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一段時間流行一本講企業發展的暢銷書《從優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我不敢說紐約大學的校長約翰‧賽克斯頓（John Sexton）一定讀過這本書，但我敢斷言：他整天苦思冥想的正是這個問題。怎樣使一所教育學術質量都不錯，但名氣還不響亮的大學，變成一所大名鼎鼎的全球頂尖名校？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創辦世界一流大學，這或許是每一個大學校長的夢，不僅處於激烈競爭中的許多美國大學如此，在北京大學百年誕辰、清華大學九十誕辰的慶祝會上，我們都能感受到這樣的壯志豪情。

且說紐約大學賽克斯頓校長，對這個問題似乎已經胸有成竹。

紐約大學將是繼斯坦福、芝加哥大學之後，又一所與常春藤盟校齊名的大學嗎？從這個星期的《紐約時報周刊》上的文章來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周刊詳細地報導了紐約大學的新校長賽克斯頓上任以來的種種業績，如何在將紐約大學變成與哈佛、耶魯齊名的名校不，賽克斯頓校長的目標比這還要宏偉：他想使紐約大學成為比常春藤盟校更有吸引力、更炙手可熱的大學！常春藤盟校的老招牌儘管膾炙人口，但感覺上畢竟陳舊了些。一想到哈佛、普林斯頓的畢業生，人們腦海里不免出現世紀初那些黑白照片中古板嚴肅的白人男子合影。而賽克斯頓校長的理想，是讓後起之秀紐約大學成為新世紀的年輕人所喜愛的朝氣蓬勃的新秀。

賽克斯頓校長雄心勃勃的理想，聽來似乎遙不可及，可是，至少是在經濟系，他的目標似乎從今年就已經開始實現。紐約大學文藝科學院的院長剛剛宣布，經濟系明年將會新聘八名教授，而且將在今後的幾年內再雇十幾名新教授。

紐約大學有不少華裔優秀人才，圖為醫學院神經科學副教授甘文標博士展示研究腦神經活動用的活體轉基因鼠。(多維社記者林森攝)

一個系一年中招聘八名新教授！這在學術界是非常罕見的大手筆，有的系大概十年中也就應聘這麼多人了。何況是在經濟尚未復甦、各大學財政吃緊、紛紛叫苦的時候，紐約大學的這一舉動就更為引人注目。這些新聘的教授當然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都是從其它名校，如哈佛和牛津大學聘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名聲如日中天的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鎮特（Thomas Sargent），他被同行們認定是最有可能的下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鎮特本來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紐約大學這次是與芝加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系競爭，硬是把薩鎮特挖到自己旗下。本來名不見經傳的紐約大學經濟系，現在已經躋身美國前十名最好的經濟系之列了。

對於紐約大學經濟系的崛起，賽克斯頓校長本人功不可沒。校長本人親自出馬，遊說網羅薩鎮特，發起各種各樣的攻勢：在經濟系團結人心，親自請貴客吃午飯，一口答應種種好處──從提供一流的辦公室、子女上私立學校的高額學費，到系裡辦公樓、教學樓的維修更新，甚至到教授的“另一半”的就業……總之，費九牛二虎之力，使出渾身解數，只為博得君子一諾：“我願意受聘來你們學校！”

為什麼大學對某一位教授會如此重視呢？不惜一擲千金的猛烈攻勢到底值得嗎？這與學術界本身的運作規律有關。一個系的學術聲譽好壞，完全在於這個系是由哪些教授組成的，而學術聲譽就像滾雪球，越滾越大、越大越好滾。如果某個系學術泰斗雲集，新秀也就更願意受聘於這個系，成為這個學術界的精英團隊一員。一流教授濟濟一堂的系更容易僱到下一個一流教授。在賽克斯頓校長等人看來，雇一個數一數二的“明星”比雇十個“還不錯”的教授要重要得多，不僅僅是着眼這一個“明星”教授本身，更着眼於“雪球”的“連鎖效應”，該系該校的學術聲譽以及未來雇教授的難易程度都與之密切相連。

這就是美國名牌大學所謂的“明星制”，耶魯、哈佛，採取的都是這個制度。教授職位如果出現空缺，系主任和院長們都會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搜羅學術“明星”教授，想方設法地把他們從其它大學“挖”過來，待遇呢，自然一切好說。系主任、院長、校長們在這方面做決定的權限餘地相當大。像哥倫比亞大學，就給了他們的經濟系“明星”傑弗瑞‧薩克斯整整一棟價值八百萬美元的房子。在耶魯，我所知道的一些明星教授們，除了拿到優厚的薪水之外，還可以得到子女私立學校的教育經費，有的甚至得到學校許諾，給他們專蓋整整一棟教學樓或是研究中心，供他們全權支配，大顯身手。

賽克斯頓校長當然深諳“明星制”的運作章程與重要性。在當上紐約大學校長之前，他是紐約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在他上任的十四年中（這在個人生命中固然不短，在學術發展卻也只算一瞬），他成功地把紐約大學法學院從一個名次在二十名開外的二流法學院，變成了與耶魯、哈佛、斯坦佛齊名的一流法學院。在每年美國法學院排行榜上，紐約大學法學院都穩坐第四、五名，比芝加哥大學、伯克萊大學的法學院更靠前，《紐約時報周刊》的文章稱此為“美國近代法律教育界中最為令人震驚的飛躍”。飛躍的直接原因，是賽克斯頓鍥而不捨、緊鑼密鼓的教授徵聘。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這十年間，他從哈佛、耶魯、斯坦福、芝加哥大學的法學院“挖”來了三十多名已經得到終身制待遇的教授，使紐約大學法學院的師資陣容煥然一新，排名自然連年向上猛竄。

進一步再問：是什麼能讓賽克斯頓一下在這麼短時間內僱到這麼多一流教授呢？這還用說：金錢。要想給“明星”教授一流的待遇，學校當然得有能力負擔得起才行。學院徵聘教授的通告背後必須要有有強大的財力後盾。賽克斯頓十分明白這一點，為了花錢，他先去“掙錢”，創下了向法學院校友募捐的紀錄，為紐約大學法學院募到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資金。而他在當上紐約大學校長之後的辦校業績，也有該校每年十億五千萬美元的年度預算作為靠山。

從賽克斯頓校長的例子與紐約大學崛起的故事可以看出，美國高等院校的成功與否越來越與“金錢”離不開干係。

斯坦福大學就在幾十年前還是一個默默無聞、上不得台面的次等大學，只是因為它占了地利，擁有一大片空曠校園，因而能將一部分校園租給新興的高科技公司，促成了硅谷的繁榮，也促成了在硅谷獲得成功的斯坦福大學校友對母校的慷慨解囊，形成了良性循環的長鏈，這麼雞生蛋、蛋生雞。

耶魯大學在八十年代中期和末期也一度因為財政緊張而陷入學術低迷狀態。學校財務收支緊張到當時的校長一度考慮是否只好讓社會學系關門大吉。現在回過頭來想想，不由得慶幸耶魯當時沒有下這個狠心，否則對學校的學術聲望是一個何等嚴重的打擊，說不定就此一蹶不振。耶魯在九十年代初東山再起，還要歸功於現任校長理查德‧萊文（Richard Levin）的化緣有方，他四處要錢使大學不但度過了經濟難關，而且現在耶魯以一百多億資金，成為美國大學中最富有者之一。

不過，高等院校與金錢之間的種種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招來了不少非議。一所大學應該是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人才、提供科技成果的機構，但同時又越來越是一個商業競爭中的企業，校長越來越與學術沾不上邊，而更多地成為“大學公司”的總裁。像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賓州大學校長朱迪‧羅丹（Judith Rodin），話里話外經常自稱賓州大學公司的總裁。這種似乎是赤裸裸的商業性表白，令許多觀點比較保守的人十分不滿。

更重要的是，書香與銅臭二者並非永遠能和平共處，一個公司的終極目標就是儘可能多地盈利，而“大學公司”是否能夠例外？如果不能例外，這個目標難免不與大學原有的教育宗旨背道而馳。到了這個時候，一個大學怎樣權衡自己的雙重身份？在利潤與學術方針、教育宗旨中間哪個更重要？這對許多校長來是以個時時碰到的難題。如果紐約大學真的成為可以與常春藤盟校媲美的頂尖名校，這大概就是下一個賽克斯頓校長該頭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