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錢鍾書

錢鍾書先生悄無聲息地走了，他的骨灰已被深深埋入北京郊區的泥土中，真正做到了了無痕跡。斯人已去，對於這個在國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要“蓋棺論定”似乎還早着，儘管對他的稱譽和詆毀早已不絕如潮。

過多的詆毀如烏雲障目，通常使我們看不清本人的真面目，而錢鍾書先生長年來閉門謝客，專攻學問，確實讓我們感到他正如他傳記中的開頭兩句：“獨來獨往在人生的舞台，他的神秘一如他的風采。”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了他近百萬言的《管錐編》，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圍城》之後，錢鍾書這個兼有學者和作家雙重身分的名字漸漸風行全國，為世人所知。有外國記者如是說，“來到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看萬里長城，二是見見錢鍾書。” 雜文家舒展亦把錢鍾書比作“文化崑崙”。

以於錢鍾書先生的學術和創作，近年來一直有很多非議，比較偏激的是北大的余杰、孔慶東等人的文章。這類文章都有個特點，那就是總是用廖廖七八句話輕描淡寫地否定別人的全部著作和整個一生的功績，而且還似乎振振有詞，頭頭是道。他們不把筆鋒對準社會中醜陋的一面，反而指向我國碩果僅存的大學者，抱着罵名人使自己出名的信條，真有點居心叵測。十九年的聲名之累，我想甘於寂寞的錢鍾書先生一定備受了折騰之苦，不然他何以有“凋疏親故添情重， 落索身名免謗增”這樣的詩句呢?

關於對錢鍾書稱生的批駁和貶損，我認為這涉及到如何為錢鍾書先生定位的問題。定位不好，則現實與期望背離，自然頗多怨詞。錢鍾書先生是用一生的時間來作學問的人，他一生澹泊，與世無爭，當然不屬於“文化旗手”，“筆的鬥士”，“時代先鋒”一類，儘管如此，他仍是卓越的，在學術上他對中外文學進行的“打通式”的研究，開了一代風氣，指出了中國學術研究，文化研究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他的煌煌巨著《管錐編》、《談藝錄》是壁立千仞的學術著作，並非通俗讀物，有人以深奧難懂為由來指責，顯然是很可笑的。 錢鍾書先生雖稱不上是以現實關懷為己任的大作家，但他對社會對人類也絕非漠不關心。作為他成就的另一面——文學創作，他是現代文壇上獨一無二的諷刺為基調的小說家，深刻揭示社會，人類陰暗面的小說家。他那枝魔杖般的筆，犀利，機智、俏皮，將社會，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態，都鞭撻得無所遁形。我們的作品不僅要謳歌真善美，抨擊假醜惡也是同樣重要的。錢鍾書先生的長篇《圍城》，短篇集《人獸鬼》，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均是基於此而創作的，數量雖少但份量卻絕不輕。另外，他對我國外語界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他主持翻譯的《毛澤東選集》英文本幾近完美，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很多人學英語便是依據這套書來學的。我國很大一批外語教育、翻譯界的巨擘都是他當年的弟子，如許國璋、李賦寧、穆旦(查良錚)等人。許國璋曾在他一本文集很短的自我介紹中特別提到錢鍾書先生：“大四時問學錢鍾書師，畢業後仍時往請益，小叩大鳴，五十餘年矣。”由此一斑，即可見錢鍾書先生對我國外語教育的莫大貢獻。

曾有人以人格軟弱為由批評過錢鍾書先生，在這裡我只想用兩個小例子來反駁，1956年， 錢鍾書選注宋詩時全然不顧當時極“左”的思潮，堅持不選文天祥的《正氣歌》，因為他認為此詩歷來選本皆有，不必重複，且在有限的小選本中應選最有文學成就的，他為此事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但終于堅持下了。這使他在文革中多了一項“莫須有”的罪名。另一件事是他曾斷然拒絕了英國撒切爾夫人請他赴宴的邀請。這種狂狷耿介、特立獨行的風骨在中國文人中只怕是少有的。
先生走了，他的生平業績 是任何文壇屑小之徒都無法抹殺的。 我想竄改老杜的兩句詩奉送“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的人：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鍾書萬古流。

關於《圍城》

《圍城》是錢鍾書的一部“憂患之作”，作於抗戰末期動盪不安的上海，誠如他在序中所說的“兩年來憂世傷生”。書成後在國內流傳不久就銷聲匿跡了，倍受幾十年的冷落。牆內開花牆外香，《圍城》在國外卻享譽甚高。美藉華人，著名文藝批評家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他的評價引發了許多西方譯本的出現， 錢鍾書作為作家漸漸為世界所矚目。

《圍城》在國內受到的批判大致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圍城》漠視現實，沒有直接宣傳抗戰，沒有緊密地為現實鬥爭服務。這方面的批判是出書後不久即遭遇到的，說得不無道理，但以此來否定《圍城》的價值，顯然是荒謬的。作品的真正意義在於它的思想性，文學性，而不在於它的宣傳性。另一方面的批評認為《圍城》將人生，愛情，教育，事業諷刺得一絲不掛，太過尖刻冷峻。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反過來想，這恰是它成功的地方。惟其冷峻，才能深刻，這有點近似於俄國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偉大的靈魂拷問者。”

把很深的悲劇意味和濃郁的喜劇色彩巧妙的融合於一體，《圍城》處理得特別成功。它的藝術魅力來源於錢鍾書式的諷刺和幽默，錢鍾書式的絕妙好辭。《圍城》通過描寫怯懦浪蕩， 不學無術的方鴻漸留洋回國的種種遭遇，刻畫出褚慎明、董斜川、李梅亭、韓學愈、高松年、 蘇文紈等個性鮮明的人物，深刻鞭撻了知識分子庸俗、無聊、虛榮的劣根性。如方鴻漸40美金從愛爾蘭騙子手中買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韓學愈自稱自己奇醜無比的白俄老婆是美國血統， 李梅亭與蘇州寡婦勾搭調情，寫得無不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絕。如世上任何偉大的作品一樣，《圍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在諷刺極其成功的另一面不免透露出人生的無奈，儘管是真實的，但仍將消極情緒帶給了部分讀者。這是《圍城》主旨成功和失敗的微妙之處，也是遇到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不足以減損它的偉大，主旨的悲劇哲學意識將成為文壇上爭論的永恆性話題之一。

持否定態度的人一定否定不了這麼一個事實：《圍城》是中國小說的一個異數，一株奇葩， 是諷刺文學的典範和高峰，即使置諸世界名著間，也是卓然而獨特的。它在諷刺語言上達到的成就是無與倫比的，全收妙喻珠聯，警句泉涌，不少段落和語句堪稱絕筆。

總言之，《圍城》是一部奇特而不失偉大的小說，是獨一無二的文學現象，它不代表中國文化，也不與其他流派的小說一爭短長。對於讀者來說，它能帶給你閱讀的快意和沉思；對於文學史研究者來說，它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

關於《寫在人生邊上》

如果說《寫在人生邊上》——這本薄薄的只有十篇散文的集子是本了不起的書，肯定有很多人會不同意。但從我的角度來看，它卻是我最喜歡的兩本散文之一，還有一本是魯迅的《野草》。《寫在人生邊上》包含着人生冷峻與機智的思考，《野草》則包含着一顆火熱的家國情懷。一個是人生之外的觀察，一個是人生之內的體味,兩相參照，可以較完整地了解中國文人的兩種心態。
我認為這種參照是互補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個積極，一個消極。人生固然應該積極， 但我們有時何妨跳出人生之外去，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來觀察一下我們的人生呢? 這樣視野會更開闊些，在邏輯上，關於人生的思考也就更全面。假如人生是一本大書，我們如果能“有一種業餘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隨手在書邊的空白上注幾個字， 寫一個問號或感嘆號”， 不也有趣的很嗎?

《寫在人生邊上》題目看起來很隨意，但創作態度卻是嚴肅的。據說在出版之前，錢鍾書對其中每篇文章都仔細琢磨、修改了足有一個星期。《寫在人生邊上》雖是散文集，但寫作風格與《人獸鬼》、《圍城》的創作是相似的，同樣是用智者的眼光去洞察人類的種種劣根性。 手法與《管錐編》也是一貫的，“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中者少，所刺者巨”。談的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小問題，但在嘲笑和調侃的背後有着對社會現狀、人心道德的強烈的批判。 誠如人所說，錢鍾書有着一種蝸角兔毛皆見乾坤的智慧。錢鍾書身兼學者、作家兩重身分，這個特點使他的創作風格顯然與眾不同。他的語言就具有機智、幽默、雋永、精緻等諸多特點， 《一個偏見》開篇就是一句妙語：“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 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談交友》的開篇：“假使戀愛是人生的必需，那末，友誼只能算是一種奢侈； 所以，上帝垂憐阿大(Adam)的孤寂，只為他造了夏娃，並未另造個阿二。” 這些風趣別致的雋語，在錢鍾書的作品裡俯拾皆是。在現代作家中，我認為錢鍾書是揭示人類，尤其是知識分子種種病態最深刻的作家。在《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一文中，魔鬼對作者說，“現在是新傳記時代。”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看他為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在《吃飯》一文中，他說：“吃飯有時像結婚，名義上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把飯給自己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在《論文人》一文中他說：“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做文人。”“他們弄文學，仿佛舊小說里的良家好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炕， 此等可造之才無不廢書投筆， 改行從良。”這些不慍不火的調侃，很機智地榨出了人的靈魂中的“小”出來。 張愛玲曾有一句名言：“人生是一襲華貴的袍，裡面爬滿了虱子。”錢鍾書的文章好比一隻靈巧的手，掀開袍子，指着說：“你瞧! 這是虱子。”指出虱子的所在是文章的目的，至於你是不是動手去捉，那是誰也管不了的。

《寫在人生邊上》中的十篇散文都沒有故作高深地大談人生哲理，而只是從一些瑣事、 小方面入手，旁敲側擊地導出嚴肅的主題，確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錢鍾書先生學問博大精深， 豈是幾篇文章能評述詳盡的? 我這三篇隨筆，讀者朋友權且把它們當作寫在錢鍾書邊上的幾個驚嘆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