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學術理論界長期以來有一種特殊的現象，這種現象你不說我不說，大家心照不宣都不說，久而久之，習慣成了自然，自然成了積弊，積弊又已成為習慣了。這些已經以為常的積弊可以歸納為五法：

一曰搬老祖宗法。這些人寫文章、出專著，從頭到尾嫻熟地引用馬克思主義老祖宗的話。凡是不引用老祖宗的話，他們就無從着手，茫然不知所措；一旦引用了老祖宗的話，他們的大作就自以為一下“立”起來了。對這些人來說，老祖宗的話乃“金口玉言”，誰敢說它不對？當然，如果確需引用一、二句偉人的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倒也無可厚非，但這些人引文範圍是有嚴格限制的，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或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言論，如果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或西方領導人的著作言論是絕對不能引用的，哪怕他們說得再有道理。再者，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一輩子說過不少話，寫過不少文章，隨着時間的推移，一方面，老祖宗自己也會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老祖宗的話也需要我們後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完善和發展。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老祖宗也不可能窮盡他身後的一切真理。可我們有些所謂的學者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老祖宗的“陳年老窖”全搬出來，從中隨便找出一段話，放進自己的大作中作註腳，就能“一句勝過一萬句”。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不引用老祖宗的話，這些人還能否寫出一篇文章來。

二曰見風使舵法。這些人把學術理論與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學術理論方向是唯當權者馬首是瞻。誰在台上誰當權，誰說的話就是“真理”，誰制定的政策就“完全正確”。為了從學術理論上進行論證，這些人便搬出十八般兵器，使出渾身解數，從各個方面多層次寬視角全方位論之如何“特別重要”和具有“歷史意義”。而一旦當權者倒下台去，他們就搖身一變來個180度轉彎，使出吃奶的力氣論證其如何“反動透頂”。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妙筆生花連篇累牘地論證“文革”的“科學含義”和“歷史地位”，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們又肯定奮筆疾書鞭撻“文革”的萬般罪惡。總之，吹捧的是他們，痛罵的又是他們。我真不知道他們“帽子下面的那玩意兒”是什麼。反正他們搞的“學術研究”就是這個樣子。不信，你可以從這些人著作的“全集”中－－如果能編有這樣的“全集”的話，可以看出他們一生中不知自己打了多少次自己那張講慣了鬼話的臭嘴巴。

三曰“資壞社好”法。“凡是資本主義的都是壞的，凡是社會主義的都是好。”這種“資壞社好”法則幾乎成了中大陸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牛頓定律”，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不容絲毫置疑。當一些飽學之士在論及西方文明時，其公式必定是，資本主義的某某某在歷史上還是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的，但畢意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有其嚴重的“局限性”，在論及社會主義的某某某時，儘管還是很不完善，但畢竟是社會主義的，要比資本主義優越得多。對這些人來說，其要害是囿于姓“社”姓“資”，凡事都先加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帽子後再依“資壞社好”原理推而廣之，無不把“真理”緊握在自己手中。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可以不看，對社會主義存在的問題可以不問，把學術理論問題一律依上公式“觸類旁通”，無不“放之四海而皆準”，各出版社、報刊、雜誌編輯每收到這類東西皆編發不誤。一句話，只要戴有資本主義這頂帽子，再好的東西也有“局限性”，是壞的；只要戴有社會主義這頂帽子，再不好的東西也可以吹得熠熠發光。

四曰衛道正統法。有些人一年到頭寫不出一點兒新穎的東西，可能一輩子也寫不出，但卻十分擅於與人“商榷”。這些人對社會發展變化熟視無睹，專揀報刊雜誌中誰說了些“不合祖宗之成法”的東西，一旦發現，即刻俯首案頭操刀口誅筆伐，道貌岸然與其“商榷”，唾沫四濺不知疲憊。這些人常以“正統”自居，聲嘶力竭地怒斥他人觀點違背了書上的某條某款，並常常拿大帽子嚇唬人，也不乏猛地一棍子打來，其氣急敗壞之狀，宛如清末頑固派之嫡系門生和再傳弟子，衛道之功不在小。

五曰口是心非法。常言道，文如其人。但時至今日早已時過境遷，未必如此了。有的人深諳學壇之法則，精通界內之奧妙，把握時代之“脈搏”，懂得怎樣依計而行定可使“佳作”頻頻見報或刊。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正襟危坐，一副馬克思主義大師的風範，說得有條不紊，論得頭頭是道。但他們心裡想的，行動上做的則截然相反，問其何故使然，其必曰“識時務者為俊傑，知進退者乃英豪”。

至於東拼西湊、代人捉刀、以錢買文等陋習實乃小菜一碟，不足論也。上術積弊，冰凍三尺，非一日矣，根除之難，如行蜀道。此論可能累及一部分富有理性、正義、良知和創新精神的學人，但不要緊，有則對號入座，笑罵由他；無則我行我素，悉聽尊便。至於要靠那幫患有“積弊”之人去搞理論創新，恐怕是無望了，除非等“芝麻開門”。但他們不是沒有才華和智慧，其中不乏“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之輩，他們雖不能從事理論創新，但人應盡其才，完全 可以在“思想僵化”領域大有作為，顯身手於“抱殘守缺”，施才華於“拉倒車”，其功可以蓋世，其名可揚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