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見親歷的荒唐工程

　　我是土木工程師，親見親歷了許多哭笑不得的建築業故事。

　　我曾經問一些年輕的工程師：建一座面積約800平方米的三層磚木結構宿舍樓，從基礎到交付使用，如果儘可能地快，得多少時間?

　　沒有人答對。實際是15.5小時。也就是說，清晨破土動工，傍晚就水流燈亮了。人們不相信，但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實。這件事發生在四川德陽工業區重型機器廠工地。那個時代放了很多“衛星”，這是其中的一個，引起過很大的轟動。

　　這樣做很不經濟。採用人海戰術，用工量超出常規好幾倍。質量尤其粗糙。例如10米高的磚牆一天砌到頂是違反國家《規範》的規定的(按規定，磚牆每天只能砌1.2米)。由於灰縫下沉量集中發生，建築物出現很多裂縫。

　　這些樓質量差，但還能使用，比它的一些兄弟“衛星”要幸運得多。哈爾濱的農業大廈，一座五層的大樓，竣工後一個晚上，突然崩塌，幸好尚未住人，未造成嚴重傷亡。這是一座“四不用”大樓，所謂“四不用”，指樓的結構中不用鋼材、木材、水泥和紅磚。真是一個敢想敢幹的結晶。由於我國的財力、物力有限，根本實現不了“超英趕美”的宏偉目標，所以大搞緊缺物資的代用品就成了我們技術人員一項重要工作。缺鋼筋，我們找到了竹筋、玻璃纖維代用；缺木材，我們找到了玻璃鋼(以樹脂粘合玻璃纖維製成)代用；缺水泥、紅磚，我們找到了蒸養或非蒸養硅酸鹽代用，於是“四不用”的建築就出現了。農業大廈的垮台也許是件好事，它使“四不用”甚至“八不用”的冒險有所收斂。

　　除了建築本身，各項配套工作也在放“衛星”。為了增加運輸力，人們在貨車後面猛加掛斗，一輛載重3.5噸的解放牌貨車竟加到八個載重量一噸的掛斗。1958年我親眼見到它行駛，像一列無軌火車。最後因妨礙交通而被迫停止。

　　不要以為這些事都是群眾自發的行為，不是，是各級組織號召的。我還清楚記得德陽工業區區委書記在群眾大會上號召推廣超聲波的情景。他說：“不就是一截鋼管、頭上裝上一個薄鋼片嗎?能量就在這個薄鋼片上。和小時候玩兒的竹管上加一片竹葉一個意思。你們信不信，反正我相信。”當天晚上，我單位職工一夜未眠，加工超聲波。倉庫管理員奉命打開倉庫，聽憑各取所需，結果一晚上用了十餘噸鋼管。凡是水閥、汽閥都裝上“超聲波”，算是實現了“一夜超聲化”，也是一顆“衛星”。

　　這些事例是說不完的。聽起來好像笑話，想想卻令人心酸。年輕人會奇怪，你們老一輩的工程技術人員怎麼這樣不講科學，好像小孩子過家家，想怎樣就怎樣?其實，1958年起，科學作風和科學態度遭到破壞，是由於有一股由上而下的急功近利的狂熱思潮，技術人員是不起作用的。

　　那些不尊重科學的行為，很快就受到了懲罰。以“鋼帥”、“糧帥”為首的大大小小“衛星”不久都銷聲匿跡，徒然給國家造成損失，成為1960年出現經濟困難的前奏。但是，人們並未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1970年到1976年，我在第二汽車廠工地工作。親眼看到在這樣一個重點工程的建設中，違反科學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首先是廠址的選擇，這個廠分散在24條大山溝里，土石方數量驚人。數學家華羅庚曾說過：材料、產品和後勤物資的長距離運輸已經註定了這個廠的產品缺乏市場競爭能力。但這樣做符合林彪“山、散、洞”的要求。

　　該廠的主要機器都是歐美進口的，非常先進，但廠房和宿舍完全是“低標準、瓜菜代”。不是艱苦樸素而是不安全，不適用。例如，宿舍搞了100多萬平方米的“干打壘”(一種板築三合土)建築。這種“干打壘”牆收縮非常厲害，居然做到四層樓，而樓梯間卻是磚砌的，結果變形不協調，牆體裂縫大到二、三厘米，聽說後來“干打壘”都被拆掉，改磚牆了。

　　“干打壘”非但被用於房屋，還被用於做橋。在十堰市，人們建了一座長約12米的雙拱公路橋。因為不放心，施工人員悄悄在土裡摻了60噸水泥。其實，有這60噸水泥，建一座混凝土拱橋也夠了。儘管如此，土橋建成後下面仍出現了幾條裂縫，因為干縮是土的天性，無可奈何的。這幾條裂縫真是太好了，它影響了“干打壘”橋的推廣。這座橋使用了很長時間，但每通過重車，則須在橋下加支撐。

　　最危險的事是人們企圖做一種“干打壘”雙曲拱，用於倉庫屋面，跨度有12米和18米兩種。天幸在做荷載試驗時，拱被吊到4.5米高處，垮下來了。拱上的4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我妻子)灰頭土臉地爬起來，居然無傷亡。

　　第二汽車廠的廠房設計得過於簡陋，薄壁型鋼屋架、輕型檁條(由鋼筋焊成)、單槽瓦。我覺得這個結構方案很適合做自行車棚。後來輕型檁條發生一次因結構破壞而高空墜落的事故，人們就對屋架和檁條進行了一次全廠範圍的加固，而且是在載重情況下高空焊接的，場面很動人。單槽瓦不保溫，影響生產，又搞了一次全廠範圍的增加保溫：屋面加上礦棉保溫層和瓦楞鐵防水層。買一個“欲速則不達”的教訓，整個二汽建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些不尊重科學的冒進行為，發生在工程技術人員從事的領域，工程技術人員當然是有責任的。但責任多大，要具體分析。

　　“大躍進”一開始就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重大問題都由領導、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決定。技術人員是主辦者，但領導有否決權和拍板權。在技術人員中，有迎合領導心理，投其所好，以求政治進步者；有堅持科學，據理力爭，不怕右傾保守之名者，但那是少數。大多數人堅持科學而不強調，陳己見而不堅持，最後服從領導決定。這和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比較軟弱有關。反右以後，知識分子心有餘悸。毛主席歷來反對“攻其一點，不計其餘”，而一般知識分子卻是“一點”也馬虎不得的，只能“夾着尾巴做人”，還時常受到一些無端的辱罵。在二汽工地，北京設計院的一位工程師經常強調基礎要做在老土上(不要做在填土上)，一位領導竟在作報告時譏笑他：“有那麼一位老土工程師”。中南設計院設計的一種行車梁被中南軍區的一位首長看見了，嫌它太厚重，說：“這是哪個王八蛋設計的?”

　　從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20年的歷史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無異於一場噩夢。最大的痛苦不僅是自身人格的備受摧殘，而且是看到世界各國在科技推動下，生產力突飛猛進，我們卻停滯不前。更令人痛心的，從“五四”運動起，先驅們就為民主和科學而奔走呼號，而在近40年後，竟出現了一股“不要迷信科學”、“知識越多越蠢”的反科學潮流，真是令人扼腕長嘆!

　　(摘自《炎黃春秋》2002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