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 夢

我以前做過許多白日夢，現在醒來了－－才發現我曾經做過的：都是一些屬於全民族的大夢。這裡，我想談一談這些我們人性深處的大夢。

我覺得，中國雖不是一個宗教國家，卻是一個宗教情感最強烈的國家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宗教狂熱一場夢，“大越進”是一場宗教狂熱一場夢，“共產主義”是一場宗教狂熱一場夢，“公有制”“農村公社”等三面紅旗不曾是許多人真心實意的一場夢？昔日的辛亥革命與北伐戰爭不也是像一場夢嗎？今天的中國，“富強”仿佛是一場夢，“大國”仿佛是另一場夢。

大夢將醒……然而中國人的本能便是：去接着做另一場新的大夢。中國人就是這樣地接連做了兩千多年的大夢。

還有哪個國家或民族能象中國這樣：積極地造神，崇神，和在失敗以後造新神的呢？還有哪個國家或民族能象中國這樣：積極地虔誠地崇拜活人的呢？還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會比我們：在狂熱追求某一個社會或某一種主義上－－付出得更多呢？

不錯，無神的歷史的確能使我們自傲；但一想到我們民族歷史上的苦難，想到我們人民的怯懦、盲目與迷信，想到登峰造極的暴政和種種酷刑，想到深宮、宦官、教彷、守節、連座、滅門、文字獄、科舉、小腳、濫殺無辜與濫殺功臣……等等這些我們民族的特產，想到幾百年便來一次的徹底亡國，我不禁悲傷地想到：中國人是一個不幸得只能崇拜暴政－－連一口可靠的精神鴉片都沒有吸上的民族。

然而，中國人也是最愛忘卻，最好沉浸在虛無的白日夢中的民族；大中華之大，大在夢做得無邊無際……據說中華文化的最大優點，便是它能同化一切成功了的入侵者－－然而，幾千年來的一次次“同化”，已經使我們的民族文化，成為了一個標準的亡國奴的文化；甚至在同文同種的統治者面前，也顯得顫顫驚驚地像個小亡國奴。

所以我們民族真實的歷史，便如一場噩夢。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相信一個民族的苦難，源於一兩個不好的領導人；一個人的死，便會帶來一個民族的災難；一個政黨的獨裁，便是一個國家富強民主的必要保證；我們依然留戀在二十世紀像秦始皇那樣地統治過中國的“老毛”，等等。

二，中國人的“大國夢”

且不說在我們的眼裡“我們”昔日遼闊的版圖的光輝。當中國南疆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的時候，大概每個有熱血的中國人，都會義憤填膺地以為越南人“忘恩負義”“膽敢侵占我神聖領土”－－該打! 據說那場戰爭，主要是由參軍幾個月的新兵打的，據說每個連隊打得都很英勇，衝鋒連常常只剩幾個人才撤下來；據說仗打得很艱苦，越南到處是洞和熱帶森林，而且全民皆兵，四處設伏；據說犧牲的中國兵，太急太多，無法將屍體和姓名一一對照，有時埋一個屍首，便寫一個“缺勤”者的名子，據說最後的勝利，是因為果斷地實現了“‘三光’政策”，云云。

90年國內報載一個“容軍”工廠的人均月收入，“已達到八十元”；報上又披露在廣州郊區一個特等傷殘寄養院的月生活醫藥標準，為三十元；軍訓時在基層教導團，聽“老山”前線的戰鬥英雄做報告，說上戰場以前每人發一把“五四”手槍，裡頭只有四發子彈；當然，被俘後活着回來，“也比死好受不了多少”；和當兵的聊聊，還都盼着上前線，雖然眾口一辭“大炮一響，大官往上升，小兵往下栽”，但“家裡窮”、“沒門兒”，上戰場如果不死－－再立個功，“沒準兒回家還能分個工作什麼的”；上戰場如果被打死了，便當“愛國了”。當陸兵的伙食，是八個人四小碟粗菜，若逢年過節或有檢查團來，有雞，有肉。難怪中國小兵的命，打起仗來也貴不到哪去。

幾個陝北同學帶來了這樣的消息：“自衛反擊戰”中，我軍的一個野戰醫院，由於指揮不當，被越軍摸了去；越南人把俘虜到的女兵輪姦後，將四肢鋸掉後運回來。此事有關中國的國家榮譽，不宜聲張。解決辦法，便是政府到黃土高原的最北邊的窮山溝里，找娶不上媳婦的窮光棍，把這些已不怎麼能動的女兵們，嫁給他們，每年補助錢、糧若干。

而這一切，不過是為了支援中共的小兄弟－－柬埔寨。

如果說“忘恩負義”便應挨打的話，我想，“蘇聯老大哥”更有理由痛揍我們。五十年代蘇聯對中國大規模的工業、軍事與教育援助，僅憑“困難時期”兩年的農副產品就“還完了”？中國人挨餓餓死－－不是因為“大越進”、“浮誇”、“反右”與“一平二調”－－卻是因為“老大哥”“逼債”？神聖而萬能的“愛國主義”呵……什麼是“邊境衝突”？中國官方的報導可信嗎？“邊境衝突”究竟是領土的衝突還是雙方政府的政治衝突？從一個“老兵團”那裡我知道了“珍寶島”事件的真實過程：珍寶島本為江心（靠近我方一側）的一個無人小島，是一些那個時代與“蘇修”“對着幹”的熱血青年首先帶槍上島，與隨後而來的蘇聯邊防軍展開對峙；雙方由“交涉”、“謾罵”、“推搡”直至“鬥毆”，由於蘇聯人又高又大又壯，中國人在肉搏中吃了虧，於是首先開槍打死了十數名蘇聯軍人，由此隨着衝突的升級蘇聯軍隊出動了坦克……想必回擊蘇軍的武器里，也有“蘇制”的。（那個老兵團向我講這些，是為了說明“我們”並沒有“吃虧”。）

中蘇中蒙邊境及青藏高原上的那些病死凍死餓死的戰士，中越邊境上的十幾萬座新墳，與小城市裡偶然留下的幾座節婦烈女坊，在歷史的眼光里，又有多大的區別呢？中國有多少資源，毀在了自己的統治者手裡，或正在廉價地拍賣給外國人，卻要為邊界上的幾寸土地，高喊“愛國主義”。中越邊境上近十年來殘酷的戰爭，與“六·四”以後的和平笙歌，在我看來，不過就像政治家手裡的兩張骨牌罷。

也許我們中國人總是把生與死的意義看得太重大了吧，所以我們的生與死便總是毫無價值毫無意義。如果“大國”不能給人民帶來實際的好處，“大國”反而成了阻礙民主發展的專制的藉口，“大國”又有何意義呢？

甚至直到今天，連中國最受教育和民主薰陶的海外學子們，也一方面慶幸自己“去國”的經歷，另一方面大談什麼“大中國”，處處表現一種王道式的霸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離心離德”，何求他人“同心同德”？

中華民族飽受了戰爭的苦難。但中華民族既沒有對已經戰敗了的昔日的侵略者表現出應有的警覺－－甚至連最基本的“澄清事實”的要求，也不敢大聲提出，只敢“友好友好”地希望“不再戰”；也沒有對一般的侵略表現出人道主義的覺醒－－以為極端的民族主義便是“愛國主義”，以為強權便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切；看不到人類經兩次“世界大戰”才得到的“和平寬容”觀念的可貴；連對自己同胞在對外戰爭中所受的苦難，也漠不關心。所以，這幾十年來，我們的大國夢做得很甜，很苦，很難，也很累；所以我們中國人很可能還要再次飽受亡國之苦和戰爭之苦。

“大國主義”的槍口，不僅對着異族人，也對着自己的同胞；如在今天世界上到處流離失所的香港同胞，很難說清楚他們是在逃哪個“國難”。中共的高乾子弟，早就成了香港商界巧取豪奪神通廣大的“座地霸”，成為大陸產品出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國大陸1997年後對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政策，僅一九九三年就已兩變：先是因“奧運會”的主辦權而威脅提早派兵，後是嚴令香港的民選議會作廢。中國政府所垂涎的，恐怕不僅是香港人手中的財富，也包括他們袋裡的契約－－因為香港是中國大陸在“海外”的最大一個債主－－可能，也包括他們的人權與自由。也許，收回香港也會給不少有門路的中國人多分一杯羹，但是，如果對於香港同胞，我們扼殺了原則－－遲早，我們也必將扼殺自己，正像對整個大陸的共產，越“共”越窮一樣。未來如果以此為訓台灣真的“獨立”了的話，其罪也不在台灣人民。

三，中國人的“富強夢”

若干年前，中國的學生和市民試圖以鮮血捍衛他們做“百姓”的尊嚴：反腐敗，反專制，和為教育請命。

而如今，腐敗與專制在以空前的規模在中國大地上深入發展，在城市裡已經到了一個國家幹部僅憑正當收入便難養家的地步。甚至連小學生的家長，也要在節年向孩子的班主任，送禮、請客；否則，不僅自己老要去當“小學生”，孩子也要永遠評不上“三好”，天天挨“苛”。現在中國的大地上，是到處笙歌燕舞，紙醉金迷。

甚至連海外的“民運”，不少“反腐敗”似乎也只是在反對共產黨的腐敗，不反一般的腐敗。據說腐敗是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的，適度的腐敗有利於經濟。據說專制是經濟騰飛的關鍵，如亞洲的四小龍就是靠專制起飛的。據說紙醉金迷，美人入抱的地方是最好的談生意的地方。－－總之，對於各派，腐敗已是半公開地合法化了。

就像昔日拜皇帝一樣，中國人現在的是“拜金”，為了金子而可以不要法制、良知、廉恥與科學教育，為了金子可以不講“人性”，也可以不要國家。中國的現實也不允許大家老老實實地做生意：繁雜的捐稅，仍然有效的雙軌制，不平等的法律制度，繁瑣的條條框框，和層層疊疊的專制，鼓勵的便是腐敗，獎勵的便是專制。

搞偷稅漏稅的，發了；塞紅包給回扣的，發了；買空賣空的，發了；坑蒙拐騙的，發了；走私的，發了；買賣軍火的，發了；法律系統裡專門賣“命”的，發了；有權有勢的，發了；賣批文的，發了；有“條子”的，發了；曾經有平價外匯的，發了；截流專款開白條子的，發了；搞裙帶關係的，發了；使美人計的，也發了……同時絕大多數普通的勞動者，如大中小城市的工廠里一個月依然百十來塊錢的工人，不得不當“債主”的農民，仍然在大繁榮下辛辛苦苦地生活着。大多數老老實實的中國人，還遠遠談不上“富有”－－亂世造桀雄。我想，當一個社會裡大部份爬上來的新貴靠的都是不正當的手段，當一個社會的基本道德淪喪以後，它便離徹底潰爛人民受難的日子不遠了。

而中國曆次“反腐敗”運動所制裁的，大部份只是那些官場上的倒霉蛋；沒有民主監督和司法獨立，建立在“舉報”上的法律制度，有時甚至是一種恐怖－－一種對檢舉人、被檢舉人、法官和證人、聽眾等多方面的恐怖。的確，離開了腐敗，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就不怎麼轉了，至少北京一地如此。以腐敗在中國的深度和廣度來看，中國的可算是“全民腐敗”。

“全民腐敗”真的是一條使國家“富強”的路嗎？

我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四個基石是：公平競爭，法制，人的價值與科學技術。這是二次大戰後，西方世界成功的關鍵。以此標準來衡量，中國當今經濟的繁榮，有很大一部份像是吸食鴉片後的亢奮。

我不相信看到一個不認識的小菜販，便罰五塊錢衛生費的居委會老太太，會對市場的繁榮，有何積極意義；我不相信“官本制”“權本制”，各種人為的壁壘，大大小小的山頭把頭，會對經濟的健康流通，有何俾益；我不相信搞爛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專制，會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保護人；我不相信利用任何一點權力、機會，就索取利益，或是大吃大喝的普通職工，能有什麼真正的未來；我更不相信為了一小筆個人存款，就出賣國家大好河山的腐敗幹部，會對我們民族的未來，有任何好處。

何況，中國當今的經濟繁榮，有很大部份是建立在舉借外債和拍賣資源的基礎上。想要以此發達的國家，如南美、南斯拉夫等國，都曾經有一段十分繁榮的歷史，如今都是步旅艱難。不錯，經濟的發展需要引進資金，開發資源；但更重要的是引進、消化技術和提高人的素質。如今，在中國最沒有出路的恐怕就要算是讀書教書了；畢業了的大學生研究生，不是出了國，便是下了海，鮮有安心技術工作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一切講究“原裝”的國家，多數“三資”企業，賣的仍然是“洋牌子”。

何況，中國如今的繁榮，有很多本身就是虛假的。幾年前北京倒爺手裡的化工原料，價格曾是生產最終產品的好幾倍，但人們仍“倒”彼不休。北京大部份合資飯店，曾長年客房率不足30%，主要靠內賓的“高消費”和“高價”來維持。中國這幾年的繁榮，是在基礎工業和農業萎靡不前的背景下。國營大企業的輕工產品，有一個原因競爭不過鄉鎮企業：它們不能付30%－50%的回扣給國營商店的採購員，於是北京的各大商場，充斥着私營企業生產的質次價高的“不耐用消費品”。幾年前，我在浙南農村，就看過以專門經營從國營企業偷來的零件、原料，和各種商標、發票等公開的消贓市場的“興旺”，看到過“紙糊皮鞋”、“舊冰箱變新冰箱”的工廠的“忙碌”，更看到成千上萬的小工廠向海里、河裡、田裡、山里頃倒有毒的廢物。所以中國私有化百分比的提高，亦“喜”亦“憂”；中國很有錢申辦“奧運會”，卻沒有錢給窮孩子上學。－－這一切，不過說明了：中國的繁榮，一部份也是“專制”和“無知”的繁榮。

中國的經濟立法，是完全不平等的。法律以外的法令、法規，內部的規章制度，紅頭文件，條條框框，太繁太多。有道是：“外行的看不懂，內行的記不住；收稅的看不全，經商的看不見”。條子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是因為大部份條子都“合法”－－關鍵是合哪個“法”。“三資”企業，不僅三年免稅，而且價格自主，產品不統配，所以不少“三資”企業，是“虛”的，大老闆本是公家人。據說十年來廣東全省的稅收，不及無錫的一個縣，而國家的投資，十年來的重點是特區；這樣的“改革”，怎麼能搞不“好”呢？

……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王塑小說中的兩句名言：“‘中國’的英文名字叫‘拆呢’”，和“抗戰為什麼打了八年？……漢奸！漢奸太多！”－－可能，這一切的代價便是：中國人再次做了一場空夢－－“空想資本主義”的夢。

也許，一切黑暗，似乎都可以歸結到“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也許，過了若干年，一切都會因“理順”而健康起來的……我們民族歷史上的一個最主要的思維特點，便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只關心“結果”，不關心“圖徑”－－我覺得，應該把我們歷史上的“煉丹術”，排列在“四大發明”前面，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最主要發明”：只要把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放到煉丹爐里一鍋煮，等上七七四十九天，念上幾萬遍啊咿唉哦哄嘿牛馬，便會有包治百病使精神煥髮長生不老的金丹妙藥出現……

於是，“富國強兵”演變成了“軍閥割據”，“民主建國”演變成了“北洋政府”，“三民主義”演變成了“黨國天下”，“馬列主義”演變成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的現代史，就象一段煉丹史。甚至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人仍然演就了“大越進”、“大煉鋼鐵”和“文化大革命”等幾場轟轟烈烈的現代全民“大煉丹”運動。

所以，今天中國的這個“熱”那個“熱”，也仿佛是一場場“煉丹”。

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現代資本主義”，西方經歷了“文藝復興”（或人文主義運動）、“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或結束封建專制）、“路德革命”、“憲章運動”、“南北戰爭”、“工業革命”、“經濟危機”、“無產階級革命”、“新政”和兩次“世界大戰”（我個人以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史，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開始的），其中的哪一步都不是輕輕易易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是民主、科學、生產、人權與教育綜合發展的歷史－－是一步步明明白白艱苦發展的歷史，而不是一個“煉丹”史。

而且，亞洲四小龍真是靠腐敗與專制起家的嗎？以台灣為例，國民黨對人民控製得最嚴密的時期，人民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今天的大陸人民，還沒有徹底的“不說話的自由”。台灣政權對經濟的控制，要遠比大陸寬鬆；“日據”時代，台灣已經普及了初等教育；幾十年來，台灣政府繼續努力普及全民的高中教育，平均的人的資源，遠比大陸好。國民黨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小蔣”時期），並不怎麼腐敗－－否則，台灣的有錢人，早就該是當時掌權的“外省人”了，而不是現在的“本地人”。三十年中，台灣社會居安思危，臥薪嘗膽，受着極大的外部力量的制約，客觀上不能濫用權力－－所以，幻想着靠腐敗與專制起家，步“亞洲四小龍”的“後塵”，不過像是一個“夢中之夢”罷了！

一個歷史上優秀的民族，在於能夠很快地學習他人的長處，汲取他人的經驗，和少付他人已付過的學費。而一個歷史上劣等的民族，總是在瘋狂地重複前人的錯誤，和開歷史的倒車。一個歷史上優秀的民族，往往能將它的進步溶入它的歷史，改造它的傳統道德；而絕不能靠諸如“斗人有理”“造反有理”“腐敗有理”“獨裁有理”之類的道德神話。

我想，一個民族要發展，不僅商業和輕工業要發展，科學技術、基礎工業和農業也要發展，特別地，全民教育和民主政治也要發展；“經濟繁榮”並非醫治百病的良藥。否則，一個“繁榮”與－－“腐敗”、“專制”、“愚昧”、“封建”、“民族危機”和“宗教狂熱”－－相結合的朝代，一個只會盲從和盲動的社會，會墮落得更快。回顧中國的歷史，緊接着每一次民族的“大繁榮”的高潮之後，都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所以，我們不能期望把一切“污穢”，放到一起，蓋上蓋，一氣煮上七七四十九年以後，便會有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這是違反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一切規律的。

三，中國人的教育夢

從中國的第一代新知識分子做“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夢到如今，已經有一個世紀了。如今，中國依然愚昧、盲目、落後，依然輕視知識與教育，依然有世界上最廣大的文盲隊伍。在這一個世紀裡，中國的知識分子飽經磨難、歧視，差點兒被消滅掉。“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夢，也已被埋葬掉了。今天，中國人似乎不再相信科學和教育，能有“救國”的功效－－充其量，它們不過是政權的扶佐，或是賺錢的工具罷了。

然而中國的緊鄰日本，一百年前成功地推行了“全民教育”，並由此順利地完成了“明治維新”。使日本在短短的十幾年裡，由一個弱小而落後的“准殖民地”國家，成為了世界上的列強之一，成為了中國的殖民主。日本是那樣地嘗到了“教育”的甜頭，甚至向它最重要的新殖民地台灣和朝鮮，也派出了大量的鄉村教師，同時嚴厲地限制這些地區能受的教育……幾十年來，世界上新起的國家和地區，在強盛以前，都有一段十分成功的全民教育史；“科學救國、教育救國”，似乎對它們並不是一個夢。而我們中國在這一個世紀裡，嘗試了一切社會和經濟制度，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仍然在愚昧和落後中掙扎。世界上與中國同樣地處在愚昧和落後的國家，長期地處於哪一種制度的都有。相反地，世界上比較“文明”的國家，社會主義照樣能夠搞得比較成功。－－看起來，一個受了良好教育並懂得尊重他人的民族，選擇哪一條路，都是對的；而一個沒有教育處在愚昧中的民族，選擇哪一條路，都是錯的。

那麼，“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在中國，為什麼僅是一場夢呢？我感到，除了政權的原因和歷史機遇的原因，中國從事教育的知識分子，也要為此負責。

我覺得中國大知識分子的一個最大弱點，便是“清高”。

中國的大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圍牆很重要，校門口那塊牌子很重要。走進這堵圍牆，便是清貧、斯文、學術、書藉與世界上最先進的“美”；走出這堵圍牆，便是“現實”。

一方面哀嘆民族素質的低下，另一方面鮮有人為科學的普及做些什麼，十分瞧不起那些把時間花在勾通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上的人，總是關起門來讀書；甚至連一本教科書，也怕寫得“淺”了；一個學術問題，也怕問得“不深”。一方面哀嘆中學教學質量的低下，另一方面很不屑於中小學教師的再陪訓，甚至不願與他們多接觸。一方面哀嘆中國技術之落後，另一方面又只瞧得起那些搞“世界最先進水平”的人。一方面指點江山高談闊論，另一方面連流氓小霸之流都“敬而遠之”，更不敢公開地發表其政治高見，只熱衷於搞內部的“相輕”“相傷”。所以大部份學生走上社會，不是完全忘掉所學的知識，拋棄“斯文”，便是“出國深造”。

中、小學也是如此。課本上的教條，從來不敢對照現實，分析社會與家庭。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便知道“日記”應該“怎麼”寫；念了十年書，只講課本經；學完整套中學物理，不會修理自行車。中學畢業後，考五、六年大學的讀書人有得是。

於是中國的教育完全地脫離了“世俗”，成為一種“夢幻”。

如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經常慨嘆教育經費的不足和待遇的低下，慨嘆“人心不古”，慨嘆“教大學的不如修皮鞋的”。但我覺得，一個社會中知識分子地位的提高，主要並不在於經費、頭銜與待遇，根本在於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當中國社會還處在愚昧之中，一個大學教授對社會的直接影響力，還比不上一個“修皮鞋的”，其待遇比不比得上“修皮鞋”的，已經是次要的了。“解放前”那些少數領高薪住洋房的教授們，對於中國社會的進程，又有多少啟蒙的作用？連他們自身，又能在象牙塔里住多久呢？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並不全是人為的。

我覺得，“知識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口號並不是錯的；錯的是用工農群眾去消滅知識。回顧中國這半個世紀以來新知識分子的心態，不是“士大夫”氣十足地把工農當做下等人，便是誠慌誠恐地把工農當做老師，很少採取平等的態度。倒是舊文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群眾，如極權專制腐敗的國家意識和使內功投暗器的個人處事原則等，骨子裡的舊知識分子們依然專制着國家的政權。在學術上，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愛講究“學問”（其實是愛“學”不愛“問”），不愛像美國的科學家們那樣到處講，更不愛向外行多“羅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鄰秩櫛比的賓館飯店髮廊商場，卻沒有向大眾開放什麼公共圖書館，中小城市裡很少有一間像樣的書店。中國人正醉心於靡靡之音、黃色小說和黑色文學，文化上與講究“數理化”和“探索文學”的數年前相比，似乎有所倒退。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全民義務低費基礎教育，依然遙遠得像一場夢。

直到今天，中國“科學”與“現實”的交流，也僅是限於賣技術做生意。一般老百姓生活中的科學教育與民主啟蒙文化，是太少太少了。

中國古代文人的“豪放”，是拒官、飲酒、吟詩、隱居、獨善其身等等這些“出世”之舉，缺少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那樣的“上敢挖苦教皇、下敢打罵流氓”的活生生的人才。沿襲至此，中國缺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些千千萬萬個不計個人得失搞“民眾教育”的教師們，缺的是一套切實的教材，缺的是基礎教育，缺的是大學校園開放，缺的是千萬個科學家向大眾做廣告。也許，這便決定了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的命運。

我覺得中國教育的出路，在於真正的“民眾教育”。中國人最大的危機，是文化的危機。中國的最終出路，仍然是“教育救國”。－－中國的才子們，不能再“出世”了！

拿破倫曾經說過：“小心，千萬不要喚醒中國－－中國是一頭沉睡中的雄獅!”我想，中國這頭雄獅之所以遲遲不醒，是因為它還在做夢！

醒醒吧！夢中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