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讀了劉禾女士在國內出版的《跨語界書寫》一書，感觸頗多，結合這些年來我所觀察到的留學人員和海外華裔學者對中國學術和政治發展的重大影響，覺得有必要對留學生的文化認同及其人格特徵做一些分析，因為這是他們進行學術研究時的出發點和選擇政治立場時的價值基礎。近來正值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海龜”們忙着回國創業，“海龜”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一時成為熱門話題，這一問題也就顯得格外有意思。
看《跨語界書寫》一書的最突出感受，或者說感受到的最突出矛盾，就是作者對西方話語（薩義德的《東方學》，很有趣，不是嗎？）的透徹理解和運用這一理論對中國問題進行分析時的倉促、盲目與疏漏。書中對薩義德等人理論觀點的引用與闡述，說實在話，非常精彩，是學術追風族們望塵莫及的，說明作者確實在上面下過大功夫，對相關問題確實有真知灼見。但一看到作者運用這些理論對中國的問題進行的分析，卻大失所望，頗有虎頭蛇尾之嘆。初以為是作者對國人的怠慢，很有幾分憤憤不平，但結合平日的思考和觀察，再細細思量，發現事情不是那麼簡單，中間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值得探討，而且這不僅僅是劉禾一個人的問題，很多留洋歸來的學者和其他人士，甚至整個中國學術和思想界，都存在類似的問題，即認同危機。
現在看一些思想性的文章（不是學術性的，因為目前中國學術界探討的多是外國人提出的話題，有些洋味是正常的，如果能夠做到原汁原味，那更是功夫），包括何清蓮女士那篇分析中國目前社會階層的著名文章，都有一種感覺，就像在看一個外國人以他自己的視角在分析中國的問題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很簡單，用敘事學的話來說，就是敘述視角出了問題。作者在構架這些文章時，幾乎全部採用的是西方各種學科和流派的理論框架，以這種種洋貨為樹立和建構自己視野中的中國社會的骨架和基石。眾所周知，任何理論框架都不是人類先驗具有的，都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在特定時間的產物，也就是說，理論框架自身就是一種對世界進行梳理和建構的視角，這一視角有它自身的立足點和價值取向基礎，用它來對中國的問題進行分析，水土不服自然是免不了的，表現在兩個方面：1、理論框架自身的邏輯結構與中國社會現實表現出來的結構不吻合，有明顯的矛盾，硬用洋理論來套中國的現實，難免削足適履，得到的結果不免像空中樓閣一樣不踏實；2、本土的研究者對非本土的視角不可能完全認同，因為他們生活在這個國家和社會中，他們對這個國家社會歷史的關注，並不是出於挑戰智力或純粹知識的樂趣，更多的是一種愛恨交織的情感驅動。視角不單單是理智的問題，理性的理解替代不了視角中內涵的情感與價值認同，外來視角在根本上不可能滿足本土研究者的要求，因此本土研究者對外來視角的態度也呈現為兩面：用它來構架文章結構，但在情感上並不認同由此構架出來的秩序，這在敘述中呈現為作者視角與文章視角的分離，文章是作者寫的，但在他看來那是一個異己之物，作者在情感上並不認同寫作時進入的視角，這一視角無法表達他對社會歷史的情感體驗，但又不得不進入這一寫作視角，他是站在別人的立場上，借別人的眼睛觀察和寫作，他寫的東西自然不可能加入作者用第一人稱敘述時所帶的情感生命。這在讀者看來就是寫文章的人並非與自己共享同一現實和歷史的同胞，而是與自身喜怒哀樂沒有直接關係的外鄉人，國人對思想性文章的疏遠感就來自於此。
這一現象被思想界稱為“失語症”。家鄉話過時了，對許多新的東西不單沒法深究，有的就連名字都沒有，但洋話即使勉強能夠表意，卻也不能達情，我們不會說話了。國人對此要麼哭天搶地，大罵如今人心不古，數典忘祖，頗有幾分“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要麼乾脆大腳一揣，祖宗的，大大地壞，不要不要。洋鬼子的，好，全要全要；還有辯證法學得好的，來一個矛盾的辯證統一規律的活學活用，宣稱建設新世界必須以“揚棄”的態度對待一切人類文化遺產，但這個新世界是什麼？誰也說不清。其實，“失語症”的“病根”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認同危機，說得明白一點，也就是當今的中國思想界對“我是誰？我今後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這樣一些我們經常拿來考問兒童的問題，沒法回答。當被考問的兒童面對這些問題張口結舌，不知所云時，我們也許出於各種考慮不會當場暴跳如雷，但必定會在心中暗暗嘆口氣，“這個小孩，不會有出息，只求別廢了。”那我們這些所謂的成人和搞人文社科的，如何面對這一問題呢？我們對自己的評價又如何？我們敢去想這個問題嗎？想到的能夠並敢於表達出來嗎？我們有這份勇氣和能力嗎？
劉禾在《跨語界書寫》一書中體現出來的是這一問題的一個變種。對劉禾而言，就像很多身在海外，安家立業，事業蒸蒸日上的華裔學人一樣，他們的認同，很明顯，已經不再是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和國家，而是他們現在生活的富饒強盛的他鄉異邦。他們與中國、所在國的關係，與中國傳統中嫁出去的女子與本家和婆家的關係極其相似，女子一出閣就不再是本家人，而是婆家的人，吃、穿、住、用、生、死，都圍繞婆家展開，她與本家的關係只構成她在婆家所處關繫結構的背景，本家的興衰成敗，只能以間接的方式影響她的生存，但對這一影響的巧妙操作，卻可以成為她在婆家關繫結構中謀求有利地位的手段之一。仔細分析一下近年來打着各種旗號所謂的海外學人學術返鄉熱潮，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種運作模式：1、身居他國，處於社會文化的弱勢群體中，在事業和社會生活中無法進入當地的主流社會；2、轉向當地主流社會目光投向的區域之一：國際影響日漸擴大的中國，把重返中國當作進入當地主流社會視野的方法，而中國正好渴求進入西方視野但苦於無恰當的媒介，兩者一拍即合，於是出現學術返鄉熱潮；3、完成進入西方主流社會視野的宏願，功成名就，離開中國。從這一運作方式看，與一名新貴家庭出身嫁入世家大族，聰明而頗有手腕的女子運用本家影響溶入婆家的過程何其相似。仔細分析劉禾的書可以看出，她的興趣和關注所在，已經不再是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是她生活的社會中她所處的是弱勢社會群體這一事實，以及在這一現實下如何維護併力圖改善其自身的權益和地位的問題。她對賽義德理論的運用，並對這一理論產生有相當的共鳴，原因也就在此，而不是源自對其“本家”的關愛。
如果就其本意看，劉禾的書和其他類似的書一樣，有其自身的價值，他們認同的改變，本身並不是一種罪過，這是個人的選擇，他們有這種選擇的權力。但問題是現在學術界和思想界似乎形成一種“共識”，完全無視認同改變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仍把類似的著作看成我們學術和思想的範本，看成是對我們歷史和現實問題深入思考的成果加於宣揚和推崇。這種做法，不但不可能改變我們現有的認同危機，還在更大程度上加劇了這種危機。
當然，並非所有的留學生和海外學人都是這種心態，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認同態度在“海龜”們中間絕對不是少數，這從近來電視中大力宣傳的幾個成就不凡的“海龜”身上可見一斑。吳征、楊瀾名聲已臭，不算在內。那幾個口口聲聲回國創業是難於割捨對祖國母親的愛的人，當年都是公費出國，但都一去不返，還把老婆孩子都帶出去，成了正式的“洋人”。現在以洋人的身份回國辦實業，家仍留在國外。但就是這樣的“兩頭跑”，在堂堂國家電視台的口中居然成了不辭勞苦，心繫祖國的最好體現，而其背後的認同差異根本無人過問。
有所認同的人，無論他們的認同是什麼，都比無所認同的人在行為的目的性上要強得多，留學生中的很多人，並沒有劉禾等人的才能與機遇。他們離開祖國時，很多人在心理已經不再認同這個家了。當他們在海外感受到生存的艱辛，無法溶進當地社會時，幻想中的認同也破滅了，很多人成了無所認同的人，沒有“家”的人，唯利是圖和自私自利代替了以認同為基礎的一些價值取向和情感關懷。無論上面所說哪一種人，在目前的情景下回國，都會成為社會引以為榜樣的人，想象一下，一群迷茫的人由一些三心二意或乾脆是瞎子的人帶路，後果會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