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常委、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萬鄂湘教授，提交給“兩會”的《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改革建議》的提案專門提出了全國高考錄取分數線嚴重不平等的問題：“除了個別實驗省市以外，全國的高考生考的是同一道題，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蘇等省的分數線要高出經濟發達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個班的學生，高考分數之差竟達200分以上”。

從這些高考分數線的差別上，高中生在進入大學的選拔中，他們因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受到嚴重的不公平待遇。針對這種不公平，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當然是各有各的理。

在支持高考分數差別的論調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素質論。以北京為例，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他們的“素質”足以彌補“分數”的差異。“但在關於‘素質’高低的辯論中，有一個明顯的邏輯漏洞：正反雙方都把它當成了一個‘城鄉差別’的問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不是‘城鄉問題’，而是‘朝野問題’。別忘了，北京也有農村，外地也有城市。即便我們承認大城市的學生的確素質比農村孩子高，也不能由此推導出北京孩子比外地孩子素質高，進而錄取率應該比外地高的結論。我們憑什麼說北京的孩子一定比南京、武漢的孩子素質高呢？”（劉健：《怎樣看待傾斜的高考分數線 》2001年8月02日《中國青年報》）

假定，北京市（包括北京的農村）高中生的整體素質確實比外地高中生的整體素質高。那麼，是否意味着北京市的“每一個”高中生都比外地的高中生素質高？也就是說，北京的素質最差的高中生也比外地素質最高的高中生素質高？

再假定北京最差的高中生比外地素質最高的高中生素質都高。如果北京的高考本科分數線是500分，湖北省的分數線是600分，山東省的分數線是620分，河南省的分數線是580分。那麼，北京人比上述省份人的素質高的程度，在折算成分數的情況下，就是北京人的素質比湖北省高100分，比山東省高120分，比河南省高80分？按照這種算法，我們可以輕易地算出：湖北考生的素質又比山東考生的素質高20分，比河南考生的素質低20分。這個公式是誰發明的？理論和現實依據何在？

我們正在往素質教育上努力，但高考並沒有安排衡量學生素質高低的考核程序。也就是說，雖然我們提出了這種主張，但我們的高考憑的仍然只是一張卷子，這張卷子無論如何是看不出誰的素質高低的。但分數是死的，學生考了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十分精確！

那麼，素質是個什麼東西？無論這種東西是否存在，至少它在高考中從來沒有進行過考核！那麼，我們又是憑什麼說北京學生一定就比湖北學生或河南學生的素質高呢？憑印象、憑感覺！而這又是一個無法用確切的數據來衡量的東西。

一個是十分精確的數據，另一個是含糊不清的東西。這兩種東西能相加嗎？如果能，加在一起的結果又是多少呢？還是一個不確定的東西。也就是說，通過高考，我們錄取學生的確定的標準（也即目前惟一的標準——分數）因為“事實上”已經考慮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素質因素而變得不確定了！那麼，我們還舉行非常嚴格的高考且對考生的試卷評分還有什麼實際意義？

按照上述素質論，恐怕現今的註冊會計師考試、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以及其它各種各樣的考試，是否都要考慮北京、上海人的素質？給他們也來點分數優惠？讓他們也用自己比外地高的“素質”去抵消低分考生在“分數”上的欠缺？

筆者不反對大學在選拔新生時考慮素質因素，但我們在考慮這種因素時首先得有一個衡量標準和考核程序。按照這種標準和程序再衡量考生的素質高低或優劣，既可用分數衡量也可用優劣衡量。前者可以與高考的分數直接相加，後者可以折算。比如優、良、及格和不及格分別折算的分數，然後再與高考分數相加。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有談論誰的素質高低的依據和資格。

素質論的提出者以北京和上海人居多，我相信他們的整體素質較高，但他們不一定公正，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公正。他們必將成為該問題最終結果的承受者，是該“糾紛”的當事方。因此，儘管素質論十分荒謬，但他們仍然要為自己提出的素質論辯解。

這裡用劉健先生上述文章中的一段話結束這一問題的討論：“法治時代，強調‘程序正義’——即便影響‘實體正義’的實現，我們也要維護‘程序正義’。高考的‘實體正義’，表現為它能不能讓每個真正優秀的學生獲得受教育機會，而目前的‘法定程序’則是關門考試、按分錄取。因此‘程序正義’的含義就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說，在升學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為了尊重程序，肯定會把某些實際上很優秀、但不擅長考試（現在的考試確實問題太多了！）的學生擋在大學門外。但既然這程序是一個現實的程序，我們當然還應該承認它的合法性，並且要求不論哪個地方的人都在程序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