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豎刁自宮篇

　　史學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占有十分獨特的地位。有人總結出史學至少有四大功能，即，它是治國安邦的借鑑、是懲惡勸善的參照、是增益智慧的源泉、是培養人才的途徑。（瞿林東：還要溫故知新。《人民日報》2001年1月13日）。而司馬遷則認為他撰寫《史記》是在“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報任安書）。唐太宗曾說：“以銅為鑑，可正衣寇；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新唐書·魏徵）。因此，歷史雖然是記錄着過去，其目的卻是為了現在和將來。

　　中國人寫歷史，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傳統，叫做“秉筆直書”，即歷史上發生了什麼，史書上就記載什麼。“史：記事者也。”（《說文解字》）。當然，能夠做到秉筆直書並不容易，有時要以性命為代價。春秋時，齊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殺死。齊國的太史於是在史書上記載到：“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把這個史官殺了。太史官有三個弟弟，長兄被殺，大弟執簡復書。大弟被殺，二弟續寫。二弟被殺，三弟仍舊秉筆直書。崔杼連殺三人，不敢再殺，史實因之得以流傳。南史聽說崔杼殺了太史，“執簡以往史館，聞既書矣，乃反。”（《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可見，在當時靠殺史官來掩蓋歷史是行不通的。

　　兩千六百餘年之後，“秉筆直書”的傳統在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失傳了。在北大百年慶典特別網站中，有一篇洋洋萬言的“北京大學校史”。在這篇校史中，北大的史官不僅沒能“秉筆直書”，他們還利用隱瞞和刪除的手法來篡改歷史，使北大本來十分骯髒、十分醜惡、十分陰暗的歷史看起來金光閃閃，看起來光彩奪目。從這篇校史中，人們看不到北大在1951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表現。即使是在北大歷史長河中占有十分之一長度的“文革”，這篇校史也僅僅輕描淡寫地說了這麼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大學的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遭到了嚴重的破壞。”（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幾十年的為非作歹，就用這麼平淡的一句話輕飄飄地塗抹了過去。難道只有在“文革”期間？難道只有“工作”遭到了破壞？遭到誰的破壞？北大是破壞者還是被破壞者？除了“文革”期間，北大還幹了些什麼？這些問題不搞清楚，不公諸於世，北大就還會在世人面前道貌岸然地招搖撞騙，明目張胆地欺世盜名；在下一個“文革”到來之時，他就還會再次象一個惡棍那樣瘋狂猖獗，助紂為孽。中國人民不是一直對日本鬼子不肯為其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的暴行俯首認罪而耿耿於懷嗎？那麼看一看自己的“最高學府”吧，他何曾為自己的醜行劣跡向中國人民道過半聲歉，他何曾為自己的禍國殃民向中國人民表示過絲毫的懺悔？

　　如果總結一下新中國的歷史，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29年，中國幾乎是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中度過的。如批《武訓傳》，如“三反”、“五反”，如“肅反”，如“四清”，如“社教”，如“批林批孔”。在這些運動中，對中國知識分子衝擊最大的有兩個，一個是發生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個是開始於1966年的“文革”。如果追根溯源，“反右”可以看成是“文革”的序幕，而這個序幕的前奏曲則是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史料證明，北大是這個前奏的號手，是這個序幕的領唱，是整個大戲的主角。在北大這個大舞台，雖然整個大戲的主題大致相似，但每出戲的故事情結卻是不同的。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改造”、被批判的對象主要是教授；而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並且受到殘酷迫害的卻多數是學生。到了文革，一切都顛倒了，學生斗官員，官員斗學生，學生斗學生，學生斗教授。這其中，存在着因果關係。

　　“思想改造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1951年9月。在這次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變成了新政權的附庸。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他用“4個S”來總結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十幾年：SURRENDER，xxxx，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階段就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根據科學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雖然這個觀點在最初受到了很多人的懷疑，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麼說並不離譜。馬寅初在1951年6月1日接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而在這年8月，周恩來總理在一個全國性專業會議上作報告說：知識分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校長大受啟發，當即就在北大搞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不無得意地宣稱：“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餘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轉引自：笑蜀《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

　　這年9月初，馬寅初給周恩來寫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12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這封信在9月9日轉呈毛澤東。9月11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道：“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向京津地區高校一千七百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思想改造運動”至此正式開始。（笑蜀《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思想改造運動”的內容都是些什麼呢？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叫做“脫褲子，割尾巴”，而當時的知識分子面嫩耳軟，聽不慣這麼形象的語言，於是選擇了一個比較文雅的名稱，叫做“洗澡”。這個運動大致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學習、坦白、審查、改造、總結。在半年多的時間裡，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由精神貴族變成了罪孽感深重、人格和尊嚴喪失殆盡的精神賤民。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1957年回憶時說：“前幾年，大學裡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也還是讓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的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的罵別人。老教授上台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子辱罵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許多人在一些運動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現在還舒不氣來”（《文匯報》1957年5月19日，轉引自王友琴的文章）。

　　北京大學既是“思想改造運動”的發源地，也是全國的運動中心。周恩來就曾多次指示教育部和其他有關部門，運動要“以北京大學為主”、“以北京大學為重點”。在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對象有兩個人，一個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教授，另一個是法學家周炳琳教授。1952年3月7日，朱光潛教授在西語系師生大會上檢討，但與會者一致表示不滿，先後有5位師生在會上發言，對他進行揭發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繼續批判朱光潛。4月9日，在北大全校大會上，朱光潛作了第三次檢討。會上，馬寅初校長總結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還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一邊來”。　（《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轉引自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與朱光潛一樣，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檢討難以通過，因此他向馬寅初校長表示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一切後果”。但馬寅初先是帶人到他家裡找他談話，然後又召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還親自主持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討論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給彭真寫信：“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引文同上）。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可以讓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 5月6日，北大校長馬寅初召開會議，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會議決定，5月14日全校恢復上課，今後要做到運動和上課兩不誤。”　

　　就在“思想改造運動”結束之後兩周，北京大學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在一周左右的時間內，據稱有三千多人交代了問題，約占參加運動人數的90％，其中41人有“重大問題”。（引文同上）。

　　“忠誠老實運動”之後馬上就進行了“院系調整”。“院系調整”是一個帶有學術、行政和政治目的行為，與“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密切相關。北大校友、旅美學者王友琴認為，“這三個”運動“設計得嚴絲合縫，緊緊銜接，互相補充，一環扣一環，所以成效顯著。”（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在本系列的第二篇中（XYS20030601），我已經說過，北大是“院系調整”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兼併了燕京大學的精華，搬進了美麗的燕園，並且成為唯一的全國性文理綜合大學。這是北大在前兩個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所得到的賞賜。

　　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3月到5月間，也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收尾階段，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相當於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十分之一。當然，由於是第一次交手，這場運動的激烈程度遠不如“反右”運動和“文革”。（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從任何角度來看，“思想改造運動”都是五年後“反右”運動的預演，它是新政府鞏固政權的一個步驟和策略，而馬寅初校長則率領北大非常主動和積極地參與了這場運動，使北大成為全國的運動中心和樣板。北大在這次運動中的表現，可以說是他在以後50多年間所有行為的前兆：自覺、自動地參與政治運動，緊跟政治風向，進而順應社會潮流。這使北大喪失了一所真正的大學所最為寶貴的品質：獨立性。

　　�夞R寅初先生是北大後50年歷史上最著名的校長。北大歷史系教授何芳川先生在北大105年校慶之際撰寫專文，標題就是“前有蔡元培，後有馬寅初”。北大五十年代的畢業生至今還對馬校長的開口禪“兄弟我”津津樂道，即使是他因為“兄弟今天喝了一點酒”而在全校大會上將李富春副總理介紹為“李副總統”，北大的校友們也還是帶着欣賞的眼光把它看成是名人逸事。（牛正武：北大瑣憶）。馬先生在民國時代反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嚴辭抨擊“四大家族”，甚至拒絕蔣介石總統的招見，大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風骨。在新中國政權下，他還能夠堅持自己的“新人口論”，抵抗強大的政治壓力拒不退縮，大義凜然地宣布：“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邵純：黃鐘大呂馬寅初），這可以說是過去50年內，中國有骨氣的學者中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一。這些，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不過，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馬寅初先生與蔡元培先生根本無法相提並論。蔡先生為北京大學灌注了自由主義精神，建立了“兼容並包”的學術傳統，使北大形成了獨立不羈的性格特色。這些，正是一所現代化大學和一所名校的立身之本。而馬寅初先生呢？在他領導北大的九年間，幾乎將蔡元培的北大完全轉變成了馬寅初的北大，這是一個時刻觀察政治風向的北大，一個隨時準備追逐潮流的北大，一個趨炎附勢的北大，一個既不保護自己的教授、也不保護自己的學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內，北大成了政治鬥爭的風向標、角斗場。

　　�壃F在的人很難理解馬寅初先生當時是怎麼想的、他為什麼要那麼做。不過，他在解放前就與周恩來私交甚深，曾說，“只要為了國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產黨走的。”而他為自己的孫子、孫女分別起名為思潤、思澤、思東，更可見他本人的政治傾向。（邵純：黃鐘大呂馬寅初）。　不容否認，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而每一個真正的學者也都有自己的學術觀點。正因為如此，才顯示出在辦大學中“兼容並包”的價值。馬先生把自己的政治傾向攙雜到一所大學的建設之中，可以說是他作為大學校長失敗的關鍵。

　　除此之外，馬寅初先生在1927年率先喊出“北大主義”口號（馬寅初：北大之精神），表明他對母校北大的感情非同一般。1951年6月1日，馬寅初出任北大校長，北大舉行隆重儀式，歡迎馬先生重返母校，北大的學生興奮地把他抬了起來。馬寅初也高興地說：“北京大學是我娘家，回到了娘家，見到了‘紅樓’，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張友仁：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學（上）］。要知道，這是在他就任浙江大學校長僅僅兩年之後。一個是棄之如蔽履，一個是愛之如父母。馬先生未免厚此薄彼太甚。而對母校的這種“說不出的感情”對他辦北大到底有什麼影響，也許是真的“說不出”。

　　“思想改造運動”要改造的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而且包括學術觀點。讓知識分子當眾違心地檢討、批判自己，正象這個運動的非正式名稱所形容的那樣，是當眾“脫褲子”，是非常讓人感到難堪和羞恥的事情。不是迫不得已，誰願意當眾脫褲子呢？更何況是愛面子的知識分子。而馬寅初先生作為學者，不但自己積極倡導，而且參與其中，進而迫使（或誘使）他人就範，其目的是什麼呢？

　　春秋時，齊國有個人名叫豎刁。豎刁知道齊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閹割成太監，以便能夠經常接近齊桓公。齊桓公嘆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豎刁因此得寵。這就是所謂的“豎刁自宮”的典故。可是齊桓公的宰相管仲卻說：“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管子——小稱》）。後來豎刁果然作亂，齊桓公被活活渴死。事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用歷史這面鏡子照一照北大的“自宮”，一切不就都昭然若揭了嗎？自宮求寵，如此而已！而北大在其後的所作所為，其實質就是在禍國殃民。這又與豎刁的作亂何其相似！怪不得北大這麼害怕歷史的真實。有了一柄史鑑，什麼骯髒的勾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也許有人會問，當時的政治運動是在全國範圍、從上到下全面展開的，把責任推給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公平嗎？換句話說就是，馬寅初先生應該為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負責任嗎？北京大學應該為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負責任嗎？我的回答是：應該。因為一個人，一所大學，必須要為自己在任何時候的所作所為負責，否則的話，這個世界就會沒有公理，社會就會沒有正義，人類就會沒有良心。

　　春秋時，晉國大臣趙盾因多次規勸昏庸殘暴的晉靈公，導致晉靈公數次對他的暗害。最後，趙盾只好出逃。在逃跑的路上，趙盾聽說族弟趙穿殺死了靈公，干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晉國史官董狐在史冊上記曰：“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解說，晉靈公是趙穿所殺，為什麼把罪過算在我的頭上？董狐答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對董狐的做法大為讚賞，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左傳·宣公二年》）。

　　北大當然稱不上“良大學”，因此他“為法受惡”是罪有應得。馬寅初先生也許能夠算得上是一個“良學者”，但他“為法受惡”也是義不容辭的。　　�墶　№槺阏f一句。在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新三字經》中，有這麼一段話：“司馬遷，撰史記，不掩惡，不虛美”。北大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校史時，大掩其惡；在吹捧自己的老校長時，又大肆虛美，如果南史董狐再生，恐怕是要愧為史官了。北大的歷史學家們，你們真的需要重新開蒙了。

　　參考文獻　　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上)。http://www.hhg-magazine.org/issue03/gb/4_1.html　　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下)。http://www.hhg-magazine.org/issue04/gb/4_2.html　　牛正武：北大瑣憶。《炎黃世界》1998年第5期。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校史。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　　邵純：黃鐘大呂馬寅初。《光明日報》1999年2月15日。　　張友仁：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學（上）。《北大人》2001秋冬合刊。　　笑蜀：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中國報道周刊》。　　http://chinaweekly.tripod.com/html/ns000659.htm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深圳新聞網"雅典學園"。　　http://www.sznews.com/n/ca2206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