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兵先生《國家社科基金：應由資助項目轉為獎勵成果》（原載《學術界》2003年第1期）和鄭也夫先生《以借貸和獎勵取代資助》（原載《中華讀書報》2003－04－09）的觀點，我七分贊成，另有兩點補充，一條反對。第一點要補充的是，有問題的不光是國家社科基金，而是整個現行學術體制（據我所知顧海兵先生也有相同觀點）。第二，正是這種體制，不但造成了學術界的腐敗，還造成了大面積的“非典型腐敗”。因此，“以借貸和獎勵取代資助”的辦法治標不治本。根本的辦法是改革現行學術體制，而現在能做的，則是立即暫停一切學術資助和學術評審，以俟將來。

　　不能說鄭也夫先生設計的方案不好。說實在的，那真是用心良苦，連許多細節都考慮得很周全，而且極具可操作性。其實我也曾有過類似的想法，只不過沒有鄭先生想得那麼細。但鄭先生想得再細，也仍然有一個關口繞不過去，那就是借貸也好，獎勵也罷，最後還是要通過評審。鄭先生說，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的評審中，資金的“大頭”往往會被各地的學術帶頭人在“平衡各地面”和相互幫襯中瓜分了，那麼請問，獎勵的名額難道就不會被這樣瓜分？立項資助靠不住，“以獎勵代資助”就那麼靠得住嗎？

　　所以我說有問題的不光是國家社科基金。在現行學術體制中，只要牽涉到評審，比如評獎、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以行政代學術”。倒不是說擔任評委的一定就是“學官”（院長、系主任），儘管各類學術評審委員會中“學官”不少。但問題並不在於此，而在於，一個人，無論是否有行政職務，只要擔任了評委，就可以視為“學官”，有了“學官”的意味。因為他代表的是官方，行使的是官方賦予的“生殺予奪”之權。於是，學術評審就變成了一種行政權力。我們知道，腐敗無非是權力的贖買。只要存在着權力關係，而且這種權力是可以贖買的，那就存在着腐敗的可能。當然，由於學術界素有清高廉潔的傳統，也由於讀書人一般比較膽小，還由於學科建設不像經濟建設那樣利潤豐厚，學術腐敗好歹還不算駭人聽聞。但各類學術評審中普遍存在着“非典型腐敗”，卻是不爭的事實。

　　所謂“非典型腐敗”，就是那些看起來不像是腐敗，或不被認為是腐敗的腐敗。比如請客吃飯，送一點不太過分的禮品或數額不大的禮金，甚至只不過是寫信、打電話說情。寫信、打電話說情當然不好說是腐敗，但造成的後果卻未必就不嚴重。當然，各類評審制度中都會有嚴禁說情的規定，同時還會規定一經查出就要如何如何。然而實際上這些規定都不過一紙空文，因為你永遠查不出，而且也防不勝防。作為一個潔身自好的評委，你可以不吃請，不收禮，但總不能不接電話。如果打電話的是你的老朋友、老同學、老上級，甚至是以前於你有恩的人，你又該如之何呢？至少在我，是沒有辦法的，只好昧着學術良心去投“人情票”，以便對得起“知恩圖報”的那個“良心”。如果對方託付要關照的人和事還確實說得過去，那就謝天謝地了。所以有人說，以前是“英雄難過美人關”，現在則是“評委難過人情關”。如果那人情來自“美人”（面子特別大的人），恐怕就更加過不了。

　　也許正是有鑑於此，現行學術制度採取了“量化”的辦法，並規定了“硬指標”。比如評博導要有國家級或省部級課題，或者要有國家級或省部級獎勵，同時還要有權威刊物論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論文多少篇。這些“硬指標”各校不一，但無一無之。我絲毫也不懷疑“立法者”的初衷是好的，但其結果卻恐怕是始料之所未及。學術腐敗和非典型腐敗不但沒有被根治，反倒更嚴重了。因為課題和獎勵的評委也好，刊物的主編和編輯也好，也是可以用“非典型腐敗”的辦法來搞掂的。事實上幾乎所有權威刊物和核心刊物的編輯都為“人情稿”所困，最後不得不網開一面，辟出若干版面來應付。一點不應付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是中國人。能夠不以“人情稿”為主，就很不錯了。那麼好了。以前，一個學術水平很差的人，在評職稱評博導的時候可能還會自慚形穢。現在不怕了。手裡拿着這些“硬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要職稱、要頭銜、要獎勵，你不給他他罵娘。再說你不同意也不行，人家“夠條件”麼！

　　由此評出的，就是一大批“真的假教授”和“真的假博導”，我稱之為“非典型教授”、“非典型博導”，統稱“非典型學者”。記得鄭也夫先生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的講座中也講過這個問題。因此我想請教鄭先生，如果讓這樣一些人來組成閣下設計的“成果審查委員會”，結果會怎麼樣呢？那還用問嗎？沒錯，從理論上講，“相馬不一定確證千里馬，賽馬一定會確證千里馬”。但如果裁判出了問題，是“非典型裁判”，事情恐怕就很難說。事實上現行學術體制的問題也正在於此，即它以“科學評估”的名義和方式，為一大批庸才提供了一個合法的進身之階，並將由此造成整個學術界的平庸。平庸不是腐敗，甚至連“非典型腐敗”也算不上，也許只能叫做“另類非典”，卻比“非典型肺炎”還要恐怖，因為它將扼殺整個學術界的生命活力。道理也很簡單。一個庸才，並不會因為當上了教授或者博導就不再是庸才，卻可以而且一定能當評委。這樣的人評出來的，也一定是平庸之作和平庸之才。道理不說大家也明白。最後，學術界就會只剩下庸才，沒有人才，更沒有天才。這就叫“人才淘汰律”。

　　追根尋源，問題就在於“以行政代學術”，就在於學術評審變成了一種行政權力，因此治本之法，就是取消各類評審。如果一時半會還不能全部取消，那就先取消國家社科基金。既然“社科研究不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需要大筆經費”，“沒有經費仍然可以從事研究”，甚至更好（比如可以“永遠聽憑我的興趣的指引”）；既然“社會科學史上的重大理論成果幾乎都不是在資助下完成的”，而“國家社科基金資助了這麼多年來，沒聽說過有什麼重大突破”，那麼，何不乾脆取消？這樣做，至少有兩個好處。第一，可以省下錢來支援國家建設。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有這筆錢，幹什麼不好，何必一定要用來資助文字垃圾？第二，社科研究變成無利可圖的事情以後，堅持下來的就是真學者了。這樣停他十年二十年，毋庸費心，真假自現，也就不怕“人才淘汰律”和“非典型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