這是充滿了希望的新時代開端，也是政經社會大進步的預兆。

因此，二十一世紀伊始，中國大陸出現人才回流潮，就中國長期發展而言，殊堪喜賀。中國大陸的人才回流，在許多面向上，甚至改寫了近代人才流動的模型：

其一，從人才外流與回流的時間差距而言，不過短短二十年，這麽短的時間殆為舉世未見。由此可見大陸過去二十年取得多麽驚人的進步，足以化「推力」為「拉力」。這當然與其「大陸型經濟」(continentaleconomy)格局，以及由此創造出的結構有密切關係，這種格局不但使得人才回流，甚至讓歐、美、日和大中華經濟圈其他成員的人才，也往它那邊移動。人才往哪裡，希望就到哪裡。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政經社會的加速發展已可預期。

其二，中國大陸並非高所得國家，縱使是回流人才，其所得多半不會高過西方，換言之，多半回流人才為了所得的考慮較少，為了追求機會和希望的比重較多。這顯示近代中國儘管波折起伏，人民對國家社會終究保有完整的認同，這也是人才回流的主要動力。大陸的人才回流儘管以商務管理方面較多，科技、文化、社會公益、教育、法律等方面的人才回流也極明顯。人才如此全方位的回流，隱隱透露這一代中國秀異分子「建國」的意願，或許這才是中國大陸人才回流最值得注意的一點。KnightRidder報系的分析即指出，隨□如此的人才回流，一個新的社會已可預期。

近代經濟學，尤其社會經濟學，已對人力、人才的要素愈來愈重視。秀異人才不單是一項生產要素，更是知識資本與文化資本；人才的流動方向，不但左右經濟的榮枯，更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短短二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由人才的淨出口國，逐漸轉變為淨入口國，不但以前的「人才外流」翻轉為「人才回流」，更磁吸□其他國家的人才。

當人文薈萃，菁英畢集，創造的優勢即會不斷增強。由這一波人才流動，或許我們真的可以說：一個新的大時代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