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北京大學醞釀了一次變革，內容主要覆蓋教育、人事，變革所帶來的一整套新的思想、感情、規則、道德必將擴展到大學的方方面面，其影響將深遠長久。變革的力度之大使大多數人不免在驚愕中默默注視。但不管它怎樣激進，它的創新程度比人們普遍認為的卻少得多。它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大多數人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數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建築也同樣會坍塌，這裡早些，那裡晚些；這次變革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

　　然而，事情依然會顯得模糊不清、混亂一團，尤其是在考慮到下一步會怎麼走的時候。北京大學作為一個大學的偉大，起初是建立在一種罕見的、幾乎不可思議的美德和幸運的結合之上。他在幼年和青年時期，習慣於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甚至戰鬥，他從各處折取勝利的桂冠和雖敗尤榮的讚譽；在他逐漸進入老境，有時他僅憑威名也能使人懾服，但他卻極力追求平靜、舒適的享受。時光遷移，這些天生的光輝卻被普遍存在的一些人的行為玷污和破壞了，他們不考慮自己的榮譽，也不考慮大學的莊重，肆無忌憚地干下了許多罪惡和愚蠢的勾當。另一方面，北京大學在其百年來的傳統中所實踐的，乃是精神貴族式的學術教育，這在中國所有的大學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對這一點，我們不必諱言。這種根據傳統而來的歷史氛圍依然穩固、強大。在這樣的尷尬處境下，對於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氛圍來說，這場改革意味着什麼呢？所面對的精神困境又是怎樣的呢？

　　一. 為何要改革？

　　如果把眾多平庸之輩無疑在大學扮演重要角色這個事實，歸咎於教授團體或者教育主管人的失敗，這是不公正的。這樣的現象是人類合作、特別是若干組織間合作的規律中所必然會有的。但是，對"為何要改革"這個問題的普遍回答依然是：不改不行了！

　　的確，如果你對北大的每個教師和學生都憑着良心問一句：你能夠承受年復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你頭上去，既無怨恨又無挫折感嗎？自然，每個人都會回答說："我只為我自己的事業活着。"但至少就一般所知，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無動於衷地忍受這種事情。不單單在北大，幾乎所有當前高等教育制度下的中國大學都存在這樣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年青人在大學謀得一個教席、以及他隨後的晉升，大都取決於機遇，而非才幹。一個講師、更不用說助教，他是否能升任正教授，甚或當上學術機構的首腦，純粹受着機遇的左右。在這裡，運氣當然並非惟一的決定因素，但它確實起着非同尋常的作用。我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哪個行業，運氣在其中發揮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即使是剛入校的學生都可以立刻看出：許多人不應該有那樣的命運，他們的才幹不在話下，卻無法在這種難以捉摸的遴選制度中獲得應有的職位。有關的教授，無論他多麼慎重、多麼端正，他都有可能偏愛自己的學生；院系的首腦或者資深人物、乃至行政幹部可能因為一些與才幹無關的考慮、甚至一時的衝動或者奇想，而決定把一些年青人引上大學教師的命運和擔當；當隨後發現自己的選擇乃為錯誤之時，除了在內心遭受或輕微或沉重的悔恨的譴責之外，他們事實上根本無法再把這些年青人領會更適合他們的道路上去了。大學青年老師的處境就是這樣：一旦職位到手，誰都無法讓他離開。當然，他出于謹慎不會提出任何"要求"，但他大可以懷有一種正當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後，他便會擁有某種至少是道德上的權利和資源，讓別人對他有所考慮。

　　在這樣的遴選制度下，最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錯誤頻繁發生，而是儘管如此，正確的任命仍占據着相當的數量。但無論如何，一個想從事學術的大學青年教師必須認識到他面前的任務的雙重性。他不但必須具備學者的資質，還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師，兩者並不是一回事情。一個人可以是一名傑出的學者，同時卻是個糟糕透頂的老師；反之亦然。大學教師幾乎誰都不喜歡回憶那些有關聘任的討論，那很少是讓人愉快的經歷。

　　在無數的個人感受和事例中，毫無例外都存在着真誠的願望，要讓純粹的客觀標準起決定作用，要讓合格的人選通過競爭脫身而出。

　　二. 北大2003改革的與眾不同之處

　　數十年來，幾乎所有的中國主要大學都在默默從事摧毀校內的不公平現象。這些措施中，有的得到高度讚譽，有的則泥牛入海。總體上，它們不成體系，卻包含了一系列零碎、細緻的關於如何糾正過失、改善品行、增加收益、甚至如何經營校辦企業、如何養魚之類的條例。每個大學都希望能日日改進校園的規章、大學的性格；這些努力不論如何微弱和不完備，卻都是值得讚美的；許多時代以來長期存在的惡習，在這樣的改進策略之下，至少得到了緩和、甚至遏制。但在其中，我們很少能看到那可以留待後人的一位立法者的統一觀點和不朽的氣質。

　　以北大為例，如果我們抽去蔡元培時代和當今時代的主管者之間的時間距離，就會發現，這兩個時代因為人的不同而產生了強烈的對比。現時代的人們都在盡力奔忙，在眾多改革舉措中顯示出驚人的積極性和洞察一切、管理一切的欲望，而在這一切背後所掩飾的只是自己的虛弱；在蔡元培時代，謙虛之下隱藏着強大；那個時代的人們自稱是大學的僕人，和同伴完全平等，但他的意志卻必定會通過師生的共同聲音成為全大學的法令；在他的穿着、他的家庭生活、他的頭銜和他的全部社會生活職能上，他都始終是一個普通北大人的責任形象；但在他的內心，卻活躍着一個偉大立法者的強大而忠誠、令人不得不服從的靈魂。

　　2003的這次改革將怎麼走下去、走到那裡？對此，我們現在似乎只能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是在黃昏十分才打開它的翅膀；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這一舉措無疑引發了人們內心的廣泛震撼，而這種震撼作用的發生在其他大學仍是步履艱難。北大第一個清晰地看準了事態發展的要求，而其他大學只在猶豫不決的探索中感到這種要求。在其他大學為摘取並匯集改革的枝葉而焦頭爛額的時候，北大此舉似乎是要直擊根系所在。北大敢於說出別人還只敢想的東西；別人尚在模糊的遠景中夢幻的事物，北大卻不怕今天就付諸實施。北大2003改革舉措表現出了決策層統一的決心、統一的立法精神，這可能就是其與眾不同之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為。老一代人不管其才幹如何，至少就其資歷而論，已經在大學取得難以撼動的地位，2003變革舉措將正教授按照美國方式轉為終身教授，這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對這一事實的認可；北大此舉令人震撼之處莫過於將競爭和人才流動機制引入以講師和副教為主體的年青一代。這一舉措的直接意義就是：把學術生涯從安穩的"鐵飯碗"直接轉化成一場危險的賭博。如果青年教師在這些改革舉措之下，就自己的學術生涯請教前輩教授，對他給予鼓勵幾乎會引起難以承擔的責任。

　　在美國，年輕人的學術生涯通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開始，他首先被任命為"助教"，在他面前有一條漫長的"終身教職軌道"等待着他，他必須在完成這段漫長的"終身教職軌道"之前，超負荷地工作，將自己的創造力儘量、甚至超水平地爆發出來。在這段時間內，他必須有足夠的維持生計的能力，而同時他一點都不知道最終的結果如何。沒錯，在美國，年輕人開始學術生涯的時候，在大學的官僚體制內一開始便有薪水，但這薪水相當微薄，一般不比一個半熟練勞動力多到哪裡去；儘管他看上去是以一份穩定的職務為起點，因為他有固定的收入，但他隨時都有被解僱的危險，不管他有什麼想法，如果他負有期望，他得日夜作這樣的心理準備，他必須在學術生涯開始的相當長時間內承擔如履薄冰的命運。我有能力做好！我必須做好！在美國，這是年輕人在選擇學術生涯時，必須首先在內心裡加以確定的兩項起碼前提條件。

　　北大2003舉措表現出了和美國相同的趨勢。就象所有參與自由市場競爭的企業一樣，在這一改革舉措之下，北大也出現了相同的發展，即，"工人與生產資料的分離"。青年教師完全依賴大學配備給他使用的工具。這樣一來，他對大學的依賴就同公司職員對經理的依賴沒有不同。大學負責人信心十足地認為大學就是"他的"大學，處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青年教師的職位就如同公司職員、甚至無產階級的地位一樣，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家長會怎麼說？家長終生辛勞無非要把孩子送入大學。尤其是當孩子進入北京大學的時候，家長內心自然是不顧一切地渴望孩子能從最優秀的教師那裡，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但北大新一代立法者自身也應當清楚：一場嚴厲變革必定要面臨重重困境。

　　當今中國的各個大學，互相隔絕，各行其事，所採取的辦法和觀點各不相同，人們並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愛他們，只是因為這些辦法和觀點對他們合適和便利而已。各個大學互相觀望，互相滲透，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個主要大學又都對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其他大學還未見更完美的東西。

　　正當人們思想尚在猶疑，並開始想從舊軌道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之時，北大一舉而割斷與往昔的聯繫，踐踏舊習俗、屏棄古風尚，掙脫傳統偏見、鄉愿精神、民族成見和信仰統治，在人們普遍的感受中宣布真正的辦法只有一個，不隨時空而改變，並宣稱每個人都能發現真理，而且應該施行真理。但無論如何，如果把2003舉措看作是巨大變革、甚至革命，北大則絕不是革命的製造者。北大的力量主要並不在於它在自身中發現了什麼東西，而在於它在它所推動的那些人中間所發現的東西。北大並沒有在它內部或者周圍散布什麼革命種子，它只是培養已經存在、並且必然要破土而出的種子；北大決非創世的上帝，而是破曉的曙光。

　　另一方面，也無可懷疑，儘管這些舉措有他技術上的優點、以及對文化、政治和教育本身的深遠影響，但是它的主導精神卻與北大的歷史氛圍不和。無論就表象或真實情況而言，在大型的自由競爭的大學企業，其首腦和標準的舊式教授之間都被一條非同尋常的鴻溝分離開，他們甚至在心態上也是如此。北京大學新一代立法者們所要面對的為北大所特有的歷史氛圍，構成了這次改革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

　　三．立法者的精神和方式

　　在北京大學的輝煌時代，教師和學生構成了校長的追隨者群體。這個群體明白，惟有通過真正地、集體地紮根於中國大學的本質當中，這個群體才有可能被喚醒，才有可能使這個群體攝取到力量。這些大學的領導者們，惟有當他們首要地、並且時時刻刻地都追隨一種無可撼動的精神使命之時，中國大學的本質才能獲得屬己的清晰、身份和權力，也正是這項精神使命，它在中國民族精神的命運上面按下了這個民族的歷史的烙印。大學的本質功能之一就是為本國的居民廓清屬於他們自己的民族問題，有可能的話，還應當為一個信仰進步的民族提供進步的燈塔，並且在恐慌時代，矯正任何誤導性的大眾宣傳，使歪曲事實者喪失信譽。

　　對於這項精神使命，我們是否有所了解？無論答案是肯定還是否定，問題仍然無可避免：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們是否真正地、集體地紮根在中國大學的本質當中呢？這個本質是否真的具備塑造大學存在的權力呢？當然具備！不過只是在人們充分地對這本質有所意願的時候。但誰人會希望懷疑這一點呢？一般來說，大學首要的和本質的特徵寓居於他的"自我統治"之中；應當捍衛這一點。然而，這樣一項對"自我統治"權的認取，它所要認取於我們的又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我們是否真正地、充分地考慮過呢？或者，我們是否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呢？

　　自我統治意味着自我確立自己的任務，並且就實現這項任務的方式和手段進行自我決斷，以使我們自己成為我們應當所是之人。但是，這些身處中國民族精神的最高學府的教師和學生群體，是否知道自己是誰？如果沒有最強韌、最堅決和最艱難的自我考察，人們是否能夠對此有所了解呢？

　　有人會說："是的，我們都願意把立法者們看作是一位偉大而英雄的國王；但是真不幸！我們的幸福時光早已結束，我們不幸的時代已不允許我們逞英雄或進行偉大的壯舉了。立法者們勇猛的性格可能適用於我們先輩們所處的幸福時代；但目前的形勢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王者般的立法者，而是一位能管好我們家財的最後一點殘餘的謹慎的管家。"

　　另有人會說："你說得沒錯，今日之北大乃是一具沒有頭顱的軀體；一個沒有法規，只有地方官的小共和國。校長、教授可以作為一些高貴的稱呼、輝煌的偶像，顯得光芒萬丈；但他們全無指揮能力；也沒有一個人聽從他們的指揮：每個院系都有各自的君主，每個君主都只顧自己的利益。有什麼樣的口才和強制可以把這些如此不和、如此敵對、又如此盤根錯節的力量團結到一面旗幟下、團結到大學的精神之下呢？如何能維持他們的秩序？如何能維持他們的紀律和訓練呢？誰來擔負如此龐大一支隊伍的吃飯問題呢？誰能懂得他們各自不同的語言、或指導他們的各不相同、互相不容的利益和習慣呢？然而，恰恰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才需要英雄般的立法者。"

　　無論如何，管家也好，立法者也好，在把自由競爭的企業原則引入大學的時候，都應當清楚，大學改革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義、而非利己主義為基礎才有可能。今天的改革所產生出來的任何東西，絕大多數都是使未來的後代受益，而非這一代人自己受益。嚴酷的事實使我們無法相信除了嚴酷的鬥爭之外，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創造自由行動的機會，無法想象和平與幸福會在未來的墓地等待我們這一代人。變革的工作不能、也不可能以對幸福的樂觀主義期望為基礎。

　　對大學來說，變革的最終目標應當是讓學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對於學生，當我們超越我們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的時候，激動我們的問題並不是他們在將來如何豐衣足食，而是他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正是這個問題，才應當是大學變革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們所渴求的並不是培養豐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養那些我們認為足以構成我們人性中偉大和高貴的素質。

　　正是從這種職責出發，我們自問：當今北大的變革階層是否成熟到可以成為大學的領導人物？就今天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還在等待和期盼之中。北京大學作為一個具備成熟建制的現代大學，其起源並不是單純由所謂西方的市民階層自身來締造的，而且在大學的開篇之時，君臨全大學的愷撒式人物沒有半點市民氣。但現在，難道我們還沒有看到，在北大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是醜態百出，讓人們覺得無地自容？那些尚未墮落到與宵小之輩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無可忍地看夠了知識侏儒們令人作嘔的表演，這些表演充斥於這所大學歷來的種種高論當中，也充斥在民間和公眾對大學的態度當中。北京大學開篇時的那種氣吞萬里、威震全民族的聲勢，對我們這一代已經成了太耀眼的陽光，照得市儈知識分子群不知所措，遲遲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斷力。北大市儈知識分子從上到下的這種侏儒氣並非由經濟原因造成，也不象人們常常錯誤認為的那樣，是由於利益敗壞了道統，因為所謂利益政治在其他國家的大學並不下於北京大學。北大知識分子群落之侏儒氣的真正原因，是這個階層歷來的、甚至是天生的布爾喬亞性格。

　　在北大，早已落魄了的市儈知識分子小圈子，總喜歡自作多情地津津樂道以往歷史上的某些業績，而某些焦慮萬分的人甚至真會被他們所迷惑，以為他們是蔡元培時代的精神後裔！但實際上他們遠比他們自己想象的要無足輕重得多，因為他們既沒有半點行動魄力，也沒有絲毫的民族激情，而這兩者恰恰是北大幸福時代的靈魂所在。一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憐蟲，他們根本缺乏一個有志於領導權階層所必須具備的強烈權力本能。

　　須知"十年樹木，百年數人"，耽誤了一百年的工作，不可能用十年時間就補上。對北大新一代立法者來說，頭等重要的問題就在於：即使他們有心補上這方面的課程，現在是否為時過晚呢？但不管怎麼說，北大此次變革舉措已經向人們表明：最關鍵的問題並不是被變革者的外部生存環境，而是變革階層的政治素質；從具體的變革措施中，我們也能感覺出：目的也不再是以往所要考慮的要使每個人都幸福，而是要達成大學精神的再次聯合和塑造。北大新一代立法者似乎已經意識到：任由人數日多的半吊子社會政策家們（恕我如此稱呼）齊聲叫賣陳芝麻爛穀子，將更不利於補救百年來缺失的課程。同樣不能讓人忍受的，是那種讓人說不出有多難受的小市民的軟心腸態度，不管他多麼溫乎乎地富有人情味。

　　北大的新一代立法者必須達到一些要求：法律的用語對每個人都能夠喚起同樣的觀念。當年，法國宰相黎賽留同意，一個人可以向國王控告大臣，但是他同時規定，如果這個人所控告的事情並不重要的話，就應加以刑罰。這就必然阻止一切人將對大臣發起的有意攻擊，因為一件事情重要與否完全是相對的；對一個人重要的事情，對另一個人可以是不重要的。法律的體裁要精潔簡約。古羅馬《十二銅表法》是精簡謹嚴的典型，是"必要的詩歌"，小孩子都能把它們背誦出來。《查士丁尼法典》是繁冗散漫的，所以人們不得不加以刪節。法律的體裁要質樸平易。東羅馬帝國的法律是完全沒有威信可言的；立法者們被弄得象修辭學家在講話。當法律體裁臃腫的時候，人們就把它當作一部浮誇的著作來看待。

　　四．變革的精神難題

　　2003年，北京大學以任何大學都從未嘗試過的巨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在這項獨特的事業中，它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象的和它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大還是要小，目前來說，誰都難以分得清、問得明。但我深信，北大仍將從傳統中繼承大部分的感情、習慣和思想，新一代立法者們甚至也是要依靠這一切來推進變革，他們不可避免地將用過去的磚瓦建造未來的大廈，不管他們是不是情願這樣做。這次令人矚目的變革，無處不在北大自己和各個大學的內心產生一種隱隱約約的新時代即將來臨的概念、以及一種變革與改良的朦朧希望；但誰都猜不透這場變革應該是什麼樣子。

　　對新一代立法者來說，下面的問題是應該記在心裡的：這場變革確實象人們所感到的那樣異乎尋常嗎？它確實那樣銳意革新嗎？它的真正意義是什麼？他的真正特點是什麼？它的深遠效果是什麼？它具體摧毀了什麼？它具體創造了什麼？而對大多數人有利益牽扯的人來說，這可能只意味着一次轉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從中漁利就可以了。基於這種思想，人們密謀策劃，多方準備。獵物既然在前，人們便爭奪起來，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人們對情況不甚了解，又抱着萬種希望。惟獨忘記的是這場變革對大學精神將帶來的影響、以及它與大學精神之間的複雜糾葛：

　　第一．

　　大學在人員的事實構成上是個小社會，在這裡，可以找到幾乎同大社會同樣多的差異和階級。在北大的早期發展中，人們在這個巨大的團體內部仍可以看到某種一致精神。它使整個團體遵循某些固定的規則，按照某些一成不變的慣例治理，並維繫全體成員的某些共同思想。2003的變革舉措無疑對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的一致精神造成了衝擊。在47條措施中，特別突出的是對國外大學文憑的強調、以及對本土甚至本校文憑的削弱。這事實上並不是自由競爭機制，而更象是配額制；海外文憑的配額增加，本土文憑的配額相應縮水。進一步，這勢必會造成"海歸派"和"本土派"之間的摩擦甚至嫉恨。更讓人關心的是，這些舉措將教授轉為終身的同時，又把以青年教師為主體的講師和副教階層拋入如履薄冰的境地，這個階層必須承擔變革所帶來的競爭失敗的全部風險，必須在刻苦工作的同時為承擔命運的無常變遷作好準備。就學生的普遍感受而言，在北大這個龐大的集團中，教授階層往往只不過徒有虛名而已；它既喪失了對大學、對青年教師的影響，也喪失了對學生的影響。教授階層因富足和安全而自我孤立於有見識的青年教師和學生之外。它認為自己始終忠誠於先輩的榜樣。但他們沒有注意到，當他們模仿先輩的榜樣時，他們卻背離了先輩曾達到的目標。在從前，教授這一職稱確實是精神影響力和社會權利的主要來源；但在那個時代，教授是有學識的，他們還能把嚮往學識的青年和學生召喚到身邊，構成他們的追隨者群體。但是現在，許多有學識的人並不是教授，許多教授也不再有學識。表面強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卻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尤其是在涉及利益和榮譽的分割問題時，只有基礎穩固、實力雄厚的權威才有可能使用巨大的利益和榮譽。當學識的實在內容已被拋棄，還想保住學識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險的把戲；生氣勃勃的外表有時能支撐衰弱的軀體，但最常見的是，軀體最終被壓垮。

　　第二．

　　北大的青年教師和學生追隨者群體，在幾代人中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以來發揮着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層的雄壯氣質。企業競爭和人才流動機制的引入，將使他們一下子在世俗事務中變得俯首帖耳，只要能保住飯碗，他們將屈從於任何人。然而在當初，他們卻是國民中最有獨立性的團體，而且惟有這個團體擁有人們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現在，他們必須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學會服從一種外來的權威和壓力。這樣的人可以說只有一種聯繫可以把他維繫在大學，那就是薪水。砍掉這個聯繫，他對大學便不再有任何特殊歸屬。在大學這塊他偶然來到、並且隨時都有可能離開的地方，他象一個陌生人那樣生活着，大學裡幾乎沒有任何與直接利益無關的事情可以觸動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只辨別什麼對他有利，什麼對他有害，其他則無關宏旨。在大學公共生活中，他最自然的狀態將是漠不關心。一個身為學生導師和品德指導的團體，既有這樣的情感和思想，便不能不使整個大學的精神和靈魂在觸及公共生活的問題上，變得軟弱無力。

　　第三．

　　文史哲三系是北大傳統最深厚的團體，擁有人文教育的擔當。無論什麼樣的變革措施出台，我們都可以設想，在這個團體內部及其周圍，舊風尚仍會在新思想當中保持活力。在改革措施的壓力下，它們無疑將對自己比對大學公共事物更加關心；在捍衛自己的獨立與榮譽時，它們將始終表現得頑強不屈，並把這種精神傳給所有接近他們的人。

　　沒錯，文史哲事實上早已完全墮落，不復具有它們的原始風采了。但是想想它們曾經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濃縮出了許許多多代人才得一見的天才，在一段時間裡，這些天才的恥辱和榮譽也就是大學本身的恥辱和榮譽；通過他們，我們對人性的尊嚴的意識便會大為提高。而那些包羅宏富的作品，仍然通過對人、對神、對歷史的正確信念，無比美妙地指引着人的意志、淨化人的心靈、堅定人的理解。改革措施的介入將使它們更為孤獨地存在於大學的世界當中，它們將對當局、和世風日下的平均校園環境，暗懷着更為深刻的敵意、甚至仇恨。它們將在形式上變得極端富有依賴性，但內心的自由感也將因此也變得更為尖刻、更為狹窄、更為暴躁、更具有攻擊性。它們將在不可避免的奴役感和傳統的自由感之間遭受折磨，並在這種折磨當中，將已經沒落的人文教育繼續下去。

　　與大學、乃至民族公共生活的脫離，將使文史哲各系的年青學子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已經死亡的抽象知識上、或者乾巴巴的歷史片斷上。學生們只是在他們毫無生氣的手中死抓住前人留下的財富，卻完全沒有繼承下來前人賴以創造並增進這筆神聖財富的精神；學生們也在閱讀、在讚美，但他們懶散的靈魂全無能力思考和行動。在數代人的時間中，沒有產生一部可以用來提高人類尊嚴的作品；沒有在前人的思想體系中增加一個新觀念；沒有一篇文史哲作品，由於它本身的風格或情調的優美、具有獨創性的想象、甚至極為出色的模仿，而得以逃脫被人完全遺忘的命運。一代代耐心的學生輪番成為毫無創見的下一代的教條主義老師。

　　第四．

　　如果說文史哲是沒落貴族，那麼隨時代風潮而起、又無特殊貢獻的新立院系則是假貴族。它們往往也表現出真貴族的那種驕傲與抗拒精神，但這種精神背後只不過是小團體的利益和權利罷了。為了小團體的利益，每個成員都會站在舞台上，舞台確實非常小，但燈火通明，台下始終有同樣的觀眾，他們時刻準備報以掌聲，要不就喝倒彩。這些假貴族小團體中的教師和學生，和傳統的北大精神毫無關係，兩者互相感到不可理解；兩者只是在私生活中有偶然的相遇，但雙方不是朋友，不是敵人，而只是陌生人。

　　讓我們描完這幅圖畫。我們注意到可能發生的情景是：整個大學被分割成無窮無盡的片片塊塊。在這些階級和團體因自尊心而不斷的相互摩擦中，北大所固有的虛榮心將變得更強、更敏銳，而作為一名北大人的正當的自豪感、使命感卻被遺忘。沒錯，這些分立和衝撞大多數一直就存在，但在以往，其成員在處理好各自的事務以外，不斷地與所有其他人相聚，以共同照看大學的公共生活和普遍精神。而此後，他們將有可能變得完全閉關自守；有關大學精神的活動將逐漸減少，每個小團體都只圖私利。若事不關己，則高高掛起。

　　學生們呢？既然大學本身的一致精神和共同傳統已經喪失，他們就向其他地方尋找出路。國際接軌將以不恰當的方式給學生的心靈打下烙印，所謂"留美預科班"一說的真實程度將日益加劇。至少目前，學生們已經變得如此相似，只要變換一下他們的位置，便無法再認出他們。

　　五．北大精神--自由、民主及其難題

　　那些仔細研究過北大歷史的人，從書本中已經能夠看出北大內部產生並發展了兩種主要激情--對自由的酷愛、對民主的酷愛。它們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它們也從未指向同一目標。

　　在一段時間中，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這樣它反覆多次，卻永遠缺乏經驗，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膚淺而易逝。在另一段時期中，對平等的酷愛占據着人們內心深處。它隨着事件的變化，不斷改變面貌，縮小、增大、加強、衰弱。對過去的北大，對它的法律、弊病、偏見、苦難、偉大，若無清晰透視，就無法理解這場變革的意義。

　　北大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來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者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越這一水準；這個大學的本性經久不變，人們在他誕生之時就可以為他勾畫肖像；同時，他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後變得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而且，對它剛做過的事情，他常常象陌生人一樣吃驚；當人們放手任其獨處的時候，他最喜歡深居簡出，最愛因循守舊；一旦有人硬把他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他就準備走到天涯海角，無所畏懼；他的性情桀驁不遜，有時卻適應專橫的統治，而不適應正常的自由；今天他堅決反對逆來順受，明天他又俯首帖耳；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線紗就能牽着他走，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他就再無法控制；他總是使他的領導者上當，領導者不是過於怕他，就是怕他不夠；他從未自由到決不會不受控制，也從未被控制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他適合從事許多事情，但最出色的不多；他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鬧，勝過真正的實力和光榮；他長於想象，而非耐心；長於天才，而非常識；他適合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合集中能量完成這些規劃；他是最光輝、最危險的大學，天生就有所追求，時而令人讚美，時而令人嘆息；時而使人憐憫，時而讓人恐怖。但他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

　　請問世界上哪裡還有過這樣一所大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