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兔認為，中國古代是否產生了自然科學，這一點不可妄下定論。

關於這個命題，其實最早是由自任鴻雋在《科學》（中國版，即中國最早的科學刊物）創刊號上所發《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後來馮友蘭又在《國際倫理學雜誌》上用英文發表《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引發了西方學術界相關的研究和討論。著名的相關學者包括H.H.Dubs及Karl A.Wittfogel等，1944年吳藻溪將Wittfogel的《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譯成中文之後，才正式引起了國人的討論。大概在同期，竺可楨發表題為《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文章，算是在國內學術界為此問題定了一個基調。其實國內學術界也有爭議，比如陳立和錢寶琮的文章，認為中國古代不是沒有自然科學，而是不發達，但主流觀點是偏重於竺的基調。

客觀的看待這個問題，要考慮其實的歷史背景。拿竺可楨的文章來說，其主流觀點將中國古代未產生自然科學的原因歸咎於宗法社會，而宗法社會的根源，又在於重農輕工商。竺引用《呂氏春秋·上農篇》，"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未，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徒，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他認為工業革命後的歐洲，人民到皆有遠志無有居德的時候，宗法社會決難維持了。竺舉例：“英國皇家學會之所以成立於１７世紀中葉，亦非偶然之事。因當時富商巨賈之特興，造成了一個有閒階級，時常往來旅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孜孜為利，而是為求知心所驅使，這實在是近世科學之開端。”而竺對古希臘的科學的觀點是：其雖然輝煌，但未能延續，也一併套用社會制度，說因古希臘是奴隸制度，眾多學者重思辨，輕實踐，“雖有閒暇以沉思其高尚之理想，而不願胼手既足以作實驗”。由此可見竺之觀點的歷史局限性。與其說他是在論證中國古代無自然科學，更不如說是在論證歐洲近代為何產生自然科學。這裡引申一下，其實就涉及到一個近代歐洲科學體系是否傳承了古希臘科學體系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本文不做贅述。

從紫鳥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主要觀點是：以宗教為代表的權威體系，對科學精神和科學體系的壓制，是科學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對這一點，我部分同意。敢於質疑和樂於求證，確實是科學精神的精髓。但僅就中國古代科學發展來說，紫鳥似乎高估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對其的壓制力。相比之下，我更傾向於贊成歐洲中世紀政教分離之前，宗教對科學的壓制力。哥白尼，布魯諾，很多血淋淋的宗教權威壓制科學的例子，在中國古代科學史上似乎找不到對應。我認為紫鳥如果拋掉先入為主的觀點，即你文章的標題，對待同樣的歷史考證可能會有不同的推論。

其實在竺可楨之後，李約瑟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他的觀點卻完全不同，他認為中國古代科學不是不發達，而是很發達，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許多領域，遠比西方領先，問題是：“為什麼以伽利略為代表的近代科學——連同它對先進技術的一切影響，產生在近代歐洲，而不發生在中國？”這就是現在大家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我個人認為，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之深度廣度，前無古人，而至少到今天后無來者。在這個問題上，本兔觀點是傾向於中國古代並非未產生自然科學，而是這樣的自然科學沒有被充分正確的解讀。

所以將李約瑟難題引申，新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古代科學傳承，為何在近代斷裂了?對此本兔的觀點是：這個問題可以轉換成一個頗具爭議的歷史問題：即中國近代史上，清帝國存在的現實，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隔斷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傳承，造成中國近代科技文明的遺失。關於這個問題，本文也不做過多論述，只是拋磚引玉，激發大家思考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