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都說，教育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政治家們把這總結成一句口頭禪：要發展經濟，首先要發展教育。近年來，中國也大幅度擴大了高等教育規模。然而，教育，尤其是在現有制度和模式下的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是否一定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人們期望的正面效果？

　　教育未必能創造財富去年6月6日的倫敦《經濟學人》周刊發表過一篇文章指出，介紹了英國一位教育學教授艾利森·沃爾夫的新書，書名就充滿挑戰性：《教育真有那麼重要嗎？——關於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神話》（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y Alison Wolf，Penguin Books）。這本書主要是針對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政策而發。布萊爾曾經自豪地宣稱，擺在他的政府面前的三項最重要議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還是教育”。這種說法雖然帶有典型的政客式的誇張——顯然，布萊爾前一陣考慮不是教育，而是戰爭——但確實合乎主流經濟學的“政治正確”，也頗能得到民眾的支持。

　　這位教育學教授並不否認，如果從個人角度看，教育對於改善個人境遇確實發揮非常重要作用。在宣傳希望工程的時候，似乎有一個口號，叫做“上學改變我的命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而且，你上的是名牌大學，還是一般大學，對於你的收入、社會地位，都是非常要緊的事情。即以出身貧窮農家的筆者而論，假如沒有上學，或者沒有上成大學，現在的命運可能會完全不同。

　　但是，我說我的命運可能會完全不同，並不等於說，如果我不上大學，我的命運一定會比現在糟糕——而現在人們自然而然地都有這樣一種聯想——搞不好我現在成了從農村成長出來的企業家呢。這當然只是開個玩笑罷了。不過，確實有這樣的事情在不斷發生。你看，不管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很多白手起家的大企業家、大富豪，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商人無疑是比爾·蓋茨了，他可不算個好學生，連大學都沒有畢業。現在的溫州商人，不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可是，他的生意比什麼博士、海歸火爆多了。儘管他們講不出多少道道，但對市場的理解，大學教授也甘拜下風。他們給自己創造的財富，給社會帶來的收益，也遠遠高於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平均水平。而他們受過較好教育的第二代，未必就比文盲老爸更會創造財富。這就是說，即使從個人層面上看，教育既不是致富的必要條件，也不是發財的充分條件。

　　從國家層面看亦然。就在當代歷史上，在有些國家，識字率的大幅度提高，並沒有導致人們所期望的經濟增長。危地馬拉一位經濟學教授克拉斯托佛·林格勒在美國經濟學教育基金會出版的《自由觀念》雜誌第五期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繁榮富裕必須得靠教育嗎？》，他提醒人們注意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由於實行了荒謬的經濟制度，制訂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在有些國家，在國民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經濟增長反而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或者高教育水平所驅動的名義上的GDP增長，根本無益於改善廣大民眾的福利。在這裡，人們的識字率確實提高了，但他們只能閱讀政府認為正確的文本；他們並沒有學習到有用的知識，或者他們所獲得的知識，沒有進入市場進行交換的渠道，識字率和知識當然也就無法轉換為創造財富的力量（power）。

　　這些例證說明了，從國家層面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國家的制度（包括政治、經濟制度和良好的習俗）和政府的政策，而不是教育。對於窮國來說，拿出大筆資金投入教育，其效用很可能不如建立一套好制度。而建立這樣的制度，其實是不用花費多大成本的，需要的只是理性而審慎的制度設計理念。

　　擴大教育規模的負面效應當然，話說回來了，在處於正常狀態的國家，從統計意義上看，對於普通人——就是說，缺乏企業家素質、得靠工資、薪水生活的人——來說，教育確實可以提高個人的收入水平；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找到比較“高尚的”職業，當個白領、、金領什麼的，平均收入水平高，社會地位也高。事實上，正是教育的普及和服務業發展，使得西方社會成為中產階級社會。

　　尤其不能質疑最基本的初級教育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如果不具備基本的算術和讀寫能力，一個人將寸步難行，甚至連生活都不大容易應付。這樣的人，肯定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將會培育出社會技術進步所需要的各種研究人員，他們會照顧我們的身體，發明創造出種種給我們帶來便利的設備。不過，我們也不能自負地以為，大學可以培育出企業家精神，哪怕是商學院也沒有這種本事。而沒有企業家精神，是不可能有技術進步的，更不可能有經濟增長。

　　按下這一點且不表，即使我們承認，專業技術知識能使每個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推動經濟增長，但對於一個社會的整體來說，這卻仍然並不意味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經濟增長就越快。事實上，從一定程度上說，兩者間甚至沒有什麼關係。

　　原因何在呢？沃爾夫教授的回答是，從根本上說，教育是一種“相對位置品”（positional good），也就是說，你能否得到較高工資，不取決於你自己的教育水平，而取決於你是否接受了比別人更好的教育。這相當於一場賽跑：如果每個人的奔跑速度都提高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最後，只有一個人能得到冠軍獎盃，只有三個人能上領獎台。同樣，儘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但CEO、局長、院士卻仍然只需要一少部分人來干，不管參與這場角逐的人的基數擴大多少，他們的水平提高了多少。

　　從這個意義上說，其餘人改進自己奔跑技術的努力，其實屬於浪費資源。當然，這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的，至於從個人角度看，每個人都會努力改進自己的技術，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擠進前三名。因此，個人投入資源進行這樣的競爭，是完全合理的，反正那是人家自己的錢，人家願意怎樣用就怎樣用。不過，如果更多人的預期落空，失望情緒的蔓延對於經濟增長顯然是不利的。而如果擴大教育的投資主要來自政府，則這些本來可以用於更緊迫需求的資源，對於社會整體的經濟增長究竟有多大效用，也實在是令人懷疑的事情。

　　尤其是猛然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必然會帶來一個成本：大學教育質量下降，因此，一些明智的大學已經拒絕擴大規模。而“相對位置品”效應又會使畢業生從教育中獲益的預期落空。尤其嚴重的是，社會所能提供的合乎這些畢業生預期的工作崗位難以在短期內同比增長——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儘管我們無法給出量化的證明——則必然造成大量人才的浪費。這不僅會浪費稀缺的經濟資源，也會造成社會、政治問題，而這些問題會影響社會的合作與交換網絡的穩定運轉。在這種情況下，教育不僅不能推動經濟增長，反而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

　　本文無意否定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而只是想說明，教育與經濟增長的關係，跟社會領域中的任何關係一樣，都是複雜的。因此，作出相關決策時也必須是審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