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向與可行性

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廈門大學教授 潘懋元

　 我認為北京大學改革方案的大方向是對的。許多規定有理論依據，制度規定相當周密，並考慮到了可行性。

　 現行大學管理體制最大的弊端是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利失衡。

　 大學是一種社會機構，任何機構運行都需要一定的行政權力，並按照一定的法規條例來管理這個機構。但大學與一般社會機構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個學術性組織，其教學和科研都屬於學術型事業，其管理也必須按學術性組織的特點與規律來運作。具體來說，大學必須按照教育規律來培養人才，按照科研規律來開展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要由掌握規律的人員來運作。教學科研人員要有學術權利，而總務、後勤都要圍繞教學和科研來服務。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權利開始受到關注。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大學組建了學術委員會等機構，但是學術權利仍然有限，是在行政權力之下，執行有限的學術權利。比如，大學教師的職稱評審工作，評審條例和評審權力都是由行政部門確定的，評審委員會上面還有由黨委書記、校長、人事處長等人組成的評審領導小組。學術委員會通過的事情，行政部門不一定批准。而有的人在學術委員會通不過，卻可以經過行政特批。

　 學術權利來源於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權利。學術民主是辦好學術性事業最根本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方向應該是促進學術民主，加強學術權利，使學術權利與行政權力協調平衡。

　 在此意義上，我認為北京大學教師評聘制度的改革大方向基本正確。他們提出試行行政審批與學術審核並行的體制，這是一條重要原則。方案的第三條是堅持學術標準第一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許多條例具體體現了這一點。方案中的許多規定都是促進人才流動的，這點應得到認可。比如為避免近親繁殖，促進學術民主，鼓勵競爭。許多東西與國際經驗銜接，如聘任教師的程序。

　 只有符合國情和校情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阻力，得到大家認可。我認為改革方案充分考慮到了可行性。

　 試行方案中有兩個爭論焦點：一是在有限聘期中有限次數申請晉升，二是不直接從本校生中聘請教師。

　 我認為申請次數不是主要問題，只要在時間限制內晉升就可以，主要是晉升標準問題。改革開放後，我作了20年評審教授、副教授的工作。開始條條框框不多，憑藉整體判斷，結果也比較符合實際。那時還可以不拘一格選拔尖子人才。後來，條條框框越來越多，只能拿死條條來判斷，只要符合要求，比如文章篇數等湊夠了，庸才也能上去。但是拔尖人才卻可能因為缺某一項，反而上不去。職稱評審評了20年，我越評越沒有信心。如何評職稱，標準、條件是最重要的，而這點宜粗不宜細。

　 第二點也是有理由的。其他國家也有類似例子。比如日本，本校學生可以當助教，想當講師就只能到外校去。

　 我希望北大越辦越好。但是我有點擔心：

　 一是實際執行過程中如何體現學術民主。真正發揮學術委員會和教授委員會的作用不是容易的事情。《高教法》規定，學術委員會是學校最高學術審議機構。但是很多大學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這個機構，它只是一個花瓶，起諮詢作用，而非決定作用。

　 二是北大自蔡元培先生開始倡導“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傳統，但對教師評聘的種種規定能否保持傳統，怎樣不讓其演變為浮躁之風，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三是其他人事改革必須配套。2001年，北大校部共13481人，專任教師只占33.65％，而行政、後勤、教務人員占了66.35％的比例。

　 四是北大改革對全國高校有重大影響，也應該起到促進作用。但有些規定北大可行，全國未必可行。我擔心其他高校都按照北大模式執行，比如新聘教師都要有博士學位。所以我想提醒各高校考慮校情，否則脫離實際。（本報記者原春琳採訪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