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道，5月19日，中國科學院正式宣布在“華大基因中心”的基礎上組建成立“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原“華大”負責人楊煥明為研究所所長。在這裡，筆者有幾個疑問：從民營科研實體轉為國立研究所的過程中，原來的資產、人員屬於哪兒？華大基因中心還將存在嗎？會不會又像以往一樣，一會兒以中科院基因組生物信息學中心的身份代表政府機構，一會兒又以華大基因中心的名義自稱民營公司？而至於“華大”以前的相關公司如：中科院基因組生物信息學中心、杭州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北京華大中生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鑑定中心等等，還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與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是何關係？華大的這次革命性的轉折竟究是新瓶裝舊酒呢？還是舊瓶裝新酒？

　　仔細研究號稱中國基因研究的領軍團隊－－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呈現在記者面前的是一個巨大的謎團。華大的身份、華大的資金、華大的項目、華大的目的錯綜複雜。透過迷霧，本文旨在通過詳實的數字，與大家共同解讀真實的華大，希望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25％與75％，華大究竟屬於誰？

　　號稱中國基因研究的王牌公司－－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時而以政府機構身份出頭露面，時而以非盈利民營公司的名義簽約談判。事實上，中科院僅占華大25％股份，其餘75％股份由華大8名創始人擁有。華大經費來源、債務承擔、利益分配迷亂複雜。華大究竟屬於誰？誰又能夠說得清？

　　“華大是個怪物！”華大基因研究中心胡松年博士曾鄭重告訴記者。

　　華大緣何為怪物？許多業內人士長久以來困惑不解。在人們的印象中，華大有時代表政府機構，有時又自稱民營公司；有時覺得國家投了很多錢，有時又覺着公司欠了很多債。關於華大的名稱繁多，如：中科院基因組生物信息學中心、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杭州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北京華大中生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鑑定中心等等，感覺雲山霧罩，難以說清。

　　胡松年解釋說：“我們的身份是雙重的，華大是一家非盈利的民營公司，而中科院則代表政府機構。參與商業性較強的項目時華大寫在前面，後面是‘暨中科院基因組生物信息學中心’，如果公益性強，則把‘暨’的兩端做一個調換。”

　　國家規定，非盈利民營公司須在民政部門辦理手續，而華大的執照上卻蓋着工商局的大印。胡松年博士的解釋讓人摸不着頭腦。

　　2000年9月，北京華大基因與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簽訂合同，華大基因向遺傳所出讓25％的股份，將名義上的掛靠關係變成事實上的參股關係。而另外75％則由8個創始人“按共產主義的方式均分股權”，其中包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楊煥明教授、執行主任汪健等人。華大以股份換來了中科院人類基因組生物研究中心的官方招牌，靠着這塊招牌，政府的科研經費也通過合法途徑進入華大。

　　據報道，華大因為做水稻基因組測序工作，是7000萬元債務的承擔者。讓人不明白的是：中科院與華大創始人25％與75％的股份，是擁有利潤的比例呢？還是付出勞動的比例？或是承擔7000萬元債務的比例？更何況，華大在成立初期，就一再強調，華大是個民營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不盈利的公司如何償還債務？華大是否會把7000萬元巨額債務留給國家？

　　1999年至2001年三年時間，華大共耗資約1.6億元，用於1％人類基因組測序、水稻基因組測序，其中國家投入總計約8000萬元、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貼息貸款6000萬元等。有人對華大的性質提出疑問。產權成為一個日漸突出的問題。華大基因曾是個民營公司，那麼，國家對華大的投入－－包括有形的巨額經費和無形的中科院招牌算什麼？是以股份的方式進入，還是僅作為國家扶持？國家的投入是否已經形成產權？

　　設想一下，假如國家撥給華大1個億，那麼一旦劃入華大帳戶，按照股份分配，國家的撥款是否便要縮水7500萬元。誰負責對這部分資金的支配與監督？

　　華大中心執行主任汪健曾透露，華大基因有意在境外上市融資，或者引入香港財團合作，中心的股權結構也將作新的調整。華大中心主任楊煥明則把華大基因的實踐看作是為中國科研體制變革尋求突破口。“可以把它比作科研領域的‘小崗村’”。而問題在於，小崗村的農村體制改革是除了交給國家的，留下的是自己的。而華大拿國家的錢，出了自己的名，盈了自己的利，這是不可同比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華大自稱是非盈利的私營機構，既然是非盈利性，不能獲得超額利潤，而華大又自稱，以後成果用於商業用途，將另外成立營利性商業公司，到那時華大的性質就會變。按照常識，如果用於商業用途的成果是來自有國家投入的項目，國家應該在出售成果方面有發言權。如：是否應該出售？出售給誰？出售價格多少？而且，這些華大用了國家投資的設備、場地營利，這部分利益又該如何支配？目前都是一個理不清的問題。

　　25％與75％，成為華大難以解開的未知數。

　　胡松年博士稱華大為“怪物”，聽起來有些滑稽，但如此比喻還真有些道理。

　　鑑於華大的經費絕大多數來自國家撥款與銀行貸款，又由於華大中心的模糊產權，有關專家指出：華大中心的產權搞不清楚，國家的投入與產出比便難以說清，操作起來就是一團亂麻。國家對華大的投入應該是有條件的。

　　50、10000與7000萬，水稻測序值不值？

　　華大水稻測序研究總成本幾乎全部是國家資金。華大在相關網站公布成果，一個月內，總共接受了1萬多次訪問，來自國內的訪問只有50多次，如此成果卻給華大留下了7000萬元債務。專家指出，華大的研究是沒有多少創造性的技術活，成果也並無直接的應用價值。華大花着國家的大錢，研究出效益不明顯的成果，國家究竟值不值？

　　華大執行主任汪健在內部會議上幾次半開玩笑地說，華大“生於1％，而死於水稻”。如此結論如此評價，讓人不得其解。

　　2002年4月5日，《科學》雜誌用14頁篇幅發表《水稻基因組序列草圖》論文，這是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在繼1％人類基因組測序完成後的又一個亮點。一時間，在中國科技界及新聞媒體獨領風騷。但水稻測序工作還未開始之時，國內科技界就此問題一直爭執不下。在測序工作結束之後，這樣的爭論在業內較以前更甚。

　　據華大杭州中心主任胡松年介紹，由於成果處置不確定的原因，2000年華大與水稻所、遺傳所協定開展水稻測序項目，只是合作，成果分享，沒有資金往來。但科學院為華大撥付了500萬元的啟動資金。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為華大提供了5000萬元的3年貼息貸款和1000萬元的1年貼息貸款。2001年底，研究報告初稿在《科學》上發表，經最終核算，華大的總成本達1.6億元。在新聞發布會上，楊煥明說：“每分錢都是從牙齒縫裡省出來的。”

　　這次水稻測序的最終成果數據庫被放在華大中心自己的網站和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的網站上免費下載。在數據公布後的一個月裡，總共接受了1萬多次訪問，有550次下載，但來自國內的訪問卻少得可憐，只有50多次，其中大部分還是浙江大學內部的。而為了這個結果，我們付出了1個億的代價。給華大也留下了7000萬的債務。

　　華大中心的另一位主任於軍在向記者談起華大未來的計劃時說：研究豬基因需要2～3億元，研究雞的基因需要1億元，研究大豆需要2～3億元，研究中國人的多態性需要8億元。這些經費大多沒有着落。

　　不同觀點認為：中國花一個多億弄出個世界公用的成果，不值。此事的投入產出比太低。水稻基因組項目是華大為了搶在瑞士與美國的合資公司先正達、日本科學家牽頭的公益組織“國際水稻協作組”公布數據前，為出風頭搶先干下來的，最終得出的數據如英國《自然》雜誌2002年4月11日社論評述的：先正達和北京基因中心測得的序列只是粗略的草圖，而這項基礎工程離實際開發應用尚有很大距離。

　　國內一些專家對華大所從事的工作一直有爭議，他們認為，測定基因序列與其說是科學研究，不如說是工程項目，其本身的學術意義並不大，是沒有多少創造性的技術活，基本工作都是通過儀器自動完成，獲得的結果只是原始數據，並無直接的應用價值，是為以後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工具，只能通過收取數據使用費來獲利，但又因為的些項目是公共資助的，不允許這樣做，因此這些工程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有專家建議：在目前國家研究資金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國家真正要想在基因研究上獲得“發言權”和“原始創新性”知識產權，加入當代世界生物醫學發展潮流，就應該着重加強基礎研究和臨床醫學研究的投入，調整在生物研究領域的資金分配和發展方向，以避免一些耗資巨大但無重大科學和經濟效益的技術工程，掌握我國發展生物醫學真正研究力量的良機；就應該在統一考慮國家南北方基因中心測序平台力量的基礎上，及早調整國家已經投入的儀器設備和相關資源的配置使用，使有限的資金髮揮最大的實際效益，為我國生物醫學高效益發展更好服務。

　　50、10000與7000萬，這幾個數字密切相關而反差又如此之大，許多人不解：水稻測序究竟值不值？也由此一系列的疑問源源而來。這500萬的投資是如何來的呢？誰評審的？誰論證的？誰批準的？這6000萬的貼息貸款事前有沒有組織專家論證？有沒有償還計劃？有沒有擔保？如今，3年過去了，償還了多少貸款？也由此可見，在項目的投資中，國家占了絕大部分，但不明白的是，國家在一個民營機構中究竟充當什麼角色？國家在決定華大的各種事情上又有多少發言權？而楊煥明所說的“每分錢都是華大從牙齒縫裡省出來的”省的究竟又是誰的錢？這一切，到現在來說，依然是個未知數，這應該是個可解的未知數，華大能給人們一個說明嗎？

　　X與8億人民幣，“炎黃一號”又是幌子？

　　華大請求國家撥款8億人民幣，用以中國人基因多態性研究，俗名“炎黃一號”，以“預防外國敵對勢力製造針對中國人種的基因武器”。 華大一負責人說，之所以要用“基因武器”的說法，是為了迎合軍方的想法。專家指出，這其實就是欺騙國家。華大打出如此大的幌子，國人可解謎團？

　　華大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噬熱菌是個幌子，做了它我們就可能拿到1％；而後來1％也是個幌子，為了我們做水稻、豬和家禽。將來華大最終要做中國人自己的測序和多態性研究。”文章這樣評論說，正是這一個接一個的幌子為華大帶來了名氣和資金；華大要生存，也只有依靠這些“幌子”一次次艱難地證明自己。

　　不得其解這裡所說的幌子的真實意思，難道，現在華大所要做的多態性研究也是個幌子，而這個幌子又要幌什麼呢？下一個項目？更多的資金？更大的名氣？不可知。

　　採訪中得知：華大正準備做的這個中國人基因多態性研究，俗名“炎黃一號”，向政府要求撥款8億人民幣，目前國家的這塊支持還沒有到位，華大正通過企業捐獻、地方政府支持、大學合作等渠道籌措這部分資金。

　　關於“炎黃一號”，也聽到一些議論。在新語絲電子文庫中方舟子《訪問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小記》一文中這樣寫道：汪健向方舟子出示了一份兩頁半紙的“中國人基因多態性計劃”的申請書草稿，向政府要求撥款8億人民幣，保證在幾年之內完成該計劃，文中充滿了“為了中華民族的千秋大業，再次請纓，立下軍令狀”之類的豪言壯語。針對申請書中“研究中國人種的遺傳學和生物學特性”、“預防外國敵對勢力製造針對中國人種的基因武器”等等提法，方舟子指出，“中國人種”的提法是荒唐的。“中國人”只具有社會、文化意義，不具有遺傳學和生物學意義，在遺傳學上並不存在一個單純的“中國人種”。中國境內的50多個民族都可視為不同的遺傳群體，甚至漢族也不是單純的遺傳群體，南、北的遺傳差異很大，並可進一步分成更小的群體。研究這些遺傳群體才有意義。至於“針對中國人種的基因武器”更是無稽之談，因為並不存在決定中國人的基因。

　　汪健表示同意方舟子的見解，並願意在申請書定稿中將“中國人種”改為“中國境內的群體”，至於“基因武器”的說法，他說是為了迎合軍方的想法，不便改動。方舟子表示懷疑他們是否真會放棄“中國人種”或“中國人”基因的提法，如果放棄，他們就無法打“民族牌”，激發官方、軍方和公眾的“愛國主義”感情了。

　　汪健特別坦誠地指出：某些提法可能是不準確的，某些言論也可能是經不起推敲的，但國內風氣如此，機構為了生存、發展，不得不說一些過頭話，請海外學者諒解。

　　方舟子回答說：“如果說苦衷，誰都有，連騙子也有一大堆苦水可吐，但是公眾有權利了解真相，不能為了某個公司的生存，就甘心讓公眾受不當言論的誤導。你們站在自身的立場，我則站在公眾的立場。”

　　兩人不歡而散，事情也無果而終。

　　現在，華大還是把“炎黃一號”作為自己下一步的重頭戲，想起方舟子兩年前的一番話，不由後怕，再加之華大一位負責人關於“幌子”的高論，不由又是一陣後怕，我們被蒙蔽了嗎？幸虧有人懂，如果國內的科學家都不清楚，或者出於種種原因，都不願站出來說出真相，哪後果將是什麼？我們不妨再試想一下，在尚不富裕的中國，8個億又是什麼樣的概念，而所能產生的效益又會是什麼？產生的效益又將屬於誰？這是和國人開的一個天大的玩笑嗎？　

　　這又是一個未知數，這裡就姑且用X代替。

　　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曾留給了人們一個個未知數，一個個疑問，一個個謎團。華大的身份、華大的資金、華大的項目、華大的目的，誰能說得清？在這裡我掀起華大的蓋頭疑真實華大，是想告訴國人我們要避免以上的問題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