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讀完燕京大學三年醫預科之後，我考入了北平協和醫學院，開始了五年的本科學習。在這一過程中有兩次口試，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才真正理解那兩次口試對我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協和醫學院的學習，競爭很激烈，作為一名成績平平的學生，我入校之後，壓力很大，但卻未能改變自己對學習要求不高的局面。

第一學年結束時，生理學舉行筆試和口試。生理學科主任林可勝教授負責我的口試。林教授是國際上很有聲望的生理學家，20世紀30年代為了支持抗日鬥爭，他曾親自組織學生參加“醫官訓練團”，並在清晨到學生宿舍督促學生出操。

走進林教授辦公室，他請我坐下，他和藹的面容使我很快就平靜下來。他很隨便地說：“午餐鈴聲響了，你去吃飯，這時你有些什麼生理活動？”我比較全面地就身體各系統的反應作了回答。看來林教授是滿意的，接着他又說：“你突然跌倒，其間有些什麼反應？”對這個問題我開始有些不知從何答起，但很快就從失去身體平衡說起。在生理學的學習中並未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我只得以常識為基礎聯繫有關生理知識作答。對這樣回答林教授還從幾個不同方面啟發我，我又作了補充解答。我感到15分鐘的時間可能要到了，等待他宣布考試結束。誰知他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基本上都是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忽然秘書敲門進來說，禮堂的追悼會就要開始了（後來知道是悼念一位英國學者），請他即去參加。我聽了如獲大赦。哪知，林教授轉過來對我說：“你等着，我很快就回來。”他離開辦公室時，我看了看表，口試已經進行了五十多分鐘。林教授果然很快就回來了，接着又問了二十多分鐘。林教授所提問題都是從實際出發的，不是就知識問知識，而是用實際問題來幫助學生理解所學的內容。這對我後來重視實踐有重要影響，雖然當時並不自覺。

我在內科見習結束時接受了本文要說的第二次口試。口試辦法是分配每個學生一名病人，在一小時內完成初步臨床診斷，包括詢問病史，進行體格檢查和必要的化驗診斷（一般是血、尿、糞便的常規化驗），然後在口試時匯報各有關內容，提出臨床診斷和診斷根據，答覆教授的提問。這個口試着重在基本功的檢查，但亦可涉及更深入一些的診治問題。

主持口試的是內科主任、國際知名的荷蘭籍醫學家司乃博教授。他到中國不久，但已起到了提高全院臨床醫學水平的作用。

考試那天早晨，我穿好白大褂，戴好帽子、口罩，全副武裝，同時帶着顯微鏡和做血、尿、便常規檢查用具到口試室等候。約在早上8：20，內科住院總醫師給應試生每人一張紙條，上寫病人姓名、病區、病床號，並說明九點半之前回到原地等待口試。

我在小單間病房中找到病人，出乎意料，他是一名垂危的農民，說話已很困難，理解力差。原來擬定的時間分配根本不符合實際。我抓緊時間進行體格檢查，努力查清病變所在範圍，有無肺結核空洞和胸膜病變。接着查腹部，像是慢性腹膜炎，補問病史，他常有腹痛，結合肺部嚴重結核病，可以診斷為結核性腹膜炎。查結核菌是比較費時間的，其中染色費時間，檢查塗片更費時間，但就科學性來說應當查。待查完塗片離考試時間只剩下幾分鐘了，再也沒有時間對大便做顯微鏡檢查了。我回到病人那裡，看他已是奄奄一息，為此我心情十分沉重，為了接受口試，我給垂危病人增加了很大負擔，卻未能帶給他一線生機——這個病人第二天就去世了。

輪到我口試了。我按計劃報告病人發病的簡要過程，詳細說了體格檢查和化驗結果。說到腸道結核和結核性腹膜炎時，我說：“沒有時間對糞便作顯微鏡檢查，但從外觀已見到膿和血。”司乃博教授絲毫沒有不滿之意，反而說：“沒有用顯微鏡，不是沒有檢查，肉眼觀察也是檢查，你在報告化驗結果時就可以說糞便肉眼檢查的結果。”他拿出病人的肺部X線攝片，邊看邊讓我複述我在體檢時得出的檢查結果。我的檢查結果基本上與X片上所見一致。司乃博教授用讚揚的口吻對我說：“你給病人胸部所作的體格檢查結果是完全正確的。”我以為口試已經結束，我看司乃博已在收拾桌上的材料，精神就鬆弛下來。他突然又問：“還有什麼工作要做？”我一愣之後，接着就回答：“最好能對他家裡人作肺部檢查。”這是一個未經思索而又屬合理的想法。他在表示讚許的一笑中終於結束了這次口試。他當場給了我許多鼓勵；後來，當我在那一學年被評為優秀生時，我猜想，這或許也和他的推薦有關。

那次口試對我的重要影響也是幾十年之後在回顧中才逐漸理解的。在口試中我的“超水平”發揮，不僅提高了對自己能力的信心，而且也體會到認真和全面準備的重要。第二年司乃博教授以“有準備的頭腦”為題，在上一班同學的畢業典禮上作了報告。他的題目來自微生物學奠基人路易·巴斯德的一句名言“在觀察事物之際，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