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們真是煞費了一番苦心，居然想出了如此對策來緩解國內外對學術腐敗的壓力。先有張存浩院士率團考察歐洲於前；又有許智宏院士諸公取經美國在後。如此轟轟烈烈、摩肩接踵欲求一清白，非但曠古未聞，我想舉世也該無雙吧。哈佛校長薩莫斯的反應就是明證，這些狂妄的西方人竟然不能理解這份虔誠！不過，依我輩生性駑鈍、孤陋寡聞者看來，此舉除了浪費些納稅人的血汗，增添點無聊人飯後的談資，實在不會產生什麼積極效果。關於這一點，亦明君和木某君的分析可說是入木三分的。但既然明明是賊喊捉賊，還有趕着鴨子上架的必要麼？其中奧妙似乎還有進一步分析的餘地。

　　說起堂堂學者，不禁讓人想起一個流傳在德國哥丁根的故事。

　　哥丁根大學坐落在一個風景秀麗的山谷中，大學旁邊有一個小村莊，一條清澈的溪流從村莊中間蜿蜒流過。從前每年春天，幾隻白天鵝都會飛來這裡。當地的居民們很以這幾隻美麗的動物為驕傲，經常投些食物給它們，所以天鵝根本不怕人。後來，一個中國人被公派到哥丁根大學作訪問學者，他們一家在村莊裡租了一處房子。幾天以後，美麗的白天鵝不見了。人們四處尋找，最後在中國博士家的垃圾里發現了帶血的鵝毛。通過警局調查，證實天鵝被博士一家吃掉了。這位博士一家當時立即就被哥丁根人趕走了，其後是否衣錦還鄉，教授、博導、院士步步高升不得而知。

　　哥丁根人的反應和哈佛人何其相似！只不過一個主動出擊，一個不合作。差別的原因就在於哥丁根人的利益被侵害了，而哈佛人是旁觀者。但我相信此君是有作院士的實力的。因為這麼美麗而安詳的動物，他居然也下得去手；因為明知不是自己的東西，他也一樣敢抓來吃。我想權利、金錢和地位是比天鵝肉更具誘惑力得多的吧。就是這樣一些連起碼作人道德都不及格的人，卻在我們的學術界遊刃有餘，通過層層關卡，便宜占盡名利雙收，甚至爬到了學者金字塔的頂峰，搖身變成了院士。他們怎能不腐敗？　

　　理想的人才選拔機制應該是“淘盡黃沙始見金”，然而事實俱在，我們一直進行着的卻是逆向淘汰，最後留下的往往都是沙礫。對於這一現象，國人早已習慣的“舉薦”制度難辭其疚。被專制文人標榜了兩千多年的“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只是聽起來道貌岸然，前半句不過是高高掛起的“羊頭”，後半句才是雜陳案上的“狗肉”。因為在專制社會，皇帝特權階級為了維持統治的需要，必須營造一個利益共同體作為統治人民的國家機器，這是任人唯親存在的客觀基礎。劉邦公開宣布“天下非劉氏不可以封王”是個極端，官僚網絡還是要不斷從社會各階層吸收人才來維持，而人才被選拔的前提就是其對“裙帶關係”合理性的認可。因為這個裙帶體系，不過是整個官僚體系的組成部分，是將新來者融入舊體系的絡索。舉薦制度通過偷換概念，使黨同伐異變得名正言順，進而通過集體腐敗使整個士大夫階層凝固成反人民的鐵板一塊。專制統治者一方面宣傳“人之初，性本善”的教條，言外之意，如果誰考慮自身的利益，就是錯的；另一方面，又將“黃金屋、顏如玉、車馬簇”之類的誘惑擺在知識分子的面前，讓他們處於一個兩難的選擇境地，一方是作人的良心，一方是切身的利益。當然，不獨知識分子，除了少數超人或弱智，人們的選擇都會是後者，因為和善良一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人之天性。孰先孰後自不待言，“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古人早已明鑑。

　　舉薦制度勢必造成整個統治階層工作能力的不斷退化，因為“廣結朋黨即可胡作非為；溜須拍馬方能青雲直上”的遊戲規則阻斷了正直正義之士的進身之路。專制時代為了緩和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又引入了科舉制度。無論八股文如何呆板和迂腐，但它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平台，在總裁判官皇帝那裡，裙帶關係的作用被有效地弱化。而現在，我們廢除了科舉制度，卻沿用更加糟糕的舉薦制度，今天學術界的烏煙瘴氣也就不難理解了。而西方學界的風氣之所以較我們的狀況好得多，因為在那裡，評價一個人的才華與功過，不僅僅是他或她的上級或上上級的一言堂，而是同行，是群眾的意見。這一招雖然簡單，但是妄想靠一群攀迎附會者去移石攻玉未免滑稽。解決這個問題，顧准先生的論斷可以說一語中的：“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取的方法。”

　　學術腐敗的產生，不止源於學術界內部的盤根錯節，更孳生於學術界對於政治的依附臣服。科學本身是不斷追求客觀真理的過程。“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也，而非一時一地之真理也。……唯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聖之所存也。” 王國維先生儘管後來犯過糊塗，但在講這段話的時候無疑是清醒的。他還說：“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學術一旦屈從於當權者的庸俗實用主義，淪落為為一人或一黨服務的姘婦，求其多產畸胎可也，求其凌凌風骨實在是春秋大夢。明萬曆年間，利瑪竇先生不遠萬里把《幾何原本》介紹到中國的時候，歐洲的科學也剛剛起步。然而四百年間，歐洲產生了牛頓、高斯、愛因斯坦等無數大數學家，而我們的專制文人們卻把它當作機巧末業束之高閣。儘管後來中國學人終於被鴉片戰爭的槍炮聲驚醒了，但也許真的是痼疾太深，學術界的手術一直是只動皮肉、不傷筋骨。所以非常遺憾，直到今天也沒能再造出一個以科學為終極目的的學術界，也就無怪乎腐敗橫行了。

　　俗語有“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說法，當然是我們這些永遠學不會如何去“沖院士”的人自嘲用的。不知道對於這些不但吃天鵝肉，甚至把民族國家利益和道德良心都當天鵝肉吃掉的人，該怎麼稱呼。用“科學院士”是不妥的，因為會連累到很多無辜者，多數的院士的學品人品都是值得人尊敬的，所以還是早日把他們從院士隊伍里踢出去為好。中國的院士隊伍的純潔，需要的不是“自律”，而是“過濾”。將一些泛起的沉渣除去，還學術以清流；放開無聊的條條框框，張揚起陳寅恪先生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人個性。

　　參考文獻　　顧　准 《科學與民主》　　李慎之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木　某 《從院士代表團“取經”碰壁說起》　　亦　明 《是東施效顰，還是邯鄲學步：評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長拒之門外》

　　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