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伯格（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和我及楊振寧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正教授。我們的辦公室離得很近，僅差上下一層樓。當時，整個物理學界絕大部分的Λ0和Σ0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實驗組手中，有約四十個，不是個小數目。這些情況在1956年4月初羅徹斯特會議時，楊振寧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楊振寧都是被邀請參加羅徹斯特會議的。假使真的如楊振寧所說，在1956年5月初，他午飯時忽然在一個節骨眼上想到了Λ0的產生和衰變反應鏈，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飯後我們回到哥倫比亞大學，他不去找離我辦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這個重要的、Λ0和Σ0衰變可能是宇稱不守恆的想法告訴斯坦伯格。同時，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請斯坦伯格儘快地做一個實驗，看看他的這個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楊振寧不去找斯坦伯格，是為什麼呢？因為楊振寧完全清楚，在那個時候，斯坦伯格不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這個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時，楊振寧也知道前兩天他剛剛聽了斯坦伯格的報告，而且他還反對。當楊振寧1956年5月初在天津飯店吃午飯時，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實驗組的分析結果已有宇稱不守恆的跡象，雖然不能定論，但是完全可以證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羅徹斯特會議後的三個星期中，已經發生的這些極重要的事實，在楊振寧的回憶里，其敘述卻完全是一片空白。為什麼？因為楊振寧1982年的回憶中，關於宇稱不守恆思想突破的敘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將我的思想突破變成他的，將他的反對變成我的反對。

在楊振寧1982年的回憶里還有其它相當多的情節也不符合事實。舉兩個例子吧。1956年5月初，當他在我辦公室里看見了我正在寫的，關於θ-τ、Λ0、Σ0等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恆的文章的時候，是他要求參加進來和我一起做β衰變領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發表奇異粒子的文章的。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憶中竟然說：“他（指李）有點按捺不住，主張把關於反應（1），（2）的研究寫成短文，先行發表，我不同意這樣做”[6]。 楊振寧關於我“按捺不住”的說法和事實不合，完全是喧賓奪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們合作寫出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楊振寧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時期發表的論文中的一小部分。1956年我們發表了關於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之後，我和楊振寧才開始密切合作。從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們共合寫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楊振寧沒有任何合作項目，也沒有楊振寧1982年回憶中所謂的每周兩次的見面。當他1956年5月初來我辦公室時，他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哥侖比亞大學。否則，他不會在上午十一時左右開汽車來，因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時左右哥校附近停車的困難。1956年4月3－7日羅徹斯特會議後的整個4月份我和楊振寧沒有見過面。事實上楊振寧1982年回憶中所謂的每周兩次的見面是在1956年10月我們發表了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之後才開始的。楊振寧1982年回憶中所說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兩次互訪也是與事實不合的。

由於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當時（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爾、塞繆斯、史瓦茲和斯坦伯格在他們的實驗文章中做了宇稱不守恆的分析。因此，他們在他們的論文中對我表示感謝[3]。 他們沒有提楊振寧，因為這與楊振寧無關。

上面已經提到，這項實驗的參加者之一史瓦茲，在他1986年的回憶中關於1956年4月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講得很清楚，這個思想是我提出來的，根本沒有提到楊振寧[4]，因為這是與楊振寧無關的。

由此可見，這一切完全證明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獨立做出的，和楊振寧無關。

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以後，到5月份楊振寧才參加進來和我一起對宇稱不守恆做了系統性的理論分析工作，一起寫出了獲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上面的敘述並沒有減少楊振寧在與我合作中的貢獻，也沒有否定他應獲諾貝爾獎的資格，當然也沒有降低他因此而獲得的榮譽。

雖然我們是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獎，但是關於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獨立做出的這一點，是有文獻記載的，同行們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觀的事實。可是我從來沒有去強調這一點。也從來沒有因此去損傷楊振寧，去貶低他在與我合作完成宇稱不守恆論文上的貢獻。但問題的關鍵是，楊振寧從1982年至今，總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獨立地做出了宇稱不守恆這一突破的事實。他關於這一問題的敘述，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4）問： 您舉出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爾、塞繆斯、史瓦茲和斯坦伯格等人的實驗論文，作為您首先提出宇稱不守恆思想的證據。但是，楊卻反問您說，為什麼1956年你們得諾貝爾獎的論文裡一字未提史瓦茲？為什麼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歷史》裡也一字未提？

（4）答： 在江才健的《楊振寧傳》裡，楊振寧問吳大猷老師：“政道今日說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紹給Schwartz的。（這是他六十生日會上他所打出的一張王牌。）如果此說能成立，為什麼一九五六年我們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為什麼一九五七年我的與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為什麼李的一九七O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7]”

楊振寧用這些問題反問吳老師是極不妥當、極不禮貌的。當然，吳老師不會回答，因為吳老師與此事無關，而且現在吳老師已經過世，我們無法知道他的反應；即使他在世，也不應該把裁判的責任強加給他。我想，楊振寧的這些問題還是由我來答覆為好。

楊振寧所說布德等（Budde et al.）發表在《物理評論》上的上述論文，就是上面說到的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爾、塞繆斯、史瓦茲和斯坦伯格等合作的論文。雖然他們的論文裡也發表了那些數據，但因為數據量不夠，不能對宇稱不守恆下最終結論。在1956年5月至10月間，還有不同的人分別做了其它好幾個實驗，由於各種因素也不能給出定論。所以我和楊振寧1956年10月1日的文章，按科學文獻的寫作慣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樣，在1957年我和楊振寧獲諾貝爾獎的演講（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吳健雄等成功的實驗。這是很自然的事。這怎麼能成為否定是我做出宇稱不守恆思想突破的證據呢？退一步說，不提布德等的論文，難道就能說明完全沒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議的這回事嗎？不提他們的論文就能否定他們論文的存在嗎？就能否定他們在論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稱不守恆的思想進行的分析嗎？不提他們的論文，就能證明，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出來的嗎？如果談到感謝，那顯然不是我要去感謝史瓦茲，而是相反。事實上史瓦茲等早在他們（也就是布德等）當時發表的論文裡就已經表示過對我的感謝了，這足以證明他們承認並接受了我提出的宇稱不守恆的思想。楊振寧提這樣的問題，是本末倒置，目的純粹是要製造一個錯覺。

至於楊振寧說，為什麼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歷史》[8] 一文沒有提布德等的論文，這更是莫名其妙。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學校一小時演講的講稿，談的是1930－70年四十年間弱作用研究的發展大綱。1956年宇稱不守恆工作僅是其中一部分。當時我只有時間很簡單地談到我和楊振寧對宇稱不守恆合作進行系統理論分析的部分經過，沒有必要專門去強調是我做出了宇稱不守恆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沒有必要專門去提史瓦茲等人的實驗。按照楊振寧的邏輯，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做報告或寫文章就要講是我首先提出宇稱不守恆思想的，否則就等於承認沒有這回事，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1982年，楊振寧在他的論文選里居然以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歷史》講稿為藉口，無理地攻擊我，說我在該文中亂說，而2002年楊振寧忽然又反過來問：為什麼我和他在我們的獲獎論文和我1971年的演講中不提史瓦茲？似乎不提史瓦茲就是承認這個突破不是我獨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茲就等於沒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發表的物理論文，就等於沒有他們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導下做的分析，就等於沒有他們為此而對我表示的感謝。這種邏輯是不通的！事實上，在和我的關繫上，這些都是楊振寧不顧事實，故弄玄虛，擾亂人心的一貫做法。

任何寫作過科學論文的人都會明了，凡已經經過文獻或實驗證明的科學貢獻，在一般場合下均無需再在論文裡專門去提。因為提和不提並不影響已存在的、已證明的這一事實。從1982年以來，楊振寧就不斷地以自誇和造偽的方法企圖搶奪我的貢獻。現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經習慣了的，認為多說謊話就能否定已有事實的辦法，去否定別人在報告或論文裡符合科學論文慣例的正常說法。這是非常可笑的。

（5）問： 楊振寧在給吳大猷的信里說，關於宇稱不守恆的論文是他起的頭，因為你們1956年的論文的觀念的起源、背景是他和蒂歐姆諾（Tiomno）的文章（1950）、他的Ph. D.論文（1948）和他、Snow（斯諾）、Sternheimer（斯頓海默）的文章（1954）。尤其是他和蒂歐姆諾的文章（1950）引進了C和Cˊ十個耦合常數。楊又說：當1956年大家(即所有的物理學家)都在討論 θ-τ之謎時，只有他（即楊）集此諸背景於一身，所以有了宇稱不守恆的觀念。[9]
你覺得楊的說法有根據嗎？

（5）答： 毫無根據。楊振寧1948年的博士論文，1950年楊振寧和蒂歐姆諾的文章，及1954年楊振寧和斯諾及斯頓海默的文章都是宇稱守恆的，都還是在宇稱守恆的框架里做文章。

在1956年我和楊振寧寫那篇歷史性的宇稱不守恆的文章以前，所有的文獻上都是宇稱守恆，包括楊振寧的論文和他1950及1954年的文章也都是宇稱守恆。

1950年楊振寧和蒂歐姆諾的文章重點是C和C′這兩種耦合常數不能同時用，而我和楊振寧1956年宇稱不守恆的文章就是C和C′同時用，既有C又有C′，與楊振寧和蒂歐姆諾1950年的文章結論完全相反。所以，很明顯：這是因為1956年我和楊振寧的文章是宇稱不守恆，而楊振寧和蒂歐姆諾1950年的文章是宇稱守恆。

楊振寧之所以拿這篇文章來做說辭，是想用一種似是而非，魚目混珠的說法來欺騙一般人，也想欺騙不在粒子物理領域工作的科學家。這是他一貫的做法。我相信，吳老師是不會受他欺騙的。他所以要等吳老師過世後才發表他的這封完全不科學的單方面的私人信件，恐怕這就是原因所在。

1956年前所有的物理實驗和理論分析都是建立在宇稱守恆的基礎上。宇稱守恆是天經地義的。在1956年4月3－7日的羅徹斯特會議上，雖然是第一次進行公開的討論，探討能否用宇稱不守恆去解決θ-τ之謎，但是仍然沒有任何結論和進展。那時候的物理學（電磁場、相對論、量子力學等等）都被禁閉在“宇稱守恆”這個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定理的堡壘內；堡壘外沒有任何物理。因此，雖然當時也有人（包括我和楊振寧）提出了宇稱可能不守恆這個想法，但還是解不開θ-τ之謎，還是走不出宇稱守恆這個堡壘。

這就是宇稱不守恆突破的困難之所在。要解 θ-τ之謎，第一步就是要丟掉所有過去宇稱守恆的包袱。楊振寧給吳老師信上所謂的“背景”文章，都是累贅，都完全仍然是在“宇稱守恆”這個堡壘裡邊。楊振寧把所有這些包袱集於一身，這樣做下去是一輩子也走不出“宇稱守恆”的堡壘的。這也就是為什麼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告訴我，他剛剛在布魯克海文第一次報告了他的實驗，並講了我在1956年4月上旬做的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楊振寧在場聽了後，公開激烈反對的原因。
事實上，楊振寧在那時候是不認為宇稱可能會不守恆，他也不相信θ和τ會是同一個粒子，在江才健著的《楊振寧傳》裡有這樣一個記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楊振寧和派斯以及惠勒三人從羅徹斯特坐火車回普林斯頓的路上，楊振寧和派斯還各和惠勒賭一塊錢，認為θ和τ不是同一個粒子。結果後來證實θ和τ是同一個粒子，也讓惠勒贏了兩塊錢。”[10]

事隔近半世紀，今日楊振寧還要拿出他1989年給吳大猷老師單方面的私人信件，還要自誇，說在全世界的物理學家中，“只有我（指楊—李注）集此諸背景（宇稱守恆的大累贅—李注）於一身，所以才有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觀念。” [11] 這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6）問： 楊說，1948年底羅森布魯斯（Rosenbluth）和他合作寫關於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那時候您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不過因為您時常來他的辦公室，所以才把您的名字加了上去。楊說，您認為這篇文章是你們三人平等合作寫的。[12] 究竟是誰說得對？

（6）答： 楊振寧的說法，不符合事實，充滿了謊話。這又是他不道德的欺人之談。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領域裡，和其他研究領域一樣，每位合作者對合作發表的文章在學術上一定都要有貢獻，都負有同等的責任，都有同等的權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沒有參加工作的人加進來的。也不是事後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於己欲，可以吞沒其他署名者的貢獻的。

楊振寧毫無事實根據，半世紀後，忽然要硬性地搶奪我在這項工作中的貢獻，這是極為可笑的，也是科學界決不會接受和相信的。

《介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學理論物理研究生時，在我的老師費米教授指導下寫的第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的要點內容是“μ介子的分析”和“費米弱作用的普適性”的討論，1949年初在《物理評論》上發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是我、羅森布魯斯和楊振寧三人一起署名的。

順便講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1947年費米教授發表了兩篇極重要的，關於宇宙線介子（mesotron）的理論分析文章:
《負介子在物質中的衰變》（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負介子在物質中的俘獲》（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證明了當時知道的宇宙線介子，即現在的μ子，當時叫μ介子，沒有強作用（希臘字母的μ是現在英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1947－1948年費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論文的內容是測量μ介子衰變成電子的能量譜的實驗，而我則和斯坦伯格平行地做μ介子衰變和俘獲的理論分析。

羅森布魯斯不是費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用一間辦公室，他隨泰勒（E•Teller）教授作質子的理論研究。每次當斯坦伯格到我的辦公室和我討論他的μ介子實驗時，羅森布魯斯自然也在旁邊。日子一久他也對這項工作產生了興趣，和我一起討論並願意參加我正在做的μ介子理論分析。

楊振寧也不是費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1948年他大部分時間是在艾立遜的高能加速器實驗室做實驗。艾立遜實驗室是在另一個地方。不過因為我和楊振寧在周末和平常有時候吃晚餐時，常在一起。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論工作。那時候楊振寧用加速器做的實驗好像不很成功。他表示也願意參加我和羅森布魯斯一起作的理論分析。當我們的工作在1948年冬完成後，我的同事奧爾（Ore）告訴我，他聽說蒂歐姆諾（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做了和我們類同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學，我隨費米教授做研究生時，每星期費米教授都花半天時間和我一個人單獨討論物理。當然，他對我“μ介子分析”和“費米弱作用普適性”的工作進展是極有興趣的。1948年聖誕節那個星期，當我按例和他進行半天討論的時候，費米教授告訴我他剛收到蒂歐姆諾和惠勒文章的預印本。他又說：你必須趕快把你們的分析寫出來，他（費米）會立即寫封信給惠勒教授，附一份你們（即李、羅森布魯斯和楊）的文章複製本，並告訴惠勒你們的工作在他們（指蒂歐姆諾和惠勒）預印本出來以前已經做完了。所以我立刻起筆寫文章。由於1948年聖誕節－新年假期，羅森布魯斯和楊振寧去美國東部旅遊。我寫完後，只能等他們二位假期後回芝加哥，才能告訴他們費米教授的話，給他們看我已寫好的文稿並略加文字修改後，由我們三人署名，立刻寄出。同時也報告了費米教授。1949年 1月7日《物理評論》收到這篇文章，3月1日發表。

還有些小插曲。蒂歐姆諾和惠勒在1949年發表的文章（Review of Modern Physics，21，144－153）里有一注釋說，“李政道、羅森布魯斯和楊振寧很友好地寄給我們（指蒂歐姆諾和惠勒）一份他們的文章，有同樣的分析”。可見科學界對每個工作的評審是很嚴格的，對已經證明的貢獻是極為尊重的。

費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51]）中有相當部分就是討論我和羅森布魯斯、楊振寧合寫的1949年發表的分析。在那本書中，費米教授很推崇我們這篇文章的貢獻。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楊振寧傳》中，關於“介子相互作用”這篇文章的敘述後，大吃一驚。去問馬歇爾•羅森布魯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對1948年我們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憶是什麼？羅森布魯斯回了兩封信給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羅森布魯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說：
“親愛的T. D. (政道)： 二OO三年二月十四日
關於……論文‘介子與核子和輕粒子的相互作用’（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說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們三個都對這項工作作出了貢獻。
您忠實的
馬歇爾 羅森布魯斯
（簽名）”

他的e-mail說：

“……我記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我只朦朧地記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會面。也許語言的溝通上有問題，但我覺得他對科學問題不太了解。我記得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1948年的合作。當然他所引用的我說的話，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說的是，在1948年，楊是比你和我較為成熟的物理學家。我還告訴他，由於我們對科學的興趣、所走的道路在幾年之後已有所不同，我實際上不能對您和楊整個的工作做出評價。我只能說，你們兩位都極為聰明、同樣受人高度尊敬。
您親愛的
馬歇爾”
很明顯，馬歇爾 • 羅森布魯斯的回憶和我的回憶是一致的，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們三人合作的結果，各有貢獻。楊振寧的敘述是不對的，也是不道德的。
讓我現在分析一下楊振寧最近發表的關於這篇文章的說法：“那時候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為他（指李）時常來我的辦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13]

楊振寧的第一句話是“那時候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雖然是事實，但已有含沙射影傷人之意。可是下面緊接着的一句話“只因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則是徹頭徹尾的謊話。楊振寧當然知道這兩句話是一真一假，而且沒有任何邏輯關係。可是楊振寧將真假兩句強連成一個長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錯覺，企圖用這樣完全不科學，也是絕對不正當的文字遊戲來欺騙讀者。然後，覺得這還不夠，在下面他
再重複一下並加上了最後一句毫無關係，但又是不懷好意的話。

楊振寧加的最後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無關係，也頗令人莫名其妙。楊振寧故意憑空提出1953年有什麼意義？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難道就能說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沒有我的貢獻嗎？

舉一個簡單的比方吧。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進化論（Origin of Species）。這以前達爾文沒有發表過任何生物方面的論文，而這以後，直到1871年，達爾文也沒有再發表過生物方面的論文。（達爾文的Descent of Man（人類的起源）是1871年發表的。）但是，“這以前”和“這以後”，雖然達爾文沒有發表生物方面的論文，那當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達爾文發表進化論的事實。這邏輯是一位小學生都能理解的。現在楊振寧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說法想來否定我對1948年三人合作的貢獻，這是極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難猜測楊振寧憑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是在粒子物理的發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開始使用GeV（十億電子伏特）級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讓我簡單地介紹一下這段歷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紀早期就知道的質子、電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 μ介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線里發現的。因而，1953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線物理是很難分開的。宇宙線來自天體，因而粒子物理和天體物理也是密切相連的。
宇宙線是如何產生的呢？宇宙線的來源是因為星雲之間的流體和星雲之間的磁場組成了一台有如整個星系或整個宇宙那樣極龐大、極龐大的加速器。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將星雲之間的質子加速成高能粒子，然後經過碰撞，產生了π，μ，……等粒子。所以，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論物理學家，也必須精於天體物理、流體物理和磁流體物理。在1953年前，研究這樣巨大領域的創業大師就是我的導師費米教授。1953年以前，費米教授和我對這些領域均做出過貢獻。

楊振寧在天體物理、流體物理和磁流體物理領域裡從來沒有工作過。事實上，楊振寧喜歡的是數學物理，不是粒子物理。當時他就很難了解費米教授和我為什麼對這些領域都會有很大的興趣。其實，在學問的最高層次，所有這些不同名稱的物理，都是同一個物理。而真正物理學家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關的自然現象都歸納成同一組基礎原理，都能融會貫通。這就是物理之精華。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二十世紀的中葉，粒子物理被認為是物理學中精華的精華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國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建成了3.3 GeV的Cosmotron，是當時世界第一台GeV級的高能加速器。從1953年開始，通過人造的高能加速器產生了ρ、φ、∧、∑、Ξ、Ω……種種新粒子。於是，粒子物理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獨立的階段。那時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這新形成的，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關係的粒子物理領域上面。
在1953年之前，不包括和羅森布魯斯及楊振寧合作的那篇文章，我已寫了八篇文章，是在天體物理、流體物理、磁流體物理、固體物理、統計物理等領域，都是相當重要的。1953年Cosmotron建成後，我又寫了兩篇粒子物理的文章，包括盛極一時的李模型。

在1956年關於宇稱不守恆的文章刊載以前，我已經寫了20多篇物理論文，其中一半是在粒子物理（即介子、重子、場論等）領域。那時候，在粒子物理、天體物理、流體物理、固體物理、統計物理各領域裡，我都已做出了基本性的貢獻，其重要性至今如昔，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我在物理界的聲譽早年就已建立，我對全世界物理發展的影響也一直是大家公認的。楊振寧的這些說法是故意製造和加強讀者的錯覺，想用如此低劣的手段，偽造歷史，以假亂真，企圖貶低和吞奪我的工作和貢獻。我相信，讀者是不會被他欺騙的。